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楼房居住时还有一间小屋，最早是我们几个孩子居住的地方。小屋的窗口冲北，对面是一片长满柏树的小树林。在那片柏树林里，有一座为死难烈士们建造的很小的陵园。

　　隔开我们这座楼与那片柏树林之间的是一片长方形的水塘。我和我的大弟弟还有小伙伴们常常绕过水塘到柏树林里去玩捉迷藏，或者捉蛐蛐、捉蜻蜒。 柏树林里出奇地安静，白色的墓碑上刻着红色的字迹。有时候风吹来，树梢就会齐唰唰地摇摆，像是在轻轻哼唱着一个和弦，形成凝重肃穆的氛围。

　　这种肃穆随着姥姥到来后的那些鬼故事变成了一种近似于恐怖的阴森。特别是夜里如果再有警笛响起，呼应了恐怖的气氛，吓得我们常常是连大气都不敢喘。再加上后来水塘里淹死了一个小孩，致使我们再不敢轻易到柏树林里去玩了。

　　姥姥嘬着牙花子心疼着那个孩子。母亲则很严肃地训斥她没有阶级立场，“你知道什么就瞎说，那孩子是个地主崽儿。还有，你以后少给孩子们讲那些鬼故事，要是让别人知道

　　了说咱家散布封建迷信，是要影响进步的。”

　　我们那时侯并不知道，母亲因为父亲的问题，已经背上了她进步道路上的思想包袱。

　　母亲是她那个大家庭里的长女。在她之前，姥姥还生了两个女孩，却都因病没有条件医治而过早地夭折。所以，母亲在他们那个家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她可以任意训斥她那个家庭里的所有成员，也包括姥姥。一来是因为她在家中的年轻漂亮能干，社会地位最高，是兄弟姐妹中的佼佼者。二来也是由于她在他们那个家庭中第一个进入城市居住，且在当时是全家第一个拿工资的人。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又依靠父亲和自己的社会关系，陆续把她最小的妹妹弟弟办进了城市，供他们上学，直至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在这一点上，父母亲是功不可没的。姨姨和舅舅们每当提及此事，也都是心怀感念。

　　而我们最感念的则是照顾我们生活、陪伴我们成长的姥姥。那时姥爷已经因病去世，寡居在家的姥姥便跟着她的长女—我们的母亲生活。而随着姐姐被从老家接回来，加上我们又增添了一个小弟弟，姥姥的到来，解除了母亲日益繁重的家务负担。

　　姥姥是个开朗乐观、善良勤快的小脚老太太。她没有文化，却做得一手好饭，炒得一手好菜。那一口农家饭菜，被她演绎得出神入化，绝对是那些现代厨师可望而不可及的。

　　特别是在节粮度荒的六十年代初期，她以她农村妇女的干练与经验，带着我们把各种野菜和能吃的菜叶收拢来，或炒或淹，或掺在粗粮里上锅蒸成“苦类”，使我们能够品尝到比别家多得多的不同饭菜，度过了那一段艰难岁月。

　　从此，“苦类”这个带着中国农民世世代代艰辛色彩的词语，就深深铭刻在我们不尽的记忆中。“受苦受难的人类”，这是我对于这一高度概括人类生存状态食品词语的最后解。

　　后来，我曾读到讨一本叫做《度荒本草》的书，那书里记载了几百个度荒时可替代粮食食用的野菜品种。我一样一样地比对，发现有许多都在姥姥的经验范围之内。旦凡是在当时当地能够找到的，我们几乎都吃过。就算是那些最难吃的野菜，经她妙手回春，加工调理，都能变做常吃常新的美味。随着她老人家的去世，我们再也没有尝到过出她左右的农家饭菜，那是一种再难寻回的千古绝味。

