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健康经济”话语的基本条件

　　建设“健康经济”话语的基本的条件，就是先要界定清楚几个基本概念。

　　一，消费：

　　按照传统的观念，对消费的定义，消费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但消费耗费物质资源，而不是创造物质财富，因此是需要加以限制的需求。这种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里，可以说是共同的。过度消费，奢侈淫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西方传统经济学进而认为，生产决定消费，生产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因此经济学的任务是有效的发展生产，达到提高社会消费水平的目的。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幸福指数也就提高了。因此，是生产决定了人的生活幸福。发展生产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可以说是唯一的有效手段。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受其影响。但马克思引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来观照分析“生产”，指出决定生产发展水平的二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分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两方面，“生产关系”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发展与实现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直接挂上了钩，这就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称之为是“科学”的，而有别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因为马克思用逻辑（科学）证明了理想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为逻辑证明提供依据的就是他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其中吸取了法国大革命提供的“阶级斗争”理念，与黑格尔的“主奴斗争”历史哲学。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里，消费处于很不重要的地位，未对之加以深入研究。在论述“劳动力”时谈到了“消费”，消费只是再生产劳动力（也就是使打工的能活下去，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力）的物质条件，其中包括培养脑力劳动者与高级技工的教育消费。虽然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提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但这“需”是精神需求，还不是物质消费享受。物质消费在包括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里，都是要抑制的欲望（物欲），这一点与各种宗教理论是一致的，而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正相反。自由资本主义，在哲学上是“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天生自由的，这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在经济理论上是使私欲合法化，以“欲望”偷换“人性”，在经济策略上是推行消费主义，拜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道德”的经济学，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可以说是“欲望”的经济学。从历史角度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的低级阶段，那个时代，资本主义以它的残酷性、疯狂性来杀开一条血路。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环境污染也非常严重，工人和农民（还不算那些农奴、黑奴）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求生存、能糊口、不失业、有最低的劳动保障，对底层百姓来说是第一位。因此，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能满足温饱，已经是相当理想的了，各种社会主义争取的就是这样的理想社会而不得。马克思只是指出，这样的社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通过工人的合法斗争来争取民主权利，或者通过暴力斗争来武装夺取政权，是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但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理想社会，只有实现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也就消除了逐利的价值观，才是理想社会。这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这是现实存在过的，而不是乌托邦）是相吻合的，也与佛教中阎浮提（可视为地球）形成初期人寿八万岁时代，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相似。因此，是人类共同的理想社会，一种关于社会形态的普世价值。

　　正因为这种普世价值是针对在当时被认为是神圣的完美的终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来的，所以是激烈批判逐利型的普世价值观。而物质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重要作用是用来标志消费者的身价。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否定（并没有彻底否定）了贵族（血统）的等级制度，但建立了金钱等级制度，有钱就有地位，钱越多地位越高。钱可以继承，因此社会地位一样可以像贵族一样继承。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贬抑物质消费，只把它定义为“劳动力的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苏联在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中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把物质消费与意识形态紧密挂起钩来。由苏共的宣传部门领导，规定什么样的生活消费品与文化消费品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上世纪七十年代翻译进来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就写到苏联青年热衷西方的轻工业制品，喜欢爵士乐，跳黑灯舞，看好莱坞电影，作者为此非常担忧。后来的苏联解体，似乎印证了他的“文化侵略”“和平演变”的预言。但从今天来看，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人为的使消费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抑制了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而消费实际是资金列车的火车头。

　　但反过来，虽然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期以后，在拉动消费，刺激生产上作足文章，也取得了巨额利润；虽然他们已认识到市场需求（就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消费；但是由大规模机器生产取得高利润（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又称之为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思维定式，与从游牧文化中继承下来的“逐水草而生”“资源就是经济命脉”之类理念，以及扩张、掠夺的“传统”思路，使他们深陷在“规模生产、垄断经营”的模式里拔不出来，还误认为这是经济体（国家、企业）的发展方向，趋同—崩塌，结果加剧了危机。

　　因此，作为建设“健康经济”话语的基本条件，先要弄清楚“消费”这个概念。

　　二，“生存消费”与“观念消费”，及“文化经济学”。

　　我在《当缪斯伸出金手指》（长篇经济学小说）中，提出了这三个概念。

　　简言之，“生存消费”是吃饱穿暖，维持生存必需的消费。“观念消费”是吃好用好。这个“好”就不是实用评价而是审美评价。因此，观念消费实质拉动的是审美经济，是审美规律在其中起作用。

