以崇德文化引领走出托克维尔怪圈

　　——《旧制度与大革命》文本细读后

　　沈善增

　　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有个强烈的感觉，他所描述的二百多年前大革命爆发前后的法国的社会状况及各种思潮，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社会现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他提出的那个怪圈，“不改革旧制度将难以为继，而改革却可能引发革命”，对当下中国人来说，还好像是千钧一发的巨大的现实危险。真是如此吗？不可避免吗？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次大规模学潮，知道全面动乱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革命”与暴力是怎样的关系，对每个人短短的几十年人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能不能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破”字当头，“立”是否真在其中；故而未免忧心忡忡，甚至谈虎色变。年轻人可能觉得我们暮气沉沉，求稳怕乱，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我对这样的看法表示理解，也真诚的希望他们一辈子轮不上这种被蛇咬的经历。但怕再经历暴力革命、全面内战只是愿望，而“托克维尔怪圈”似乎是他揭示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果真如此，美好的愿望在铁的规律面前是不堪一击的。达摩克利斯剑终究会掉下来，只是迟早而已。也许我们这一代侥幸能在有生之年逃过“大革命”的劫难，但中国的后代人，扩大之，以后的人类，若逃不出这“革命”的魔咒，还是没有什么可庆幸的。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结果因心肌梗塞而猝死，虽类似安乐死，但有什么可庆幸呢？

　　故而，我要感恩老子、孔子、庄子，感恩释迦牟尼佛，感恩耶稣，感恩把人类的精神境界提升到崇德文化、生命哲学高度的古今中外的圣贤、哲人、大善知识。是他们的智慧之光照亮了我的视野，使我能看破笼罩在“托克维尔怪圈”上的浓云迷雾。我是在十多年甄读《老子》《论语》《庄子》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还其本意，与深研佛经的基础上，撰写《崇德说》，构建了崇德文化话语体系。而评析《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我完成《崇德说》后，用崇德文化话语来考察、剖析一些有影响有深度的研究著作的尝试。我采用中国传统的夾批评点的方法来作文本细读，这篇文字是将我的细读所得作一归纳。我的能走出“托克维尔怪圈”的信心，来自对崇德文化这位向导的认识。对我个人来说，这更重要，因为忧患，即使是忧国忧民，也是伤身的，如果变成戾气，伤害更大。而从忧患中超越出来，就转化为慈悲，同体大悲，还是体验到痛楚，但同时能体验到一种解脱的愉悦。如现在，我就体会到类似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愉悦，同时，悲悯托克维尔这样的智者却未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如果他活过来，我很愿意告诉他这一难题的答案，以使他解忧释怀。小老百姓也应该忧国忧民，也可以说不得不忧国忧民，但儒释道的心谛指导我找到了一种不被忧患淹没，超越忧患的方法，因此我高兴，我感恩，也希望与朋友们分享我的经验感受。这就是说，相对我在本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希望大家更重视我的崇德文化立场与运用的求道的思维方法。

　　先来看看什么是我称之为“托克维尔怪圈”的奇怪现象。

　　托克维尔说：“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这种观点使人惊奇，但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

　　如果从消极的方面来读解这些观点，那么，可能得出结论，要避免革命，就要尽可能的遏制或延缓改革。但这样的读解与托克维尔的本意是相反的。

　　托克维尔首先是对法国大革命持颂扬态度的，因为“在18世纪欧洲政体到处濒临崩溃……在一切地方都能见到旧政体的老化，甚至衰败”。“的确，它（法国大革命）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如果不改革旧制度也必将坍塌”，与“开始改革却往往引发革命”，合起来才是“托克维尔怪圈”。

