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抱歉，没什么东西给你，”她很抱歉地说，“我很想给你准备点什么，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呢？我家里什么都没有，商店里的东西也少得可怜。”

　　我又站了起来，去看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知道该怎样把话题再引到他儿子身上。

　　“你想看的话就把它取下来，”她向我建议道。我小心地取下照片，把它平放在桌子上。

　　“这是他穿的制服？”我问道。

　　“是的，那时他16岁，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她解释道，“我丈夫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组织，他是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他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他不加入党。现在回头看，我很高兴他没加入。那些年他一直没有得到提升；他一直受人忽视。只是在战争时他才做了个经理，那是因为年轻人都被征走了。他被提升为经理才几周，也就是我们接到我儿子的死讯一年后，他所在的工厂被炸毁了，许多人都被炸死了——我丈夫也在其中。”

　　她做了一个绝望无助的手势，双手交叠到一起。

　　“于是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生活在对我丈夫对我儿子的记忆中。我或许应该搬到我妹妹家去，可是我不想离开这间房子。我父母住在这里，我儿子也在这里出生。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回忆起昔日的幸福时光。要是我走掉的话，我觉得我是在忘掉过去。”

　　我瞥了一眼，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老太太看到了我的眼神。

　　“我在一栋房子的废墟中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它被埋在瓦砾中，只有一边露了出来，好像带着责难的样子指着天空。没人想去拣它，我就把它拿走了。我不再感到自已被遗弃了。”

　　难道这妇人也曾想到上帝曾经离我们而去了，只是看到这些废墟，他才又重回这个世界？我还没能仔细想上一想，她又继续说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希特勒上台执政时，我丈夫就说最终会是一场灾难。这真是非常有预见性的话：我一直在回味他说过的话⋯⋯

　　“有一天我儿子说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我们听了吃了一惊。我一直严格按宗教的要求把他带大。你可能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圣像。1933年后，我不得不把大部分圣像都取掉——我儿子要我这么做。他的同伴们老拿他曾经狂信教会来开他玩笑一他带着责备的口气给我讲起这些事，好像这是我的错。你也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怎样教唆孩子对抗上帝和他们的父母。我丈夫是个宗教信仰不怎么强的人。他很少去教堂，因为他不喜欢神父，不过他不许谁说低毁教区神父的话，因为教区神父很喜欢卡尔。我丈夫很喜欢听神父夸卡尔⋯⋯”

　　老妇人眼中满是泪水。她拿起照片仔细端详，泪水滴到了玻璃上⋯⋯

　　我曾在美术馆看到一张画像，画像上一位母亲正拿着她儿子的照片在看。而在这里，同样的场面在生活中出现了。

　　“唉，”她叹了口气道，“你知道我儿子是个多么好的小伙子。他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在学校他真是个模范学生——直到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自他入会后，他就彻底变了，他再也不去教堂了。”

　　她沉默了半晌，好像是又回到了过去。“结果，我们家庭开始有些分裂。我丈夫话说得很少，当然这和往常一样，可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很难过。要是他想谈论某个被盖世太保抓起来的人，他首先会四周观望一番，确信他儿子没在旁边听着⋯⋯一头是我丈夫，一头是我孩子，我真是为难极了。”

　　她又陷入了回想之中：“随后战争就爆发了。我儿子回到家，宣布他志愿人了伍。当然，是参加了党卫队。我丈夫被吓坏了。他没有责备卡尔，但是也不再谈论卡尔⋯⋯直到他起程出发。卡尔临上战场前，没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一句话。

　　“卡尔集训时邮回了很多快照，但是我丈夫总是把照片推到一边儿。他不想看到他儿子穿着党卫队制服。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人也都是这样生活的。你要明白邻居们会怎么想。你在工厂里会遇到麻烦的。’

　　“他只回答说：‘我装不得假。他们已经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夺走了。’卡尔走时，他也是这么说的。他似乎已经不再认卡尔是他的儿子。”

　　我全神贯注地听她讲，不时地点一点头，鼓励她继续讲下去。我总希望她能再多讲一些。

　　这之前我也曾和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谈过，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国家社会主义曾影响到他们。许多人都说他们曾经反对过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却害怕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居也像他们一样害怕他们。这样的恐惧不断递加，结果就越来越强化了猜忌与不信任。

　　许多人就像卡尔的父母一样。但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些因为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新制度，不需要向这个制度屈膝的人们又怎样呢？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满足了他们最重要的愿望。这个制度把他们从无意义的生活状态中拉了出来。这个制度要掌权，就得以许多无辜的牺牲者为代价，这一点他们并不担忧。他们是处在胜利者阵营的，他们已经切断了自己与这个制度受害者的关系。他们对弱者表现出了强烈的鄙视态度，这是一个高等人对低等人的鄙视。

　　我看得出来，这位老妇人是个好心肠的人，是一位好母亲，也是一个好妻子。毫无疑问，她也经常对被压迫者显示出同情，但是她自己家庭的幸福对她来说还是最重要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只是在关心着自己小圈子的和平与安宁。这就为凶手上台和保住政权搭好了台基。

