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许多都有圣人情节，更喜欢把自己心中的英雄都看成完美无缺，好满足自己个人崇拜的愿望。在刚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由于资料缺乏，本书作者也把艾琳达看成舍身帮助台湾人民走向自由的“圣女”。好不容易找到《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后，从艾琳达自己的回忆中，作者才发现，在帮助台湾人民走向自由这一个我们普通人看来冠冕堂皇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原因：
来台湾短短一个月时间，艾琳达在台湾新结交了一个小情人。
琳达自己回忆说：
除了做研究外，她还期待有些浪漫的艳遇，调剂她燥热烦闷的宿舍生活[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第110页。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在公交车上，琳达的肩膀擦上一袭玫瑰色红衬衫，衬衫的主人转过头向她微笑。寒暄中，琳达知道他叫王隆瑞，住在自己宿舍附近。中等身材，或许是因为练柔道的原因，体格壮硕。琳达感觉他人很单纯风趣，产生了诱惑他的念头。
他们先在同一站下车，再是一起吃冰品，接着坐了很久的车到阳明山，去王瑞隆读书的文化大学参观博物馆。
不到7天，琳达就如愿以偿，把王瑞隆从一个清纯的小男孩变成了男人……
虽然和帮助台湾自由这样冠冕堂皇的原因相比，这场艳遇对她并不那么重要。但的确是她回来台湾的一个因素。
中国人自己写回忆录，或者为他人作传，对这种事回避唯恐不及。但是美国人艾琳达很诚实，她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圣女”。
人性的复杂远超过的我们的所思所想。这个故事没有作者刚开始凭想象写出来的故事那么清纯。
但是真实的人生更为感人！
来到台湾，她在大丰路31巷租了间不到30坪[ 1坪约等于3.30平方米。]、两房一厅的日式平房，作为自己的住家兼办公室。这里很快成为在台外国学生的联络站。那时史丹福跟台大合作成立了一个史丹福中心，安排学生来台湾学中文或做研究。琳达虽然已经被史丹福大学开除学籍，但台大并没有特别调查她的身份，她拿的是私人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但学校还是希望她有个学籍，好获得留下了的签证。于是，她跟刚成立的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合作进行研究，也在台大农业推广系挂名旁听。
琳达到台湾没三天，陈菊就联络上她，她那时担任郭雨新的秘书。陈菊带着她，到处去访问政治犯，好让她向海外通报台湾的情况。
琳达访问了柏杨等受迫害的异议人士，并把一些政治犯的经历写成报告，将消息公布给国际人权组织。
1978年2月，她的台大学籍被取消，这代表她无法延长居留签证，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她找教务长质问，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取消我的学籍。教务长低着头，说这是安全人员逼他的。
走到这一步，琳达知道台湾的情治单位锁定要修理她了。她来台湾，是要做研究，参与党外运动，只是义所当为。
台湾局势正在变化，人权工作需要她。
怎么办呢？这个美丽坚强的美国女子，很快想到了一个主意：
琳达决定留下来。她看到新闻报道，一份法国女孩跟台湾人相恋，追到台湾来，却无法挽回对方的芳心；伤心之余，还是决定生下腹中的爱情结晶，就这样拿到台湾的居留权。琳达决定当个外籍妈妈，她要找个台湾人生孩子，以得到居留权。
陈菊听到她这个想法，爽朗地大笑，说真是女中豪杰，语出惊人。琳达还提出明确的招亲条件：最好有政治背景、受过政治迫害，这样娶个美国女人，还会得到保护。[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128页。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陈菊还真干了起来。她给琳达介绍的第一个男人名叫张化民，琳达见了以后，觉得张就是一个老古董，不满意。陈菊说还有一个人，现在《台湾日报》跑新闻。这个人刚坐了15年的牢出来不到一年，就去帮助苏洪月娇选省议员，为她写了人权宣言，把一场处于劣势的选举变成大胜。
琳达有些兴趣，双方见面时许一文告诉琳达，“许一文”是化名，他的真名叫施明德。
两人再见面在一个咖啡厅，琳达听施明德侃侃而谈：
他先是批评党外阵营不够有行动的决定，接着大谈自己的革命理想。他声言一定要成立组织，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他有详细的政治思考与计划，可以说出抽象的人权概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具体行动的决心。别说他已坐过15年 ，他之前的案子本是无期徒刑，这时是假释出狱，只要再度被判决有罪，就是终身监禁。
面对国民党情治单位强力镇压，他不打算放弃，表明心迹，要好好大干一场。琳达听过太多空口讲大话的人，稍微碰到打压就退缩……它觉得面前这个小丑，已在滔滔雄辩中化身成浪漫的革命家，等待一场壮烈的战斗……[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132页。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琳达心动了。在第二日的郊游中，他告诉施明德她想找一个合适的台湾人，生个孩子，这样她就能继续留在台湾。