　　但托克维尔揭示这个怪圈的目的，却是不希望法国在大革命以后又反反复复的“革命”、“起义”。他本人也亲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1792年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1793年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1830年的“七月革命”与1848年的“二月革命”。他对后来的“革命”“起义”还是抱同情的态度，但并不赞成，主要还不是因为“革命”的破坏性，而是因为他看到“革命”不能解决它本来要解决的问题，付出了社会动荡、牺牲了许许多多无辜生命的巨大代价，却得到换汤不换药的后果。“革命”在目标与思路上错了，也许要达到建立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目标，根本就不能用“革命”的方式。因此，他以“使人惊讶”的“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的事实，来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

　　他反思的结果是，促使大革命这种激烈的形式在法国首先爆发的原因，是法国到波旁王朝，已实行了较为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他说：“从前，当法国还有政治议会时，我听一位演说家谈论中央集权制，他说道：‘这是法国革命的杰出成就，为欧洲所艳羡。’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在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但从他的论述可以知道，正因为保留了这“唯一部分”，所以他对“大革命所创建的社会”就很有保留。尽管他很明白王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与革命后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帝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有区别的，但实际上他是认为只要是中央集权制度，就有共同的不能克服的弊病。

　　这个弊病是什么呢？

　　就是使人们彼此“隔离”而又“相似”。

　　所谓“隔离”，就是人们围绕不同的利益目标组成了一个个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不同利益需求而进行博弈，彼此是对抗还是联合，也根据利益需求来作出选择。就像《庄子》说的：“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所谓“相似”，人都变成了利益人，人际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不同的是，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破坏”与“撕去”早在欧洲中世纪王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时就开始了，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后只是延续了这一进程。从历史事实来看，托克维尔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独法国，中国也一样，秦皇朝开始改革政体，变封建制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就是要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一个准军事化的社会，或者说，是以军事化的垂直领导来管理的社会。只是中国社会的团体不是利益团体，而是与居住地紧密联系的保甲。但管仲制定的民兵制度，商鞅与战国法家制定的连坐制度，就把保甲变成了利益团体（从惩罚方面来建立共同利益或曰负利益，这可能是中国特色或中国发明）。

　　在法国，利益团体趋同，逐渐形成集团，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阶级。因此，法国大革命在文化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贡献了“阶级”这一话语。“阶级”从议会的三个等级演变而来，但就像蝌蚪变成了青蛙，不可同日而语。法国大革命使“阶级”话语、“阶级”力量为世人瞩目，从此，“阶级”意识觉醒，“阶级”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可以说，在意识形态上，或者说在显意识里，是法国大革命后人类才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以前的阶级社会，是学者根据“阶级”的话语去追认的。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必然是你少我多，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这不仅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不能大家都敞开肚皮吃大锅饭，只能一部分先富起来；更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人以在与他人竞争、斗争中获胜来建立其价值。没有人性，只有阶级性，没有博爱，只有阶级友爱，个人的价值由阶级来给予评价。即使扩大至国家评价、社会评价、民族评价，乃至人类评价，这里的“国家”“社会”“民族”乃至“人类”还是从利益团体角度去定义的。国家、社会、民族、人类之所以给予你正面的评价，就因为你对之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评价的高低以你的贡献大小而定。没有贡献就无所谓评价，佛教中叫“无记”。造成破坏就给予负面评价。利益还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

　　正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在把整个社会改造成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构成的“阶级社会”这样一个观念社会方面居功甚伟，所以托克维尔对之视为毒草之根。但因为法国与欧洲的政治家与学者都把中央集权制度视为大革命的成果，表示“艳羡”，所以旧贵族出身的他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批判吞吞吐吐，进两步退一步。而且有意把王权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密切挂钩，避不讨论大革命后的中央集权制度与王权中央集权制度的异同，却以中央集权制度是造成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来暗示它有致命弱点，不应被大革命后的政体保留，可谓用心良苦。又因为经济学派竭力主张中央集权制度，把中国的皇权中央集权政府作为理想的模式，所以，他把中国皇朝也狠贬了一通，还提出现代理想的政治制度，也就是革命的目标，第一要义不是保障“平等”，而是保障“自由”。“自由”高于“平等”。基于此，他提出了要防止“民主”变为“大多数人的暴政”：“众所周知，民主就是多数人对国家的统治。我们可以确信，一个民主政府是绝对不会缺乏财力和物力的，恰恰相反，民主政府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对财力和人力的滥用。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漠视，造成大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大多数拥有立法上的无限权威。如果让这个权利发展到极端，可以想象，社会中的少数人会被迫通过武力来推翻大多数人的统治。”