　　而最让我们记忆犹新、回味无穷的，还有她讲的那些述而不重、充满哲理的故事令儿，特别是鬼故事。那里面的深刻，又绝对让哲学家和文学家们汗颜。

　　姥姥对于她鬼故事里的鬼，从来不做青面獠牙的描述，而且多是女鬼。她们或者面色惨白，或者长发垂地，或者含情脉脉，或者蹦蹦跳跳。姥姥告诉我们，人与鬼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用脚走路，而鬼是双脚蹦着走的。在黑暗朦胧仅露出一线斜斜月光的小屋里，她绘声绘色描述鬼吃骨头时的“咯嘣咯嘣”声，反而是更加的让人毛骨悚然。在她遭到母亲的训斥后，我们再央求她讲那些既让我们害怕又让我们留恋的鬼故事时，她一本正经地认真问道：“你们说说，这世界上有没有鬼？”

　　我们想到母亲说她是宣传迷信，就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于是，她露出满脸的不屑：“没鬼？没鬼还讲个啥劲儿呢？”

　　我们也于是急忙改口：“有鬼有鬼，麻雀就是鬼。”

　　这种回答反使她陷入糊涂。在我们解释麻雀就是家雀儿的时候，她露出被人愚弄后的不满：“家雀儿咋会是鬼呢？你们这不是胡诌白咧吗？”

　　我们就会给她解释，这世界上只有家雀儿是蹦着走道的，您不是说过，鬼才蹦着走道呢吗？所以，家雀就是鬼了。

　　她“扑哧”笑了，满脸露出得意，带着一种把人引入圈套的快乐，说：“你们这些小鬼儿们也跟我学会胡搅蛮缠了。学点好啊！其实，会用脚蹦着走道的可不仅仅是个小家雀

　　儿，还有呢，还有啥东西会用脚蹦着走道呢？想想，猜猜。”

　　见我们你看看找、我看看你地面面相觑，她就会憋不住笑出无限的神秘，“是人哪！人不也会用脚蹦着走道吗？不信你们就试试。”说着，她把手背在身后，带头在地上蹦了来。然后，她制止了我们的起哄，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其实，人就是鬼呀。想想看，这世界上有啥咱人不吃的东西？”

　　这话对于年少懵懂的我们来说，未免深奥了一些。于是她就带着我们一样一样地数。什么牛、羊、猪、狗、马、驴等等，旦凡是鬼吃的东西，人都吃。数到了后来，我们曾顽皮地和她抬杠，举出许多在我们当时看来是人根本不吃的东西为难她。比如，石头，砖头，土，甚至是人。老人总是能够以很认真的诡辩方式，或者说我们以她为师的那种胡搅蛮缠，给出她自己的答案：“磨刀石不就是石头吗？你不得总在石头上磨刀吗？那刀磨过了不就沾上石头面儿了吗？人吃了用石头磨过的刀切出的菜呀肉呀，不就等于吃石头吗?还有，那铁锅锈了就得用砖头去磨，那锅不就沾上砖头末了吗？咱们用铁锅炒菜煮汤不就等于吃砖头了吗？”

　　她的这种诡辩充满我们同年龄的幼稚意味，却常常把我们带入豁然开朗的无穷遐想之中，使我们欣然接受。

　　她似乎很满意自己绕了那么一大圈才给出的答案，抿了抿她那缺了一半牙的瘪嘴，咽了口吐沫，接着说，“人也有吃土的时候。闹荒的年头，我就吃过观音土，是一种白色的土面，没有啥味儿。当时吃下去觉得饱了，可吃完了就受不了了。拉不出粑粑来，得用手一点一点扣。你们老姥爷就是吃那玩意拉不出粑粑来憋死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竟然没有红，也没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就像是随随便便讲出的一个笑话或者故事。

　　最后，她得出了那句让人铭记终身的结论：“哪有啥鬼吃人呢，那其实是人吃人。”

　　请记住这位并没有文化的老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过的话吧。她的一句话概括了所有现代派文学家和现代派哲学家用众多流派和理论得出的结论。她并没有接触过那些高深的学问，却用她一生的经验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又成为我们受益终生的至理名言。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这种车轱辘话从来都是姥姥讲故事的开场白。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都如同这样的车轱辘话，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地传承下来，又继承下去吗？