　　现在我应该把这样一个真理不加掩饰地告诉给这个．老妇人吗？我应该告诉他，他的儿子在元首的名义下所做的一切鸣？

　　我，差一点也成了他儿子的一个牺牲品。而她，是叫个在废墟中为自己家庭变成了一片废墟而感到悲伤的妇女，在我们二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明白她的苦恼，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苦恼。悲伤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联系吗？苦恼会是一种粘合剂吗？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老妇人忽然又开始回忆了。

　　“有一天他们把犹太人带走了。我们家庭医生也在其中，据宣传说，要给犹太人重新安置定居。据说希特勒给他们划了整整一个省，他们犹太人自己可以不受打扰地在那里生活。可是不久，我就听说党卫队残暴地对待他们。那时我儿子在波兰，人们到处在谈论着那里发生的骇人的事情。有一天我丈夫说：‘卡尔和党卫队正在那里。或许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过去是我们的大夫治疗他，现在该他来治疗大夫了——”

　　“我丈夫没讲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我知道他很伤心。我也非常难过。”

　　老妇人忽然紧盯着我。

　　“你不是德国人？”她贸然问道。

　　“我不是，”我解释道，“我是一名犹太人。”

　　她显得有点儿尴尬。那时候，德国人遇到犹太人时都感到有些尴尬。

　　她马上告诉我说：

　　“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一直都是和犹太人非常和平地相处的。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不负有责任。”

　　“我知道，”我说道，“现在他们都这么说。我也相信你说的话。不过还有些人，他们说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德国人的罪行问题或许永远也讲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德国人谁也摆脱不了责任。即使他个人无罪，他也得感到羞耻。作为一个犯下罪行的国家的一员，他不可能像一个过路人想什么时候下车就什么时候下去一样，简单地一走了之。德国人有责任发现谁是罪犯。不是罪犯的人也必须公开断绝和罪犯之间的关系。”

　　我感觉到我说得太激烈了一些。这位孤独的寡妇悲伤地望着我。和她不适合讨论德国人的罪孽与罪行。

　　这位早已心碎的女人，身陷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根本接受不了我的责备。我感到有些抱歉。或许我不应该提出罪行问题。

　　“他们给我讲了好多事，我听起来都不相信，”她继续往下讲道，“他们说了好多有关犹太人的事，我不能相信。在战时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只有我丈夫似乎知道真相。他们厂里有些工人被派到东边去装配机器。他们回来后告诉他好多事情，虽然我丈夫知道这个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但是连他也觉得这些事听起来不可信。他不怎么告诉我他听到的事情。或许他害怕我无意中会传出去，那样可就要惹到盖世太保了。他们已经对我们表现得有些不友好，经常注意着我丈夫。不过由于我们卡尔在党卫队，所以他们也就没骚扰我们。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都遇到了麻烦——他们被最好的朋友告发了。

　　“有一次我丈夫告诉我，一名盖世太保官员曾到了他工作的地方。那里雇佣了很多外国人。这位官员来调查一桩蓄意破坏生产的案件。他和我丈夫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说：‘你不受怀疑，因为你儿子是党卫队员。’

　　“我丈夫回来后把这件事讲给我听，他很痛心地说：‘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掀了个底儿朝天。我现在居然也受到了他们的保护，什么事儿也没这件事更让我感到难受。’他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情况”

　　老妇人忧伤地坐在那里，陷入了回忆之中。我凝视着她。我开始理解她是怎样生活着的了。我知道，她肯定会不时拿出她儿子的包裹，把它抱在怀里。这是他最后的遗物，就好像就是她儿子自己。

　　“我确实能相信人们讲到的事——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卡尔永远也不会去做坏事。他是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我丈夫也已经去世了，我现在非常想念他⋯⋯”我见到许多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我也理解她们的心情。

　　但是他儿子没有对我撒谎；他的家庭就是他描述的那个样子。可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能够解决，还没有一丁点儿进展⋯⋯

　　我就这样走了，没忍心去破坏支持这位可怜的妇人活下去的最后安慰——她坚信她儿子是完善的。

　　或许没告诉她真相是不对的。或许她的泪水有助于冲刷去这个世界的不幸。

　　我能想到的远不只这些。我明白我给这位母亲讲不了什么。不论我怎样给她讲她儿子的罪行，她都有可能不信。

　　或许她宁愿相信我是在毁谤她儿子，而不愿相信我知道卡尔的罪行。

　　她老是重复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似乎是想让我肯定这一点。但是我肯定不能这么做。要是她知道了真相，她还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吗？

　　在卡尔年轻时，他无疑是个“好孩子”。但是他生命中那段不光彩的时代已经让他变成了一名凶手。

　　卡尔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基本上已经全部出来了。他的真实相貌我也清楚了，因为在他母亲那里，我已经看到了他的面容。

　　我了解他全部的童年生活，也知道他犯下的全部罪行。我很高兴没把他做下的邪恶行为告诉他母亲。我相信我做得对。就她目前的处境，夺去她最后的希望无疑于也是犯罪。

　　现在，我不时会想起这名党卫队员。每一次我进了医院，每一次我看到护士，或者遇到一个头缠绷带的人，我就会想起他。

　　有时甚至是在我看到向日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