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媒介批评”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学”，起码还有一个事实是可以帮助理解和判断的。那就是我国影视批评学的发展和成熟。近年来我国影视批评异常活跃，并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影视批评学。早在十几年前，周安华的《现代影视批评艺术》出版，尤其是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出版，标志着影视批评之学的学术起步。2002——2003年，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出版，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和《影视批评学》，也先后出版。使得影视批评不仅有了完整的理论，丰富的实践，而且有了一般人文学科必备的“史”的构成。因而，“影视批评学”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2005年，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学》出版。更把电视批评也直接上升为“学”。恰如欧阳宏生自己所言：“自《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我仍然一直关注着电视批评，不断思考着完善其理论体系上的不足。由于电视批评是一门新的学科，需要广泛借鉴国内外的理论资源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需要电视批评的研究者对此不断努力，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批评实际做本土化的改造。我们需要建立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电视批评学。”因此，欧阳宏生在《电视批评论》出版六年之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其体系化的《电视批评学》，这无疑将电视批评学建设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欧阳宏生关于电视批评的从无到有、由“论”而“学”，是其自觉地从电视批评学学科建设的意识出发，将电视批评作为一门成型的学科系统进行研究的结果。[ 参见王艳玲：《在无序中探索有序――20世纪90年代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3月。]那么，既然电视以及影视都能建立起批评学科，而在整个媒介家族当中，电视也好，电影也好，都只是媒介中的一个品种而已。既然其“种”能够建立起批评学，其大类的一级为什么不能建设自己的媒介批评学呢？

　　其次，关于中国能否独立建设一套“媒介批评学”。 这方面我们似乎可以参照一下我们的相邻学科。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最近也有人这样提出：中国的文学批评遇到了问题。而问题的根本也在就于缺乏文学批评的本土话语。王彬、牛学智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至少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支持；二、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的评介尺度。前者提供动力，后者提供方向。既不能提供动力，又不能提供方向的文学批评被人诟病，自然是符合情理的事情。因此他们认为就要转型与调整。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界，有人提出“中西转化”，也有人提出“古今转化”。然而，无论是“中西转化” 还是“古今转化”，核心是“本土话语”的建构问题，或者说是，立足于本土文学的基础理论的建设问题。当然，基础理论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基础理论也需要更新，从而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认知工具。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所急需的，便是这种产生于本土的新工具，有了这个新工具，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才有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充满活力的诠释与推动。作为文学批评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批评角度，没有创新的思维方式，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基础话语或者可以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些新的理论支点。[ 王彬、牛学智等：《当下批评“本土话语”匮乏的危机》，《文学报》，2011-2-24.]文学批评是如此，我们的媒介批评当然也不例外。建设本土话语的媒介批评体系，无疑就是当务之急。

　　当然，就我国的媒介批评这一领域本身而言，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批评实践，的确都起步较晚。至于媒介批评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更是缺乏自觉与主动的意识。1995年，吴迪的《媒介批评：特性与责任》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第5期发表，被学者认为是我国媒介批评学发展的开端。此后，随着媒介批评实践的升温，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学术著作陆续问世，媒介批评的教学课程，也在一些院校陆续开设。2000年11月，教育部委托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童兵负责起草的《高校“十五”新闻传播学学科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发布，《草案》将“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列入“十五”重点研究课题。此后，浙江大学新闻学院将“媒介批评”列入重点研究范围，将“媒介批评学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2001年初，刘建明教授完成于前一年的《媒介批评通论》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媒介批评教材。从基本概念、主体、示范与标准、方式和内容、思维方法等方面对媒介批评进行了全面阐述。而且，“媒介批评学”的概念从此正式提出，书中这样写道：“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新闻作品和媒介活动……”“媒介批评学的成立，还在于它能够确立新闻写作和新闻选择的新的尺度构成新闻评阅很多的行为准则。”[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第一页。]同年，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出版，对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等进行研究和阐释，在学术性上有所推进。这两本书的出版，被认为是搭建了“媒介批评学”的基本架构。当然，在刘建明教授看来，媒介批评学的学科建设，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还有许多空间急待扩展”。[ 若文：《刘建明教授专访：媒介批评研究拓荒·构建·领航》，《今传媒》 2006年·第4期（下月刊）]

　　2005年，陈龙的《媒介批评论》（苏州大学出版社），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状、现实特性、伦理原则与衡量尺度、类型与范式等。作为教材也更加规范。同年，谢静的《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从批评叙事和新闻专业的关系角度，系统解读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当代媒介批评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由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丛书，从2005年开始出版，意在从媒介学角度对大众文化和时尚进行批判，揭示媒介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上都是比较专业的学术专著，对媒介批评教学与教材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基础性和学术导向性意义。2007年，雷跃捷的《媒介批评》出版，运用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媒介批评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刘建明等编著的《西方媒介批评史》（2007）概述了西方著名政治家、学者、新闻批评界及新闻报道的思想沿革，揭示了媒介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

　　至2011年3月，刘建明等编著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始全方位聚焦中国媒介批评的起源与发展。提供纵向历史的考察，充分认识到：“中国媒介批评的方式多种多样，从提出办报宗旨到评价媒介的社会效果，从检查媒体的传播内容到禁止刊载不合政治要求的内容，从褒贬媒体或记者到迫害或枪杀被视为仇敌的报人，多角度地展现出中国媒介批评史演变的路径，映现了中国媒介生态的发展道路。”[ 刘建明等编著：《中国媒介批评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3，第1页。]至此，中国媒介批评学的研究与建设，开始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有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的基础，有了这么丰富可观的研究的成果，对于开创中国原创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应该是具备了良好的前提和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