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现在要搞什么红段子，以此对抗黄段子、灰段子，这件事表面看来很好，实际上很可笑。只要有人性这个东西，就会有黄段子、灰段子，天不生黄段子，尤如万古长如夜。研究表明，凡是专制国家，黄段子越多，这可真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朝鲜）。道理很简单，在专制国家谈政治危险，议论国家领导人是大不敬，人总得交流，讲黄段子就成了专制社会交流的一个基本方式。谈黄段子安全可靠，又是大家能谈到一起的共同话题、共同语言，低俗是低俗了点儿，但不会犯政治错误。有时候，黄段子是政治正确的一种解构。通过红段子来打败黄段子、灰段子是为堂吉诃德与大风车开辟新的战场。
从结果上来看，失败者只能是红段子而不是黄段子和灰段子，红段子会失败在开战的起点，出师未捷身先死。发红段子的人最有可能的是三种人，即权力者、意识形态分子和通信运营商，至于人们是不是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发红段子，既解决不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
一、社会方面。中国的社会问题多多，两性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核心。中国的性已经泛滥到令西方社会的性解放者都感到瞠目结舌的程度。由此引发的AIDS早已完成了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的转移，长此以往，中华民族可能会绝种。
在一些不良权力者的带动下，全国江山不是一片红，而是全国江山一片白（白花花的肉体）。不良权力者包歌星、影星级的二奶，用MBA的知识管理二奶。权力者后院成了雷人版的寡妇村，中国没起义，却经常有二奶造反，起义“义”字当头，造反反字在先，起义有合理性，造反有理在二奶那里发扬光大，真如电影《珍珠港》的总统所言：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美国打日本领土把可能变成现实，二奶造反把反腐败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正所谓领导带了头，群众有劲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上梁不正下梁歪。非权力者在权力者带动下进行复制和模仿，妻妾成群。不良权力者和非权力者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过着封建皇帝三宫六院的奢侈生活。权力包情人，大款包二奶，经理带小蜜，游长城，戏江海，跃国界，置寝宫，泡温泉，抢人妻，霸人女，过着风花雪月、游龙戏凤的云中日子。
放眼全国，哪个洗浴中心、哪个洗头房、哪个按摩房、哪个KTV，哪个宾馆没有权力者的踪影，哪一个没有暗娼的踪影？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权力是皮，暗娼是毛，毛只有附在权力者身上才能生存。没有权力，这些地方哪能活得下去，权力者哪能有吃好饭的地方。中国的GDP，土地财政占半壁江山，还有一部分财政就是娼妓了，正是因为她们的存在，带动了经济的繁荣。或者说，看哪一个地方是否繁荣，看看娼妓的数量和质量就可以了。娼妓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地方繁荣与否的标志。她们就是为那些权力者、有钱者而生的。
再看一看现实版的，任何地方都有卖黄片的。中国的成年人、未成年人买房子买不起，花个三块五块的买一个盗版的黄片易如反掌。那些青年农民工，到城里来一天到晚的工作，高额的房价让他们望而却步，和性工作者睡觉又太贵，他们只好看一些黄片来满足自己的视角需求和自己的生理本能。他们相亲难上加难，看看中央台播的农民工相亲就足见他们的悲苦日子，四十三个农民工相亲来了只有三个女人且已经不年轻。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释放不断积累的荷尔蒙。由此可见，红段子不但阻挡不住肉欲横流，反而会成为肉欲横流的一个小插曲。
二、政治方面。发红段子如果说有利的话，也是弊大于利。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发红段子是强行洗脑。它把人的智商降格为零，是在摧残人性，抹杀每一个人的人性光辉和独特性。历史上的极权政体从来都是以抹杀人性、摧残人性为目的，以便成为极权者的工具，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独立的个体从来都是对极权者的威胁。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少，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对知识分子都是竭尽打压之能事，对精神和肉体实行双重打击。在中国就有古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当代毛泽东的反右。只有在民主社会，每一个人的头脑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示出来，民主社会认为，每一个人的脑袋都有独特性，每一个人的思考都会有独立的价值，每一个人的脑袋都不应该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生命的神圣性就在于每一个人脑袋的独特性。如果每一个人都被思考，那么每一个人就会成为别人的工具，这有悖道德伦理，有悖人成为人的本性。正如动物园的老虎，其本来的野性和天性被人驯服，老虎也就成了人们观赏的动物。同样，人之为人的头脑被人洗劫一空，自己就如同行尸走肉。