　　我后来经常细细品味姥姥讲过的那些鬼故事。那其实不是讲鬼，而是讲人，讲人世间美丽动人的爱情，惊心动魄的争斗，坎坷凄惨的悲剧，风风雨雨的人生。她老人家是我们走进自己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而她那些故事所包含的哲理，则是为我们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艰难困顿提前做出的精神备案。

　　姥姥的到来，使我们这个家庭增添了重要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她在我们的心理地位甚至超过了我们的父亲母亲。那时的表格分有“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栏。在我们上学后有了自己填表能力的时候，常常将姥姥的名字填写在“家庭主要成员”一栏中。这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她训斥我们，表格是不能随便填写的，姥姥并不能作为我们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而应该填写在“社会关系”一栏中。

　　老师也曾严肃地指出过这一点，“家庭主要成员”只包括父亲、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人，姥姥甚至连直系亲属都不能算，必须写在“社会关系”一栏中。尽管我们心里不服，姥姥每日每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怎么就不算我们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呢？可那是王八的屁股—龟腚（规定），你就没办法把它改过来。

　　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心里总觉得别扭，深为她老人家抱不平。

　　这种心理直到为姥姥立碑的时候才得到真正的纠正。那是在姥姥去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回老家（母亲的老家）为她老人家立碑。我们大家又是树碑又是磕头的忙活了一个上午，碑文上竟然没有我们这些外孙子的名字。

　　这下我们心理就不平衡了。姨姨舅舅们解释说，姥姥家本张，而你们家姓肖，你们本来就不是直系血统，怎么可能把你们的名字写上 去呢？就算是张家的人，也只有男性才具有碑上留名的资格，连女的都没戏。

　　至此，我们才明白，当初为姥姥抱不平的心理确为幼稚。中国宗法血统制度的严格，在这里让我们有了真正深刻的体验。

　　其实，这种宗法血统与人政治前途的联系，在姥姥身上早有体现，只不过在当时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说来可笑，那纯粹是姥姥无意中人为制造的一场虚惊。

　　我家有个邻居老太太姓富，原是个旧社会的妓女，从良后嫁了个小资本家。她丈夫解放后因病去世，她却依仗着以前家中的积蓄，加上只有一个儿子，日子仍旧过得算是富裕。她时不时地在姥姥面前显摆以前的富有，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傲慢，装出一副“阔太太”的样子。这让姥姥心里十分不舒服。为了回敬她本不怎么样的傲慢，姥姥故意吹嘘自己家里有良田百亩、骡马成群，并以她善于讲故事的特殊能力，捏造编排了自己吃香喝辣、穿金戴银的“奢侈”生活经历。

　　谁知，这本属两个老婆婆为了争面子而引发的一场子虚乌有的“斗富”话题，却不知怎么传到了母亲的单位里。为此，组织上一面专门派人到姥姥的家乡外调，一面很严肃地找母亲再次谈话，让她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真实出身，不得隐瞒。这在现在看来很无聊，但在当时却是母亲面临的一次严重政治危机。因为隐瞒家庭出身是一件十分严重的政治问题，

　　如果落实在案，她就有被捕入狱的可能，那我们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便一落千丈，而她孜孜追求的入党目标也就彻底完蛋。

　　被这场突如其来又莫名其妙的政治事件弄懵了头的母亲，那几天回到家里真是六神无主，长吁短叹，没了魂儿一般。姥姥心疼闺女，不免就要劝解几句。当得知了事情的经过，我们这位姥姥不禁笑了个前仰后合，嘻嘻哈哈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母亲当时的怒不可遏是我们记忆里最为可怕的一次。她抄起擀面杖朝着姥姥就打了过去。幸亏厨房里挂屉布的铁丝挡了一下，否则这一擀面杖下去，姥姥不死也得落个终身残废。当时父亲就在母亲的身旁，他用力抱住她的身体，又夺过擀面杖，这才避免了一场母女之间的生死争斗。

　　姥姥看着坐在地上号啕大哭的亲生闺女，面色惨白，还是不知道自己惹了

　　怎样大的祸事。就算是父亲后来领着姥姥到母亲单位说明了情况后，母亲还是余怒未消，说什么也要把给自己惹来“飞来横祸”的姥姥赶回老家去。为此，姥姥那几天也是泪流不止，深深地懊悔自己轻率的举动。

