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媒介批评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从事任何一门学问及其科学研究，当然都必须首先要将其学科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有关范畴给出科学和明确的界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基本概念不清，当然会使相应言论难通，继而也就整个体系难立。尤其在我们的媒介批评这一新兴的学科中，媒介批评这一核心概念，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多争议。而且，媒介批评这个概念本身又是一个组合概念，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语概念。界定起来就更是需要将其主词“媒介”和其谓词“批评”以及组合词“媒介批评”逐一讲清。而作为新创的中国媒介批评学，也必须在通用的意义上讲清这些基本概念以及相关范畴，才能真正做到与整个世界的媒介批评以及新闻传播学接轨和对话。所以，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中，我们必须首先要把媒介批评的基本概念和相关意义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考辨与阐发。

　　第一节媒介与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全部理论的最中心概念自然就是“媒介”。而“媒介”作为学术概念，不仅指代的是整个媒介批评的主体对象，而且也是其整个批评学体系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因而对媒介概念的精确界定与解释，就是本章必须重点完成的第一步。

　　一、媒介的意指

　　1、媒介定义的争议：

　　媒介，通常被称为“媒体”，在汉语中，又有缩略词“传媒”与之同义。就普通的意义上，所谓“媒介”，一般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指能够使得某种对象（人或者事物）的双方或多方发生关系的特定的与具体的人或者事物。然而，这个看似非常简单又被人们熟知熟用的概念，在学术的以及专业的意义上，却有着非常复杂的能指与所指。

　　就概念的起源来说，学界一般认为，世界通用的媒介(media)一字，是由拉丁文medium(“中间”之义)衍生而来，16世纪后期开始使用，到17世纪初期演变出“介于中间、在中间运作”的意义。根据西方学者的有关考证，波顿(Robert Burton)在17世纪初写过“视觉的形成有三个元素是必要的：对象、器官、媒介(medium)”；培根(Francis Bacon)也曾经写道“透过语言这种媒介来表现”。由此可见，早期使用的媒介一词，意义是限定在起传达作用或传递沟通作用之介质。[ （日）吉见俊哉著，苏硕斌译：《媒介文化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2，第4页。]在我国的古代汉语中，“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 其中，“媒”字，在先秦时期是指媒人，后引申为事物发生的诱因或联结者。《诗·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文中子·魏相》：“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而“介”字，则一直是指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介体或工具。也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的人或事物间，从中介入参与其中的活动或组织，表达一种动作状态。在西方，英语中的“媒介”一词较普遍的应用，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资料认为，媒介“media”是“medium”的复数形式，其主要含义也是：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体、手段、工具等。

　　在学术的规范意义上，较早的传播学家施拉姆曾经给媒介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袁军.新闻媒介通论 [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而在约翰·费斯克等编撰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则是这样解释的：“一般来说，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agency）。具体点说，媒介就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广义上讲的说话、写作、姿势、表情、服饰、表演与舞蹈等，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每一种媒介都能通过一条信道或各种信道传送符码。这一术语的这种用法正在淡化，如今它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有时它用来指传播方式（ 比如是用“印刷媒介还是广播媒介”），但更常用于指涉使这些方式成为现实的技术形式（比如收音机、电视机、报纸、书籍、照片、影片与唱片）。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 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新华出版社，2004-1，第161页。]按照这样的解释，媒介的物理特征和工作原理称为媒介形式。如，以纸张为载体的报纸形式，以穿过透明胶片的光线所构成的电影形式等。再结合大量相关文献中对于媒介的定义和解释，其在字面的表述上都是强调，媒介“专指用于交流和传递信息的工具”[ 郝雨：《新闻学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9，第69页。]。