　　应该说，托克维尔提出的这些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的，客观的，富有远见的，远高于一般的相关研究著作的水准。正因为如此，对他的理论的欠缺必须要认真的加以剖析，否则就落在托克维尔怪圈中无法走出来，因为他提出的走出怪圈的路线实际也是死胡同。他的欠缺就在于他终究还在崇力文化的语境中，故此不识庐山真面目，遑论走出来。

　　首先中央集权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哪个高明的统治者的发明创造，也不是哪个贪婪的独裁者的心血来潮。在法国，是制造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实力增强，因而对外扩张的需要。从托克维尔列举的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中央集权是为了集中征税，而税种中最主要的是军役税。在中国，是秦朝建立后，对内，压制、奴役并吞占领的六国民众的需要；对外，抵御四邻游牧民族，特别是匈奴入侵的需要。

　　因历史的需要而生，只要这个条件不消失，这个产物就会存在下去。波旁王朝被推翻了，中央集权制度却被革命后的政府利用，因为法国还要打仗，还要扩张，统治者还要以扩张的业绩来向民众证明其价值，取得民众的拥护。拿破仑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秦皇朝很短命，但中央集权制度相当长命，“百代都行秦政法”，因为中国自古至今一直受到周围强邻异族的入侵威胁，鸦片战争以后，更是受到世界列强瓜分的威胁。即使现在强大了，中国继承历史传统，不称霸，但“吃了端午粽，棉衣不可松”，“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央集权制度还是不能削弱。

　　但中央集权制度是否一定导致专制呢？或者说中央集权制度的副产品必然是使国人“隔离”而“相似”，变成“利益人”“斗争动物”“逆水之舟”呢？

　　这就是我与托克维尔的分歧所在。

　　我的回答是，不一定是这样，甚至是一定不能这样。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拙著《崇德说》中一些有关的观点。

　　人类之所以选择社会化生活，是因为社会化生活可以使其成员平均利益最大化，平均承担的风险最小化。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也可以说寻食方式是渔猎，后来因为自然条件的不同，发展出农耕与游牧两大类型，从而产生农耕文化与游牧类型（包括商旅、殖民、海盗等）文化。游牧类型文化以迁徙为特性，迁徙不免同原住民或其他迁徙部落发生战争，所以生活是以战争为常态，因而这种文化也可以说是武士文化。这样看，就不难理解欧洲中世纪为什么盛行骑士精神。欧洲的贵族几乎都是武士出身。因此托克维尔说到法国的贵族不愿留在乡下经营管理他的领地，这与他们的“血统”有关。游牧类型文化以团队与集团为社会的细胞与系统，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以契约来约束。团队都是围绕一个功利目标组成的，完成了这个功利目标，除非提出新的功利目标，不然团队就得解散。因此，短时间的高效的完成功利目标是团队的追求，追求“强”就积淀为游牧类型社会人群的集体无意识。故而他们崇拜英雄，英雄就是团队的指挥官，需要足智多谋、身先士卒。形象的说，游牧类型文化是好打仗文化。

　　托克维尔在书中这样描述法国民族的特性：“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逊，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贴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