　　我们因为与姥姥的感情深，自然就偏向姥姥。可母亲的发火也不是没有她的道理。

　　显然这次的错误在姥姥身上，这让我们无法替她老人家说话，更不能指责我们心中的偶像。

　　用现在的话讲，我们都是姥姥的“粉丝”。在帮助姥姥分析了事情的原委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标锁定在可恶的富老婆身上。如果不是她故意气姥姥，我们聪明的姥姥怎么也不会做出如此不明智的举动。再加上我们平时对富老婆就没什么好印象，每次放学回来当我们有礼貌地向她打招呼，喊她“富姥姥”时，她却总是扬扬头，哼一声，满脸都是不屑，一副爱答不理儿的样子。于是，我们推举灵牙利齿的姐姐出面来调解这闹僵了的母女关系。姐姐没有直接找母亲谈这件事，而是向父亲掰开揉碎地进行了说明。

　　这事儿直到组织上调查清楚，才告一段落。而母亲的意外收获是，她的家庭成分由“中农”变成了“下中农”。有了这种意外收获，加上父亲多次的劝导解释，母亲才渐渐地消了气。母亲当时呲叨（训斥的意思）姥姥的一句话我们谁都没有在意，只是把姥姥在她面前那种近似于委曲求全的神态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你说，你连个‘家庭主要成员’都 算不上，有什么权利在外边胡嚼舌头呢？”

　　不管怎么说，姥姥和母亲总算是和解了，我们也从心里为之庆幸。母女俩在沟通了情况后又形成共同的一致。母亲告诉姥姥，她富老婆如果再在你面前显摆，你就揭她的老底儿，她以为咱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呢。这就叫“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果然，富太太后来幸火乐祸地再嘲笑姥姥吹牛皮时，姥姥毫不留情地指出她隐瞒了的妓女身世。这让“富太太”面红耳赤，从此再也不敢在姥姥面前摆她阔太太的臭架子了。

　　五六十年代，人们还遵从着许多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对有学问或者是有一定身份的男了通常称为“先生”，而对他们的女人则一般称呼为“太太”。我母亲因为后来调到大学当了行政干部，也被称为“先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老师”称谓。而姥姥因为来自农村，又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就随着我们孩子的称呼，也被邻里们称为“姥姥”。

　　那时邻里之间是关系相对和谐，就算是有些鸡毛蒜皮的勾心斗角，也常常体现在女人之间的所谓传“老婆舌头”。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主要是看政治地位，其次才看有没有钱。姥姥在当时应该属于家庭妇女的角色，本来与“富太太”同属一流，是油盐酱醋柴的主宰。在她们那个小圈子里，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地位可比，就比有没有钱，比日子过的富裕不富裕，有时候也比一比旧社会里的社会地位。

　　其实，富太太并不是个坏人，她的妓女出身也属旧社会被压迫劳动人民的范围。可妓女这种角色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却又都是拿不到台面上的身份。虽然同属于劳动人民出身，但“红五类”里绝对没有她的存身之地。即便现在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但哪个当过妓女的女人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拿自己这种不光彩的身份摆谱—即使她已经当了大老板，发了大财。所以，富老婆只有在自以为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才敢拿她所谓“资本家太太”的身份炫耀。也因为她在姥姥面前的这种炫耀，才引发了姥姥的心理不平衡，弄出一场本不该发生的风波。可当她的真实身份被揭穿后，她马上在我姥姥面前变得矮了三分。从此，老姐姐长老姐姐短地巴结讨好，时不时地送些好吃的堵我姥姥的嘴。这是她的可怜之处。

　　这倒让我想起姥姥对她的那句评价：“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确实如此啊。其实用不着她那样的巴结讨好，我们的姥姥是最善良也最懂得照顾人面子的。礼尚往来，我家做什么好吃的，也忘不了她。而现在想起来，富老婆也还算是那种善良的女人，她的傲慢至少比那些“当面说好话，肯后下毒手”的阴险不知要高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