　　到2009年，台湾学者苏硕斌这样归纳了西方学者对媒介概念的多重理解：“引借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Keywords的考察，media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实在当代挤压了三重意义：其一是中介物的意义，最早起于古老仪典于人神之间传递讯息者，例如萨满、灵媒；其二是技术的意义，指的是19世纪运输及通信浪潮的工业文明，例如电话、无线电；其三是资本主义组织的意义，特指20世纪独占而巨型的大众传播机构，例如报社、电视台等。”显然这三重意义包括“中介物”、“技术”、“大众传播机构”，基本还都属于“载体”的意义。虽然他也注意到了“由于台湾对media的理解仍亲近美国大众传播思潮，因此与日本常识理解一般，多将media译读为‘媒体’，可谓只捕捉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意义。就像台湾学界对于近年来重新走红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多未能捕抓他的media是以媒介意义含摄媒体意义，而让理论深度滑溜而过，殊为可惜。”所以他希望“在‘媒体’独大的资本主义生活下，重新掌握失落的‘媒介’意义”，但最后还是这样归结：“一般中文倾向以‘媒体’指称机构意义的media，以‘媒介’指称形式意义的media……”[苏硕斌：《media认识论的考量》，见吉见俊哉著，苏硕斌译：《媒介文化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2，第X页。]那么，说来说去，他还是把“媒介”也好，“媒体”也好，其所指最终落在“机构”和“形式”的意义上。那么，在这些“媒体”（传播的“机构”以及“形式”）中所传播的信息和内容呢？而这才真正是我们的媒介批评所涉及的基本对象。

　　当然，从根本上说，传播媒介毫无疑问是所有人类传播活动和传播行为（甚至于全部人类关系）赖于实现的中介。传播媒介虽然从简单的形式作用和意义上看只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只是起到把某些信息从一方传送到另一方的“通道”作用，而实际上媒介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甚至还认为，“媒介即信息”[对于“媒介就是信息”，黄旦说这让许多人感到“恰如一个大谜团，使后人为索解其含义而绞尽脑汁。”见黄旦.新闻传播学 [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204.]。这些说法为人们探究媒介自身的意义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间。但是，以往所有关于“媒介”概念的解释，仍然大都停留在“载体”、“通道”的意义上。即使也强调“媒介即信息”，其实从根本上还是等于在说“媒介区别于信息”。那么，既然“媒介不等于信息”，而在我们的媒介批评的范畴之内，信息本身又是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所以在解释媒介概念的时候就不应该忽略它既有“载体”、“通道”的意义，又包含着它所传播的“信息”的内容。这对于我们的媒介批评学中的基本概念定义尤为重要。

　　2、媒介发展与发展的“媒介”确指

　　如果说，凡是能够使人或事物的双方或多方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都可以称作媒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或事物都是被媒介联系起来的，因而也就都是媒介的对象；同时，从本质上看，这些被媒介或通过媒介所联系起来的所有对象，本身也都可以被看作是特殊的媒介，因为他们各自也在被其他媒体连接起来的同时，同样也起到了连接其他对象的作用。因而，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媒介无所不在，媒介功能无物不有。那么，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媒介批评究竟是批评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媒介批评所要批评的“媒介”，在外延上，究竟是指的什么呢？

　　从最为宏阔的角度和视野来看，人类传播能力的发展甚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直接决定于传播媒介的发展。或者说，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以及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从最原始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的卫星通讯、数字化媒体，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传播媒介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先进的漫长的发展过程。一些西方传播学者甚至认为：“确定什么时代一种人或另一种人用石器或燧石器物追击动物，什么时代人用青铜斧或铁斧互相厮杀，是很有用的。然而，在过去四万年里由人类所取得的文明进展，其所以突飞猛进，其实是基于人类对传播系统的掌握，而不是基于他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工具。”“正是人们所掌握的传播系统贮存、交换和散播信息程度的高低，标志了人类有史以来甚至史前的几次重大变革阶段。正是人们准确而全面的传播能力不断增长，使得复杂的技术向上发展，并有了神话、传说、解释、逻辑、习俗以及复杂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得文明得以产生。”[ 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理论 [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8-9.]