　　对比一下《崇德说》从逻辑上对游牧民族的特性的演绎，法国民族不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吗？那些托克维尔认为矛盾的“性格”，用游牧类型文化来解释，不是很自然吗？倘若托克维尔研究过其他的游牧民族的特性，如犹太人、吉普赛人，也应该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有游牧类型文化的基础，中央集权制度导致社会成员的“隔离”与“相似”，导致小团体趋同为阶级，导致阶级的严重对立与斗争，导致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合法斗争都此起彼伏，永无休止，不到一方完全失败或两败俱伤不会收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双方的和解只是暂时的，这些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托克维尔不知道游牧类型文化之外还有农耕文化这一大类型，或者是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局限，使他对经济学派推崇的中国的皇朝政治制度不屑一顾，因此，他错过了从他自己设置的怪圈里走出来的机会，带着对法国与人类未来的无穷忧虑离开世界。

　　从本质上说，农耕文化要比游牧文化优越，因为农耕文化是过日子文化，人类终究要好好过日子而不是到战场上去建功立业，故此，过日子文化要优于好打仗文化。而且，能够发展出种植业，自然条件相对游牧民族生活地区要好，这样，人们也有空闲的时间来吃喝玩乐，发展文学、艺术、哲学等供品赏享受的物质与精神产品，这也是创造出优越文化的一个条件。农耕民族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时间久了，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亲友关系，因此，农耕社会是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的细胞与系统，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仪来规范。家庭、家族是要一辈子生活其中的，家庭的解体对家庭成员来说总是最大的痛苦，因此，如同个人的生命一样，最高的价值就是“久”，对组成家庭的新婚夫妇的贺词是“白首偕老”，而不会是“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对家族来说，还重传统、重传承、重守成，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不是像游牧类型民族的文化心理，求新、求变，重开拓。农耕文化推崇圣人，圣人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协调人，仲裁人。不要求圣人能力很强，有时能力太强，刚愎自用，反会坏事，而要求他公平公正，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各种诉求，以仁爱之心对各种人事作同情的理解，以帮助尽可能多的人依照自己的天性去实现人生理想为自己的理想，这就是有德的圣人。

　　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所以尽管从春秋时期的法家（如管仲、子产等）开始，就有把社会改造成利益团体组合的思路，到战国年代，战争成为常态，和平的日子变成两次战争间短暂的间隙，富国强兵成为各诸侯国的第一要务，崇力文化逐渐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然而一旦天下一统，民心马上要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过“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太平日子。秦皇朝的迅速覆灭，不是因为它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是它的苛政，也就是它太折腾。把六国的民众不当人，当奴隶随意调遣去服劳役；把六国十二万贵族豪富强迁到咸阳，就是剥夺了这些人的财产与荣誉、地位，割断了他们与乡土、家族的血脉联系。这些都是不让人活，所以有人振臂一呼，大众就揭竿而起，拼死一搏，不是受什么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所鼓动。代秦的汉朝，吸取秦苛政的教训，与民休息，汉初行黄老之术，国力强盛后，汉武帝独尊儒术，但都离不开以民间社会的家族制为中央政权的基础。

　　汉代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以孝治天下”，一直延续到清代。推翻帝制以后，这个理念作为皇权社会的虚伪宣传自然被淘汰了，在历史书里只是以嘲讽的口气被提起，一百多年来几乎没人知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以孝治天下”是《孝经》里记载孔子的话：“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於鳏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以今人对“孝”的理解，“孝”是孝敬、孝顺，对父母无条件的顺从与侍奉，那么这段话就不知所云。其实，在周代，“孝”首先是使家族的事业能得以延续。家族事业的延续，就要得到与其事业有关的其他家族、其他人的衷心的支持与拥护。就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对农耕社会“以孝治天下”精神相当精确的描述。但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将这些情感从他们（法国人）心中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也几乎无法理解它”，对法国人可能如此，对中国人则不然。尽管现在有些人从理论上对“我把党来比母亲”很不以为然，但仔细考察中国人的情感，包括这些人对一些他崇拜的政治人物的情感，还是自觉不自觉把他服膺的政治人物当父母来崇拜。或者说，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第一是父母，父母简直可以作为偶像的代称。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话语在集体无意识里的积淀。

