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作为热兵器时代初期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常被人隐喻为“攻击力强”的代名词。例如，李敖在1991年创办《求是》报时曾撰文“李敖创办求是报，男人喊爽女人叫。别的报纸是手枪，我的报纸是大炮”。在这首打油诗中，李敖先生的幽默与犀利可见一斑，同时，他将激烈的文字或言语称作大炮，而他自己则正是这台大炮的炮手。

　　论及中国文学批评，介入公众视野时间最长、活跃度最高、批评火力最强劲的海外学者，当属夏志清与顾彬二人。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以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颠覆者与拓荒者。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则以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进入公共视野。此二人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恰好构成现代与当代的双响炮，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学的海外炮手。

　　夏志清先生刚去世不久，虽然对其某些观点至今不敢苟同，但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文学居功甚伟的海外学者，仍报以最崇高的敬意。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另一种批评体系与评价视角下发觉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给中国文学注入新的健康因素。然而，夏志清带有极强主观性的“炮手作风”也招致多方诟病。其中，最有名的一场论战发生在他与捷克著名汉学家普什克之间。细看夏志清与普什克的论战，抛开“冷战”大背景与二人的政治观点不谈，单从文学角度来看，这实则是一场关于文学史观的论争。普什克批评夏志清文学史书写缺乏科学性与严谨性，夏志清则认为文学史家同时应是批评家，文学史书写应带有个人批评立场。单从论争结果来看，似乎是普什克将夏志清“辩的哑口无言”，但文学史观念的论争从无高下与对错。普什克的科学态度让人敬佩，夏志清的“炮手风范”更显灵动活力。

　　晚年的夏志清依然保持着极其个人化的“炮手风格”，在去世前面对媒体采访时，他挂在嘴上的还是那几句“我很聪明，对不对？”“我怎么会错呢？”“讲中国文学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可见，这是一位多么个性而又可爱的老学者。

　　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为人们所关注始自2006年中国媒体对其个人言论的歪曲报道。2006年11月，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谈时，对中国文学谈了他的一些看法。访谈中，顾彬表示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作品纯属垃圾。然而，《重庆晨报》却在2006年12月11日登出一篇题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文章。惟恐“人不咬狗”早已是中国当下媒体的惯常心态，但就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这次不良报道却也误打误撞的成全了彼此。由此，我们开始全面认识一位自称受李白诗歌影响而专注中国文学四十年的德国汉学家、翻译家、诗人、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先生。

　　第一次听到顾彬的名字，是在2012年末莫言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次小型讲座上，陈晓明老师说关于莫言获奖，他已和顾斌先生交流过，并取得了他的认同。当时还有些不明觉厉，尔后开始关注顾彬。顾彬先生的文学批评以语言为第一标准，这位固执的德国老头坚持他的“语言说”。他认为，文学应是语言的艺术，优秀的文学作品应首先以优美的文笔见长。因而，顾彬总是诟病莫言的语言风格粗粝，尤其不解他能在43天完成一部50多万字的长篇。顾彬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最善于也最乐于讲故事，从而使当代作品大多流俗。他偏执的认为中国当代作家语言不过关是因为他们外语不好而无法阅读西方原著。当被问及中国当代文学哪些作家算的上不错时，他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80年代的一些作品还算不错，要说好一点的也就只有北岛、顾城、翟永明几个了。

　　对于这样一位坚持欧洲精英主义文学观的海外批评家，我们虽不能认同他的全部观点，但顾彬所提出的“语言说”确实是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一大问题。顾彬认为是中国近代的翻译创造了现代汉语，这样的观点虽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然而，在1942年《讲话》所开启的中国文学“民粹主义”回归以及新时期重回语言的“世界主义”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语言层面该有何种追求，这是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坚持语言风格与追求的多元化，但认真的语言态度当是写作者的基本操守，文学语言永远需要“推敲”精神。

　　比较此二位中国文学的海外炮手，夏志清先生带有明显的美国式自由散漫风格，顾彬先生则是德国式严谨又偏执的作风。然而，此二人对于文学批评则都是快人快语，快意恩仇。悲哀的是，夏志清先生已经故去，顾彬也在写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后表示“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了”。在当代文学创作一塌糊涂，当代文学批评一派和气的恶性状况下，我们需要这样的炮手来指出痛处，弥补不足。

　　对于一切本着认真负责态度而向中国文学开炮的炮手，我们都该致以崇高敬意。

　　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