　　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整个人类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确是同步的，甚至是略先于社会发展且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方面，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使新的、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不断产生；而另一方面，新的、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反过来又增强人类的传播能力，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人类传播的媒介方式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即亲身传播时代、口头语言时代、文字书写时代、印刷媒体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传播时代。有人将这称为人类传播的五次重大革命。而人类传播的五次革命，又主要表现在传播媒介的发展上。因而可说是媒介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和社会历史的先进程度。也正是由于媒介本身的不断发展，学术上对于媒介概念的解释也就同时在不断有所发展。如早期以物质性、心灵性、宗教性的中介为基础的媒介概念，到了18、19世纪逐渐扩展，开始出现将报纸理解为一种媒介的说法。到了20世纪，以报纸、电影、广播为代表的所谓大众传播，对人们形成社会现实的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将媒介等同于传播媒体。而随着19世纪以后传播科技的发展，媒介原本包含的“中介调解”意义，亦即连接人的意识思想与其对象物(尤其是与精神、超自然世界)的意义，逐渐退位。整个20世纪所认识的媒介，指的是把发送者(sender)的讯息(message)传送给接收者(receiver)的工具。这种认识的典型，就是把电话设想为信号传达工具的“通信理论”，后来又扩展到广播、电视等领域的研究，发展成“大众传播理论”，两者皆强调媒介作为一种媒体该具有的“透明性”。

　　在此前的关于媒介的各种解释中，媒介指的其实是传达讯息的机器，而非被传达的讯息；换句话说，媒介和讯息是明确区分的。在这种意义下，媒介是传播沟通(communication)的前提而与传播沟通的内容无关。而这种媒介单纯化、透明化的概念，到了1960年代开始受到各种批判。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批判先驱，就是麦克卢汉。他最经典的名言“媒介即讯息”猛烈冲击了此前大众传播的研究。[苏硕斌：《media认识论的考量》，见吉见俊哉著，苏硕斌译：《媒介文化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2，第X页。]

　　在麦克卢汉之后，大众传播研究内含的现代主义前提遭到了各式批判；媒介概念的解释也不再单单由大众传播理论独占，而开启了以另类的观点思考媒介，视之为相互主体性关系中意义形成的场域本身。更明白的说，这种将媒介视为意义形成的相互主体性过程，已不再是偏重发送者单向传递意义到接收者的大众传播过程，而是转向讨论意义在主体间往复来回而被认识的中介调解(mediation)过程。就像文学作品的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是把在甲方语言系统中形成的意义，移置到乙方的语言系统中重新构成，绝非单纯的语言替换，而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就像“翻译”不断中介调和两个语言意义的过程，不是此方的传播者把意义单向传递给彼方接收者的过程，而是环绕媒介的各种主体间往复来回的言说与调整过程。

　　二、媒介批评解

　　1、何谓“批评”

　　就“批评”一词在普通词义学上的比较通行的解释，起码有4种意指：（1）评论；评判。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评定其是非优劣。 明 李贽《寄答留都书》：“前与 杨太史 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 清 李渔《慎鸾交·心归》：“你辨美恶，目光如镜，谁高下，早赐批评。” 到了现代，文学领域对此应用最多，如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 （2）对书籍、文章加以批点评注。 清 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 现代文学界也偶用此意，如，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残唐五代史演义》未见， 日本《内阁文库书目》云二卷六十回，题 罗本撰， 汤显祖批评。” （3）指出所认为的缺点和错误。（4）对缺点和错误所提出的意见。这后二者为最广泛应用的日常语义。

　　王君超在其《媒介批评—起源、标准与方法》一书的《绪论》中这样说道：对于“媒介批评”中“批评”一词，笔者将其定位于“价值的判断”，即评点优劣、区分良莠、辩别正误，揭示美丑，既包括“寻美的批评”，也包括“求疵的批评”。紧接着，他又笔锋一转，交代了他本人的《媒介批评》一书的侧重点：但在本书中，笔者强调的是媒介批评的现实意义，针对的是目前媒介批评中存在的浅薄和俗化的倾向，因此，立论和例证多从批判性思维出发，侧重的是“求疵”的一面。[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与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5—16页。]而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中，我们对于“批评”这一概念的认定，还是以“价值的判断”为基本内涵。所谓既包括“寻美的批评”，也包括“求疵的批评”；既有内涵解读，又有意义评判；既辩别正误，也评点优劣。总而言之，正如本人在另一部书中所强调的：“需要特别解除的一个误解是，新闻批评也并不完全是对于新闻现象的否定性批评，即‘批评’一词的含义并非通常的工作与学习中的纪律和道德管理方面的用语。”[ ]