　　从政治上说，“以孝治天下”把中央集权制度与地方基层的家族自治成功的结合起来了，使中国有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唐（公元618—907年）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2年）这四个存续二百年以上的朝代，共1254年，占从秦朝开始的宗法制集权社会的二分之一以上。这种结合，就避免或遏制了中央集权制度使社会成员“隔离”与“相似”，造成一个个团体、等级、阶级的弊病，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家国”——“国家”概念。“国”不仅是块土地，而且是个大家庭——大家族。这对中国人是很自然的，自然到天经地义、熟视无睹的地步，很少有中国人会想到，西方的“国”的概念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古书中描述“国”是这样形成的：“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氏族部落），聚家而为国（邦国，氏族部落联盟），聚国以为天下（氏族部落联盟组成的邦联）”（《六韬》），“国（天下）”的形成，是“家（家族、氏族）”的自愿的结合。而历史上西方的“国”大多是一支军队武力占领一块土地后建立的行政机构（政权），这一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向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征税与以其它强制手段掠取财富。

　　秦皇朝的建立与西方建“国”方式相同，这与秦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具游牧民族特征的国度有密切关系（战国的另一个具游牧民族特征的国度是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战国初期的首屈一指的强国，以后的“合纵连横”就围绕赵国与秦国两个轴心展开。还有可以算半个游牧国度的是燕国，所以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不是凭“弔民伐罪”的大义名份，而完全是凭实力问鼎天下。所以，虽然也经过了春秋战国的几百年的酝酿，也有了为之服务的话语（荀卿的“法后王”“反天命”“性本恶”与韩非的以利治国、驭臣，“赏罚者，邦之利器也”等等），但终究是撄了农耕社会的民心，故应了《老子》的预言：“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春秋左传》）

　　汉代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基层家族自治的政治制度，又恢复到家国社会的体制，从此，“国家”在汉语中就成为一个很自然的概念。后来受汉文化影响的亚洲某些地区也建立了这样的“国家”，即使进入到现代社会。像日本，议员的世袭现象就十分普遍。

　　其实，进入到长期和平的环境，过日子文化必然会成为主流文化，家族观念就会自然增强，美国也出现了肯尼迪、布什这样的政治家族，像洛克菲勒、福特这样的家族财团就更多了。家族因为以亲情为人际关系为纽带，所以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比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的团体、集团强得多。

　　近期的一个例子，2010年日本丰田汽车遭遇质量危机，在全球招回的问题汽车总量超过上一年2009年的全球销售总量。面对这样的灭顶之灾，丰田公司高层在内部大打“人情牌”。2月24日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在美国国会作证结束数小时后，即到美全国新闻俱乐部会见丰田汽车公司在华盛顿的员工。他站在一个写有丰田公司名字的巨大显示器下，面对欢呼的员工，潸然泪下，说：“在听证会上，我并不孤独。我在北美，全球的同事都与我在一起。”3月5日，在丰田汽车公司总部召开的“丰田再出发紧急大会”上，又动员全公司员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这种做法，在美国公司是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公司与员工（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就是雇佣关系，除了利益回报，对公司没有什么认同感、归属感，公司也不能要求员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在家族式企业（不是“家族企业”）里就不同了，这变成了企业度过难关的上策。中国曾经有过美国式（我称之为“团队式”）与日本式（我称之为“家族式”）企业管理的差异与优劣的讨论。我现在看来，这两种管理模式的正是崇力文化（其基础为游牧类型文化）与崇德文化（其基础为农耕文化）的管理模式的代表。两种模式都因现实的需求而生，都是合理的，都有所长所短。从效率来说，或许是团队式更强；从生存来说，则应该是家族式更久。

