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本序二

　　制度改革與民族重塑

　　鄭湧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成績，即便是擠掉種種水分、打掉諸多折扣之後，也還是很大的。特別是體現在經濟的發展方面；人民的生活水準以及自由的程度，也比改革開放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不過與此同時，在我們實際生活裡，三聚氰胺、染色饅頭、地溝油之類惡性事件層出不窮，貧富懸殊、人際疏離、信任危機、貪污腐敗、恐怖襲擊、假冒偽劣而不惜謀財害命等等日益嚴重，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生態失衡的種種問題也接踵而來。

　　因此，人們呼籲改革的繼續和深入，要求把改革從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特別是提出了：要對“舊制度”進行改革。

　　正是在這樣一種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引起了國人的注意。這種注意的焦點，沈善增先生認為是：托克維爾提出的那個怪圈“不改革舊制度將難以為繼，而改革卻又可能引發革命”。

　　當前，中國正要開始深入到政治改革的時候，人們不由得疑慮乃至擔心：會不會因此而進入那種托克維爾所說的“最危險的時刻”？會不會因進一步的改革而引發革命？沈善增指出：如果從消極的方面來讀解這些觀點，那麼，可能得出結論，要避免革命，就要盡可能的遏制或延緩改革。但這樣的讀解與托克維爾的本意是相反的。

　　沈善增先生還質疑：中央集權制度是否一定導致專制呢？或者說中央集權制度的副產品必然是使國人“隔離”而“相似”，變成“利益人”“鬥爭動物”“逆水之舟”呢？他認為：不一定是這樣，甚至是一定不能這樣。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答案，是依據他的《崇德說》，那種“過日子文化”，那種中國獨特的“家國”——“國家”概念（“國”不僅是塊土地，而且是個大家庭——大家族）。

　　是耶？非耶？我希望大家不妨讀一讀沈善增先生此著，必有得益，也會得出自己的結論。沈善增試圖立足于中國的現實、找准現實中的問題、結合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來對法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進行解讀，這是很值得肯定的，也是應該提倡的。特別是思想文化傳統，涉及到一個民族的根性，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和發揚光大。接著這個思路，就他所涉及的中央集權和專制問題，以及民族重塑問題，我也談點看法：

　　為了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讓世界變好一點，政治制度的改革是重要的，必須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不少人認為就是“反對專制”。但是，究竟什麼是“專制”？如何“反專制”？也有人這樣認為：

　　一，“專制”並非任何時候都是反動的、都是壞東西。據李零考證，“當年的走向帝國和近代的走向共和,同樣是歷史上的革命。”甚至，他還認為：“我們和西方走上的是同一條路。”

　　二，“反專制”，不能以美國為榜樣。李零指出：“美國說的反專制，其概念並不是歐洲歷史上的專制主義，也不是18世紀的絕對主義”，“甚至也不是法西斯主義”，“非西方國家的專制，它也未必反。反不反，全看聽話不聽話。”“它要反的是共產主義和伊斯蘭世界的反美活動。”

　　在西方人眼裡，“大必專制”，非把大中國拆散了不可！可他們所謂的“大必專制”，是就中國而言。他們自己再大，資本帝國全球化，再大也不專制。

　　反對專制、走向共和，即使從辛亥革命算起，在中國也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一波三折，走走停停，進一步退兩步，走得非常艱難困苦。然而，這是一條中國人要走的路，解決的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還得靠自己去解決，別人幫不上太大的忙。

　　“反專制”的問題，我就講這麼多。

　　關於民族重塑。中國的問題日益嚴重，惡性事件愈演愈烈，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涉及行業眾多，關聯人群廣泛；並且，往往並非由於政治的強制，而是這些人的自覺所為，他們自身趨利的惡性發展以至於去做謀財害命的事情。這就超越了制度的界域，也不能僅從政治方面找原因。就其廣泛性而言，可以說這是一種民族性的問題，是民族的墮落和犯罪！確切地說，是此時段的民族性墮落和犯罪。

　　說到犯罪，人們習慣把它歸咎於“一小撮”。例如，日本的侵華，常常被說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罪惡，而與日本人民無關。似乎民族不可能犯罪。其實，人民、民族也會犯罪！侵華，就是日本民族之罪！中國的三聚氰胺、染色饅頭、地溝油、販賣人體器官之類那麼多的謀財害命事件，那麼多的人趨之若鶩，這就不是個別人的問題了，也不只是某群人的問題了，可以說是民族性的罪惡！

　　一犯錯、一犯罪，人有一種本能性的推諉、逃避責任。即便是偉大的民族，也會推卸責任。然而，無論是誰，不認真自省、自救，而是一味地推卸責任，就會使自己陷入險境而不能自拔。一個民族，即便是那些偉大的民族，常常也會作出一些自作聰明而實際上對自己產生著毀滅性後果的事情，從而自己把自己推上絕路。在這個時候，生命力弱的民族，如果沒有外力的救助，終因無力自救而滅亡。而那些生命力強的民族，會覺醒，會著手重塑自身。人們就是在這樣一種的不斷重塑自身中，修正自己、改造自己、發展自己。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所以，重要的是：對於這樣一種民族性的墮落、罪惡，不是去推諉、怨天尤人；而是去自省，並儘快從中走出來。這就需要有一種視角、視域的轉換，轉向自身、轉向每一個人的內心、精神世界。

　　除了習慣於推卸責任之外，通常人們也不知道或不願意、不能自覺地當下“從自己做起”；所以，才有了佛。佛，就是為人們樹立的一個自覺地當下“從自己做起”的榜樣。正如《金剛經》所述：到了要吃飯的時間，佛就親自帶頭，“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凡事，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由此還可以看出，佛要人們做的事情，並不是那些不可企及、高不可攀的豐功偉業，而只是再普通、再平常不過的凡人小事。

　　其實呢，腳踏實地，把每一件凡人小事做好了，就是不凡！就是豐功偉業！試想：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親自動手、辛勤勞動、靠自己的雙手吃飯，那還會有貪污腐敗、強取豪奪嗎？還會有三聚氰胺、染色饅頭、地溝油、劣質汽油嗎？造就一個潔淨、健康的社會環境，豈不就是豐功偉業？！

　　改變社會現實，改變中國，乃至改變世界，要從改變自己、從這些凡人小事開始。就讓我們以此來重塑自身、重塑中華民

　　作者簡介：

　　鄭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我國著名的解釋學專家，是德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Ｈ.-G.伽達默爾唯一的一位中國學生，已出版專著有《馬克思美學思想論集》、《批判哲學與解釋哲學》、《韋伯》、《道，行之而成》和譯著《美的現實性》。尤其他的《讀法和活法》──壇經的哲學解讀一書，在學術界有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