　　二战以后六十多年的和平时期，使民用消费品的生产大大提高，审美经济有很大发展，从整体来说，当今世界已经从以生存消费为主的时代进入以观念消费为主的时代。但现在的审美经济层次还比较低，还只是在时尚经济的层次。因为只有上流社会提倡才能成为时尚，而美国与欧洲是当今世界的上流社会，所以美国凭着它的文化垄断地位，赚得缸满甏满。但只要未来世界不发生大的战乱，审美经济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审美的深层次的规律一定会发生作用。深层次的审美法则，概括来说：一，原创性（从纵向时间轴来看）；二，独创性（从横向空间量来看）。因此，到了成熟的审美经济时代，消费品主要是手工独创产品与特色服务。书中从衣、食、住、行、医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审美经济的点子，以形象的阐明我的观点。

　　书中还提到，如果进入成熟的审美经济时代，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就可以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这对中国、对世界不啻是个大福音。因为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生活不安定、不幸福、谋生很艰苦、内心很郁闷，整个地球村也好不到哪里去。五分之一的人安居乐业了，地球的物质与人文环境就要明显改善许多。

　　在《崇德说》里，对审美经济的观点又有发展。《货币战争》一书提到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了一个专家组来专门研究，寻找世界大战的替代品。结果出了一份《铁山报告》，提出把环境污染作为战争替代品。一个参加小组的有良心的科学家向媒体披露了这份报告。美国政府竭力否认，但从目前的一些环境事件来看，却越来越像是真的。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份报告的出发点，战争是保持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因此，他们对战争的替代品提出这样的要求：1，在经济上必须是“浪费”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10％。2，必须是一种和战争危险类似的、大规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胁。三，必须提供人民强迫性服务于政府的合乎逻辑的理由。

　　这使我想到，西方游牧类型文化没有在和平时期保持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而中国的农耕文化这方面的例子多的是。成功就在于搞的是审美经济。因此，把中国的审美经济的理念与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出去，还有迫切的救世作用。即使是能大发战争财的财阀、寡头，战争也总是灾难，战争至少会给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他们还要经受良心的煎熬。如果知道还有和平的赚钱的模式，哪怕少赚一点，还是会选择和平模式的多。

　　这就是“文化经济学”的内容。文化经济学是从文化角度来看经济（就像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经济），而不仅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经济学。

　　为什么提“文化经济学”而不径提“审美经济学”？因为还提出了一个商品的“文化价值”的概念。在“文化经济学”里未加深入研究，但一直是盘桓在我脑子里的一个问题。最近相通了这个问题，于是，又产生了“健康经济”的概念。

　　文化经济学是与传统的物质生产经济学，在产品（服务）内容方面作比较后产生的。健康经济学是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在经济运行发展模式上作比较后产生的。

　　三，商品价值的三分。

　　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两分为“价值”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产品成为商品（可以用来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但在讨论商品价值时是忽略不计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产品上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本身的有用性（如食品的营养价值，蛋白质、维生素的含量）高低无关。这是马克思的天才的发现，否则把使用价值与商品价格混为一谈，以为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就什么也谈不清楚了。

　　文化经济学提出了“观念消费”，因此，产生了“文化价值”这个概念。但是，《当缪斯伸出金手指》里，只是指出现代商品（如电脑、汽车、手表，现在还有手机）的高附加值其实不是来自科技，而是来自文化。例如，苹果手机与三星手机的科技含量相差无几，三星手机的某些功能还超过苹果手机，但从产品附加值来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是否明确提出“文化价值”概念，对商品的价值作“使用价值”“价值”“文化价值”的三分，没有想好。因为文化价值也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标志、计算的。只是这部分的劳动时间，主要不是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而是在构思、设计、营销产品的过程中。有没有必要特别分出来呢？

　　但理论上这样的含糊其辞，其实遮蔽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产品的文化高附加值，商品的文化价值，是不是一种“真实”的价值，还是仅是账面数字？

　　这个问题来自于对经济体（如国家）的物质财富的两种计量方法。一个是GDP的计量方法，一个是物质产品（生存消费品与物质的一般等价物如黄金）的计量方法。这两个计量方法，数字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中国人已经习惯用GDP来计量物质财富。但在观念上其实对这种计量方法心存疑虑。实际上，世界各国的人对这种计量方法都是心存疑虑的。如2012年8月8日苹果公司的总市值超过微软，达到6205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公司，同年同月的英国黄金储备是110亿英镑，按当日比价约折合171.48亿美元，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总市值约是英国的黄金储备总价的36.19倍。而同期美国的黄金储备总价也不过是英国的26.21倍，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总市值约是世界第一的美国黄金储备总价的1.38倍。你听到这样的消息，能不对这样的“市值”（财富）心存疑虑吗？

　　这种疑虑缩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就变成，衡量财富，是看银行里的存款与现钞（现在还可能加上有价证券的即时市值），还是看其拥有的“家当”。对“家当”的概念，今天的青年也许比较淡薄，但对我们这一代与上两代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个实实在在的概念。1949年到1952年中国大陆支付工资就用折实单位来计算。

　　这种疑虑正因为对财富、商品价值还缺乏理性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