　　扩大至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在西方团队式文化的背景里，“工人无祖国”能得到认同，因为工人无祖国（家园、家邦），但有阶级。而在中国，就一定是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发动推翻清朝的革命，借用的是反元朝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救亡”一直是第一主题，“爱国”一直是得到最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价值准则，“大敌当前，一致对外”，“保家卫国”，“守土有责”一直是最能动员民众参与的口号。这是因为“家国”——“国家”观念（祖国就是大家庭，“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亲人、“同胞”）已经积淀在中国人的骨髓里。人，作为社会动物、文化动物，他的价值一定是社会价值——由社会来定义的价值，所以，他一定要有归属感。法国大革命后，西方人的归属或许是“团队”与“团队”的扩大——“阶级”，而中国人的归属其实一直还是“家”与“家”的扩大——“国家”。

　　相对而言，“家”与“国家”是先天的，合乎自然的，而“团体”与“阶级”是后天的，制造出来的，生硬的。因此，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学艺术，出现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这思潮的特点就是荒诞感、飘泊感与疏离（就是托克维尔说的“隔离”）感。这种“现代感”的产生，正是因为失去了人的自然归依处“家”（家庭、家族、家园）。中国的儒释道，对修行之道的概括都是一致的：“后天返先天”。西方现代哲学的先行者，文化符号学的开山鼻祖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代表著作《人论》中说，人是文化动物，人能创造文化，但又受制于文化，人不能把握一个现实世界，只能把握一个由文化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但人能自觉转变或会不自觉的改变观念，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观念一变，世界就变。

　　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自觉的转变观念，把错误的观念转变为正确的观念。衡量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准，就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东方生命哲学认为，合乎“人”的天性的生存发展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因此，转变观念的正确道路就是“后天返先天”。从政治体制来说，就是从“团队式”返回到“家庭式”。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是消亡了，但没有说家庭要消亡。相反，指出“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是资产阶级的一大罪过。今人也无法预判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家庭是否消亡，或者是否会改变形式。（恩格斯定义“家庭”是私有制的开始，因为它是生产与计算财富的基本单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还是存在，财富不必计算，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否还存在呢？）这种讨论也没有意义。需要讨论是，宣布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继续搞“阶级斗争为纲”呢，还是把整个社会建设成为以亲情为纽带的“大家庭”式的和谐社会。共和国成立以后，政策上的成功与错误，都与这个理论问题密切有关。即此也可以看到以崇德文化的和谐理念来指导政治体制改革与调整政策的重要性。如果政治体制不是有利于抑制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产生，而仅仅是有利于GDP的增长，就不能说是好的政治体制，就要改革，或者说，不能朝那个以“解放生产力”为幌子实质扩大两极分化的方向改革。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改革确实有保护、巩固经济改革成果的任务，但经济改革的成果还不仅仅是高增长，而是让老百姓共同富裕，分享收益，过上好日子。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用“过日子文化”这把尺来量，才能量准确。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回到本文开始，当下中国人为什么看到托克维尔描述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与眼前的现实颇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是像当时的法国人那样被激发起革命热情，而是引起对动乱的恐惧呢？即使是鼓吹“革命”的人，也不忘说革命不一定会引起全面的动乱；或者说，要避免革命引起的全面动荡，那执政者就要抓紧最后机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免蹈慈禧覆辙；或者变相承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反正绕不过“动乱”这个敏感词。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太久，因亲身经历对此有切肤之痛的一代人大多还活着，这是一个原因，但更因为中国人潜意识里真把“国”当成“家”，哪怕已移民海外，加入了他国的国籍，宣誓效忠入籍的国家，心目中还是把中国认为是他的“国家”——“家国”，因为中国还是他的父母之邦，中国人还是他的同胞，他的亲友还大多在中国的土地上。家里矛盾再大，再穷再苦，受到外部压力再大，第一还是要维持这个家的存在，不能拆散，“子不嫌母丑”，甚至“家丑不可外扬”，受父母不合情合理的责罚也不生嗔恨不记仇。这在西方人可能觉得很不合理性，在中国人觉得很自然，很合乎人性，这就是以“利益”与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纽带的区别。