发红段子有悖于自由的普世价值。红段子是短信的一个重要内容，短信也是信。短信自由也是通信自由的重要内容。短信自由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和干涉，发红段子说得轻一点是干涉短信自由，说严重一点是对短信的粗暴强制，其背后仍然是权力的滥用。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通信自由，对通信自由的侵犯，就是对宪法、法律和人权的侵犯。网络只不过是给通信提供了一个新的通信自由的平台，网络并不因此成为侵犯他人通信自由的借口。短信是私人的、秘密的，不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发红段子，就是强迫至少是干涉了他人秘密通信的自由，使自己的内心情感得不到很好的表达。这如同文革时期的恋爱信，在信里面不说亲爱的，因为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信中的开头只能说某某同志，信中的内容也只能说伟大领袖的语录。因为收信的人总是不是第一个人，在信没到本人之前已经被他人打开，里面的内容在收信者本人看到之前已经尽人皆知，信中内容不以说伟人语录的方式出现会面临灭顶之灾，那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时代。（见冯骥才《一百人的十年》）自由是和谐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和谐。没有自由的和谐是伪和谐、假和谐。有自由才有活力，没有自由的社会是没有创造力的社会，是死水一潭的社会。由此类推，通信自由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没有通信自由，会严重影响甚至破坏社会和谐。
发红段子有悖于民主。这年头，人民的民主意识强了，维权意识更强，办什么事不和人民商量着来，不搞个投票，不搞个听证会，说发红段子就发红段子，乱花纳税人的钱，纳税人也不答应。贪官都知道花人钱财替人消灾，人家都固守个伦理底线，不做强盗的买卖，发红段子就更应该如此了，红段子发到公民的手机里至少得和公民打一个招呼才对，否则无异于光天化日之下强奸民女。
红段子唤不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流行什么红语录、红口号，高喊口号的、斗志昂扬的都是那些革命热情最高涨的人，他们恨不得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精神无私奉献给伟大的领袖。现在那些热衷于红段子的人是不是这种类型就值得怀疑，他们的动机更值得怀疑，发红段子的动机更可能是一个是献媚，即向权力者表忠心。另一个赚钱，发红色段子获利的还是那些电信公司。
发红段子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小杂碎儿。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这方面，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中国的经济是政治的集中表现。以奥运会为例，奥运会是政治第一的标本，（见丛日云的博客）张艺谋就说，如此盛大的奥运会只有中国才能搞得起，其潜台词是，中国给政治账以第一位的考虑，对经济账处于第二位的考虑。如果政治和经济可兼得，经济更像是个副产品或意外收获。发展更是执政的第一要务，而不是兴国的第一要务，在重大事情方向，从来都是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未来的世博会也更像是一个政治的盛会而不是经济的盛会。奥运会、世博会与郑和下西洋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家惟此惟大，国家的名誉惟此惟大，其实质是政权惟此惟大。只要政治账算明白，经济即使是一本糊涂账也没有关系。大事情如此，小事情更不例外。发红段子也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却没有良好的经济收益，也没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文化方面。发红段子使建立一个文化大国成为天方夜谭。这些红段子一不能使人快乐，二不能使人精神放松，三不能使人幽默，四不能使人益智，五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总之，红段子只能让人紧紧绷紧阶级斗争或努力奋斗这根弦。试想一下，大过年的发一个让你想到世界人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短信，或者正在打麻将时收到一个八荣八耻的短信，和家人喝酒时收到一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短信，正在洗澡时收到一个做四有新人的短信，做爱之前收到一个要有高级趣味的短信（诸如深入学习某某观，以人为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红段子使得本来想建设文化大国的梦想落空。文化大国是一个自由的大国，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文化，就没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只有僵化的文化。中国这些年一直没出现一个大师，有大师没灵魂，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以自由为核心的文化。发红段子只能让人们政治正确而不能让人有进一步的自由思考，与温家宝总理的“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南辕北辙。
中国的事本来就多，如同全身长满了虱子，不知道挠什么地方。这个时候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不能节外生枝，否则就是吃饱了没事干了，瞎折腾，乱折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公民不想乱折腾了，折腾不起。中国人很聪明，但聪明得用在正地方，把聪明用在这个地方，把一部分人的智商降到猪的层次，实在是无聊得很，无耻得很。再说，权力者如果就这点儿智商，回家抱孩子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