施明德问她：“你不是已经有个男朋友了吗？”
琳达回答：“我不能拖一个无辜青年下水，或许我跟你生。”
1978年10月15日，台北中国饭店。在《绿岛小夜曲》的音乐声中，一场特殊的婚礼正在进行。新娘是艾琳达，新郎是刚出狱才一年多，担任“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总干事兼发言人的施明德。
现场来了400多人，是当时台湾党外势力少有的大聚会。
为这对新人主持婚礼的是已经82岁高龄的雷震。这是雷震因《自由中国》案坐牢10年出狱之后的唯一一次公开露面。
雷震热情洋溢第讲了15分钟：
雷先生已经很久没露出这样的笑容了，他笑得那样灿烂，每讲几句话，大家就给他鼓掌。他几乎是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来参加这场婚礼。[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150页。艾琳达口述，林佳莹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1月出版。]
是什么原因让已经进入垂暮之年，深居简出的雷震公开亮相，亲自主持这场婚礼？
是因为借着这场婚礼，台湾自由的传承，从以胡适、雷震为代表的外省精英，终于传递给新生代的台湾人；是因为为自由坐了整整10年牢的雷震，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等到这一天，看到新一代的台湾人共聚一堂，加入追求自由的行列；更是为了让艾琳达这位来自美国的人权斗士能继续留在台湾，也为已经全副武装，即将冲上战场的的党外第一勇士施明德，借着“和番保身”，寻找一丝海外背景和些微保障。
婚礼之后两周，雷震中风。他苦撑着给施明德写了一封信，只有两行字。最后几个字的字迹已经很模糊。在信中，雷震鼓励施明德组建反对党。
为自由民主呐喊一生的雷震，终于为践行自己的理想找到了最优秀的接班人和清道夫。
施明德，1941年1月15日生于台湾高雄市盐埕区。祖父施钳，外号“碰风钳仔”，是高雄地方士绅。据当地人口传，施钳结侠仗义，受人尊敬。
施钳30岁时，日本侵占台湾，他率领当地坤民抗日，失败后带人们逃到山里。
施明德的父亲施阔口在高雄开有“慈德堂汉医诊所”，生有五个孩子，依次是施明正、施明和、施明雄、施明德和施明信。
施家在当地是闻名的天主教世家。施明德出生时，台湾早已沦为日本人的殖民地。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飞机经常轰炸高雄。虽然年龄很小，但躲避轰炸的经历对施明德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回忆说：
一九四五年仲夏，一个晴朗的早晨。在南台湾高雄县境内一个长满了青翠绿竹和树林的谧静小村落中，有一个年约四、五岁的小男孩正蹲在一间简陋的鸡栅前。这个小男孩正在等待鸡栅内两只母鸡下蛋。打扫鸡栅、喂鸡和捡蛋回去给妈妈做菜,正是这个小男孩每天分担的工作。
小孩的爸爸已五十几岁了，原来是高雄市一位著名的中医，笃信天主教，收入不错。二、三十年的行医事业已使这位贫农出身的老人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了。但是，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这个七人的家庭也从都市避难到这个小村落。生计艰难和日夜逃避无情的空袭，已成为生活的两大特色。这个小孩得自遗传，长得比同年龄的孩子略略高了一些，脸色却很苍白。因为他正和战乱下挣扎的人们一样，营养不良又罹患了疟疾。每天正午一定会发作一次。阵冷阵热。
这时，小孩正注视着鸡栅。等待栅内传出“咯、咯”的鸡叫声，口中却习惯性地念著“天主经”、“圣母经”。听爸爸讲圣经故事，背讼经文,就是这个小孩最早期的教育。忽然，一阵尖锐的警报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小孩知道美国飞机又要来空袭了。
他迅速地站起来，奔向从小山腰挖开的防空洞。不久，他的双亲和哥哥们也分别抱着一些贵重物跑进防空洞。紧接着紧急警报之后，隆隆的引擎声由远而近，大批飞机的怒吼声像鬼哭神号似的笼罩着大地,窒息了无辜的逃难人。人人彷佛都被判了死刑,正等候着刽子手来行刑。在死寂中，妈妈颤抖的念经声打破了防空洞内的沉默,大大小小不由自已地跟着念起经来……。
一阵阵炸弹爆炸声,夹着一波波的大地震撼，暴风和飞沙从洞口灌入，吹熄了微弱的烛光。黑暗倍增恐怖，一家人相互拥抱得更紧。“天主保佑”、“圣母怜悯我们”……老老小小只能无助地哀求上苍。
大地终于又恢复了平静，小孩牵着爸爸的手,一家人鱼贯地走出了防空洞。在路上，小孩问年老的父亲：
“阿爹，美国人为什么要常常来杀我们？”
“他们不是要杀我们，他们是要打日本人。”爸爸说。
“这里是台湾，不是日本啊。”
“是的，但是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殖民地是什么意思？”小孩不懂。
“傻仔，你还小，阿爹解释你也不会懂。简单给你讲，就是咱台湾和台湾人拢爱给日本人管。”
“为什么我们要日本人来管？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不能自己管我们自己的台湾？”小孩又问：“如果我们台湾人自己来管我们自己的台湾，美国人是不是就不会来杀我们？”
“傻仔，咱台湾人已经给别人管三百年了。红毛番、郑成功、满清、日本都管过台湾。傻仔，等你长大子了，你慢慢就会明白做台湾人是真可怜的。”老人似乎很感慨。
小孩停了一下，他还太小，不能真正体会人类社会中的不公、不平。