　　如果对一个中国人说，当下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接受了西方“唯利益”的价值观的结果，这观点他是很容易接受的。譬如，现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很突出，还有更趋严重的倾向，究其实是因为一百多年来对人的价值的评价已经由“家”（家庭、家族）转为“社会”。“家”的评价是充满温情与理解的。孔子说，理想的执政者应该是“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但如果做不到这样完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那么，与其选择像父亲那样“尊而不亲”，宁可像母亲那样“亲而不尊”。男主外，父之亲子“尊而不亲”，严父，是外部的社会竞争的需要，是“社会”评价；母之亲子的“亲而不尊”，是适应子的内心的健康成长的需要，是“家”（家庭、家族）的评价。

　　“尊而不亲”与“亲而不尊”类似弗洛伊德说的“超我”、“前意识”，都对一个社会人形成价值观（自我、理性的价值观）有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中国长期的成熟的农耕社会与孔子倡导的“亲而不尊”的崇德文化价值观，已经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对“尊而不亲”的崇力文化价值观很不适应。过去，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只要是个老实本分的人，就能得到家庭、家族、亲朋好友、邻里同事，有关人群的积极评价，他就能心安理得的活着，很有幸福感。做官衣锦还乡，固然光耀门庭，但如果是千夫所指的贪官、奸臣，却反而更是家族的耻辱。“人于宋后羞称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而现在却流行“良心卖几个钱一斤？”“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的话语，人的道德品质已不最重要，“成功”才最重要，成功人士就是好人，就受人尊敬。因此，对中国青少年来说，无论是出身豪门还是寒第，他们都觉得童年，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安全、温暖与可以任性所为，是人生最快乐的日子。上学了，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开始苦了；以后踏出校门，进入职场，无不处身在激烈竞争、斗争之中，包括谈情说爱、结婚生子，直教人心劳神疲，只觉得更苦，想象明天只有恐惧感。如果在城里做个普通工人、外来打工者，在农村做个普通的农民，就可能讨不了娘子，还一辈子被人看不起，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那就使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人活下去是需要理由的，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他觉得明天可能会更好。他内心找不到这样的理由，就可能以精神疾患（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疾患就是对现实的逃避）与自杀、报复社会等来挣脱生存困境。

　　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条件与现代社会不能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也是长期存在，一遇大灾荒，甚至易子而食，纪晓岚在乾隆盛世，就亲见亲闻售卖人肉；但社会上的精神雾霾，个人的病态人格，却远没有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来得严重，为什么？就是有“亲而不尊”政治话语，与由此建立起儒释道的宗教观，有崇德文化的价值体系。这些都是托克维尔所不知道的，以他的智慧也难以觉悟到的。“人只能把握一个由文化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而正是这个观念世界、话语体系，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最长、人口最多、思想文化最悠久，至今仍充满青春活力与凤凰涅槃的再生能力的古老民族。