　　2、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的概念生成于西方，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专用词汇来源于英文的media criticism或press criticism。而媒介批评的历史，可以说几乎和媒介自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也就是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媒介，尤其是产生了可以记录和跨时空传播的媒介，也就同时出现了原初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然而真正常规化、专业化以及学理化的媒介批评，实际上直到20世纪才正式诞生。一般传播学界的共识是，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媒介完成了现代化转型，同时走上了专业化道路，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专业自律的形式也开始出现。从时间顺序上看，仍然是批评实践先于批评理论。然而，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媒介批评概念起源于西方，而且专业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实践也发源于西方，但是，在西方的传播学名著中却难于找到一个专门的对于媒介批评的定义。即使是在约翰·费斯克等编撰的集中阐释传播学基本概念的《关键概念》一书中，也没有对于媒介批评的定义和解释，无论是media criticism也好，还是press criticism也好，都没有出现在《关键概念》一书中。

　　那么，关于媒介批评的概念，还是我国学者最先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刘建明教授是国内比较早的为媒介批评给出科学定义的。1997年，刘建明教授就在《新闻出版报》上主持《新闻传媒评论学》专栏，从而开创中国媒介批评之先河。到了2000年，刘建明教授出版国内第一本媒介批评著作《媒介批评通论》，其中对媒介批评的定义是这样的：“媒介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刘建明 . 媒介批评通论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1.1. P.1—2。] 其实在此前，雷跃捷教授就在其《新闻理论》一书中将媒介批评定义为：“以传播学为基础，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大众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等问题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而王君超博士在其《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中对此提出商榷，认为这一定义“没有强调媒介批评的重要功能之一 ——‘阐释媒介系统的发展方向’”。于是，10年后，雷跃捷在《媒介批评》这部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专著和教材中，又针对此类问题重新进行梳理和审视，进而提出新的解释：“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这个定义被李彬教授评价为：“更加明确，更加突出媒介批评的本质属性”[李彬、杨雅琼：《探求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新闻战线》2007年第10期。]。当然，王君超博士当年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一书，在曾经对国内外诸多媒介批评定义或范畴分析的基础上，从系统科学的角度为“媒介批评”给出了一个定义：“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5—16页。]而到如今，参照国内诸多关于媒介批评的研究，我们将媒介批评大致可以界定为：媒介批评必须依据一定的价值体系，是专业批评家或普通批评者按照必然如此的价值体系，对大众传媒的传播实践进行的诠释与评价。

　　在专业领域内，媒介批评和新闻批评又是可以通用的概念。所以在有些新闻理论的教材和专著中所使用的就是“新闻批评”的概念。如：“新闻批评是新闻研究和新闻理论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不同于新闻业务范畴中的新闻评论，新闻评论是以新闻的形式和媒体对社会现象和新闻事实进行评论，包括对于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其本质上还是属于新闻体裁的一种。而新闻批评则是以理论的眼光和研究的方式对于新闻本身的批评。所以，新闻批评并不是以新闻的形式对于社会问题进行批评。这是必须从概念上首先要加以区别的。”[ ]

　　从更为严谨的角度来看，新闻批评主要针对的新闻产品以及新闻媒介，而相对来说，媒介批评的所指就稍微宽泛一些。它包括新闻媒介以外的各种现代化的以传播信息为内容的媒介。如电视中的非新闻节目，网络中的游戏、情感交流类的栏目。但是，归根结底，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还是以新闻及其媒介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