“阿爹，您不是常常说，神爱世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小孩好像又碰到了另一个疑惑：“那么，日本人、美国人是不是也是神的儿子呢？”
“是，所有的人类都是神的儿女。在天主心目中，日本人、美国人和台湾人都一样大，都是一家人。”
“大家都是神的儿子，都是一家人，那为什么日本人要来管我们？为什么美国人要来杀我们？”孩子又回到了老问题。他渴望老爹能解开他幼小心灵中的疑惑。
“因为我们台湾是人家的殖民地。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国。”老人神色更黯然了。[ 选自《施明德的政治遗嘱》11-12页，施明德 著。台湾前卫出版社1988年1月初版。]
轰炸在施明德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种子是台湾人受欺负，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国”。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回归中国。当祖国大陆军队到达高雄时，施阔口带全家赶到码头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人们流着泪朗诵陆游的《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一边流泪一边齐声合唱：
台湾今日庆升平，
仰首清天白日清，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浆箪食表欢迎：
哈哈！到处欢迎，
哈哈！到处歌声，
六百万民同快乐，
壶酱箪食表欢迎！
但是好景不长。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当时他们家住在高雄火车站，年仅6岁的施明德从自家窗缝里目睹国民党士兵对贫民的杀戮，也目睹父亲被五花大绑然后奇迹般获救的过程：
由于当权者蓄意要恫吓台湾人，所以并不禁止旁观。靠近去旁观的人并不多，差不多都是小孩子。每次我都会跑到兵允许的范围内，大约只有三、四公尺远。那时枪毙“叛乱犯”都是从后面直接打头部，几乎每次脑袋都会破裂，血肉模糊，白色脑浆和鲜血混在一起，沾满草坪，样子非常恐怖凄惨。每次，锣鼓声声，大卡车停在“三角公园”，我们那一带的人都知道，又要枪毙人了。顿时，家家户户都会停下工作，无奈地、寂静无声地屏息以待。第一次，我不晓得要干什么，和妈妈站在门口远望。当枪声响起，人倒下，妈妈叫我划十字圣号，念三遍“天主经”，那是妈妈的致哀方式……[ 选自《囚室之春》第37页，施明德 著，台湾宝瓶文化出版，2006年9月出版二刷。]
有一天早上，再没有枪声了。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接下来发生的事，又有兵来敲门了。这次，妈妈很快就敲门了。几个枪兵，就对着爸爸，当场就用绳子把爸爸捆起来，拉走了。我们都哭了，跟着爸爸走出门。我一看，火车站广场已有数百男人像爸爸那样被捆绑着，一排排地蹲在那里了。四周全是枪兵。路上没有人，全是兵和军车。我注意了左邻右舍的门全被敲开了。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天空昏暗得不得了。妈妈要跟爸爸去，但兵把我们全挡在走廊，各家的大男人全被抓走了。军用大卡车驶到广场，被捕的人陆续上车。
正当左邻右舍的妇人和小孩都在门口哭泣时，一部吉普车停在我家门前，开门的兵跳了下来。那位兵会讲台湾话，不久前摔断了手骨，爸爸替他治好。据说他是当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的驾驶兵。妈妈看到他，就像看到贵人一般。妈妈告诉他，爸爸被抓走了。他立即跑向广场。我看到爸爸站起来，被松绑了。爸爸又向那位驾驶兵指指被捕的一些人，他们也陆续站起来，被松绑了。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左邻右舍的大人。爸爸和邻居跟着驾驶兵回家了。
多少年来，我常常会想，爸爸如果被抓走了，会怎样呢？为什么一个驾驶兵就有那么大“权力”放人？抓和放显得都太荒谬了……[ 选自《囚室之春》第55页，施明德 著，台湾宝瓶文化出版，2006年9月出版二刷。]
为了全家平安，施家散去了大部分家财，从此家道中落。施阔口也从此长期卧病在床。
1953年，施明德12岁，父亲施阔口病逝。母亲靠经营小旅店勉强维持一家生活。
童年时代目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少年时代又经历“二二八事变”和家庭的惨痛，在施明德的心中从小埋下了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种子。
童年时代对施明德有很大影响的另一件事是大哥施明正为他收藏的五四时期的禁书。施明德回忆说：
少年时代，我就常常迷恋在书海中。那时，我还不满10岁。但他曾很有心地偷偷在床下挖洞，暗藏了十数箱他看过的“禁书”。全是高尔基、鲁迅……等人的名著。我记得当年他对我说：“过几年，你看得懂时，自己撬开床板，把箱子内的书拿出来看。看一本，烧一本。等你长大了，这些书你都买不到了。”
那些书，对扩大我的视野和影响我的思想都有相当的关系。我常常表态：“我是个永远和中下阶层、劳动者、弱者站在一起的人！”
这项从事社会运动的基本理念或立场，一部分来自于效法耶稣，一部分也受到那批藏书的启示。[ 选自《囚室之春》第35-36页，施明德 著，台湾宝瓶文化出版，2006年9月出版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