　　我们亲身经历“文革”，不堪回首这一场梦魇，故而也对“革命”深为反感、恐惧，但现在有些文革中还是幼儿，乃至在文革结束后出生的中青年，却把那一段岁月美化为理想世界，或者说，他们能憧憬的理想乡就是那个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在悟到“崇德文化”理念之后，这个“反常”现象就有解了。他们怀念的都与“家庭式”文化有关。建国后，有许多“家庭式”文化建设，是以“政治思想工作”名义搞起来的。企业提倡“爱厂如家”，也把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部包了下来，还有子女的看病劳保，大企业还有托儿所、职工子弟学校等，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关心解决职工与其家庭的困难，进行困难补助。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解决职工的心理情绪问题，这是车间主任、生产小组长、工会干部与基层普通党员的重要任务，遑论党的领导干部。企业还经常举行职工的联谊、联欢活动，职工子女也可以参加。我与弟妹经常去参加母亲店里的活动，是我们童年的一大娱乐活动，至今还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使我们单亲清贫家庭的孩子感到大家庭的温暖。因此，我今天走进母亲曾经供职的“上海图书城”（那时的店名“上海旧书店”，与“上海古籍书店”、“荣宝斋”——后改名“朵云轩”属一个小系统），还有特别的亲切感。再望前推，之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军队能一夜之间把俘虏兵变成部队骨干，上阵与国民党军队对垒、死拼，部队这种“家庭式”的文化氛围是个重要原因。中国有句古话：“上阵父子兵”，就是说官兵关系如像父子，就宁为玉碎，不可战胜。秦汉之间的齐国田横五百壮士，就是典型的事例。人民群众也把解放军称之为“子弟兵”，给这支军队以无私的全力的支持。“五四”以来，受西方崇力文化话语影响，在显话语层面上对“家庭式”文化（族权、夫权）进行严厉的批判、摧毁，但实际赢得“革命”的胜利，还是靠融入“革命”话语中的以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式”文化。现在有人说共产党赢得政权是靠“洗脑”的结果。错了，不是“洗脑”，而是“交心”。这就像托克维尔说的：“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而蒋介石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他至死没有明白这一点。故此，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忠心奉行“三民主义”，身体力行的倡导“新生活运动”，每天诵读《荒漠甘泉》，记日记检点言行，不断忏悔，又与军阀张学良、冯玉祥等拜了把兄弟，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有绝对的威信，请德国军事专家来训练现代化军队，又装备了美国最先进的武器，怎么在战场上一败再败，一败涂地，而且众叛亲离。连最信赖的陈布雷也以自杀弃他而去？皆因他迷信以权威身份“洗脑”，而不知以家长情怀“交心”。

　　在当今的语境下，建设“家庭式”文化，要回到民国以前的状况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但八十年代后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由，把建国以后的“以厂为家”的话语与制度一并抛弃，是不免有“倒洗澡水把婴儿一起倒掉之嫌”的。企业改革，是从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开始的，但现在有多少企业还坚持这一制度？二十年前，我到上海建筑工程材料公司采访，听到当时公司党委立下一条规矩，不能以职务称呼干部，更不能称领导干部为老板。他们公司就是靠浓厚的大家庭文化氛围，提高凝聚力，增强竞争力。有跳槽到收入更高、福利待遇更好的单位的员工，因为怀恋老单位的“人情味”，几个月后又主动要求回来。不知道这个公司现在是否还保持着这一“传统”，但如果也丢弃了，可以肯定，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会更高，只有降低。

　　因此，改革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进、发展，必须先弄清楚原有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需要改善的，什么是需要革除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不是他山之石都可以攻玉，更不是以他山之石代替自山之玉，弃自山之玉，去求他山之石。“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需要十分紧迫，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巡视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江泽民同志也说，“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现在是到了总结经验教训，以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了。这就需要话语的自觉，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对一些理念、原则、经验进行分析、评判，选择适合国情、民族性与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普世价值的理论、话语。话语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核心，有了“文化自觉”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一个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民族，前途是无可限量的，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人类，就一定会走出“不改革旧制度将难以为继，而改革却可能引发革命”的托克维尔怪圈。

　　在当今世界崇力文化已走上绝路，“趋同—崩塌”，造成了积重难返的危机，亟需崇德文化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来济时救世。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更觉得把崇德文化的先进理念发掘、发扬，与全人类分享，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这几代中国人的光荣与责任。

　　中华崇德文化，有解决现代困境（包括托克维尔怪圈）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只能是抛砖引玉。最后，略改曾使少年时代的我心潮澎湃因而也念念不忘的长诗《雷锋之歌》的开头，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假如现在呵，/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呵，/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呵，/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哪条道路呵/能引我走上/最幸福的人生？/面对整个世界，/我在注视。/从过去，到未来，/我在倾听……/让我一千次选择：/是你，/还是你呵/——中国！/让我一万次寻找：/是你，/只有你呵/——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