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塞克也死了。不过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我们这个队被送到东部铁路线并驻扎在那里。有一天从集中营又派来了一支劳动队伍。我发现约塞克就在这个队里。我可以关心他一点儿了。我们和外界有些联系，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我请求我们的“犹太工头”把约塞克和我们安排到一起。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又想法说服监工，让我们多在铁路线上工作。但是这也失败了。

　　随后有一天，那支增派的劳动队伍里没有了约塞克。他生病了，被安排到了集中营工作。他发了高烧，经常体力不支，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党卫队员一走近，他的同伴就提醒他打起精神。可是约塞克太虚弱了，已经站不起来了。一梭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据说是为了惩罚他的“懒惰”。

　　那些年我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话下来。我的死期显然还没有到，死神还不需要我。

　　苏联红军向西挺进时，德国人向后撤退。我们撤出了集中营，一大队囚徒和党卫队哨兵向西往其它集中营转移。我被送进了恐怖的普拉绍夫集中营；我开始知道格罗斯一罗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经过无数次辗转，经过无数个临时集中营，我被送到了茅特豪森。

　　我被直接送到了第6营，死亡之营。虽然毒气室在全力运转使用，但是仍赶不上等待送进毒气室的人数的急剧增加。从早到晚，焚尸炉上空总悬挂着一大团烟云，证明死亡工业在全力进行。

　　没必要把死亡的“自然”进程提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炉的尸体？缺乏营养，疲劳，疾病，这些东西自身常常是无害的，但是却可以带来一大批身体虚弱的囚徒，可以更缓慢，更稳定地把尸体源源不断地送进焚尸炉。

　　我们第6营的囚徒不再需要去工作。我们也几乎见不到党卫队员，只能见到死尸。每隔一段时间，就由那些还有些力气的同伴把死尸运进来。随后，新来的人就又代替了他们。

　　我们饿得几乎无法忍受。每天的食物特别少。我们每天可以在外边待上一小会儿。一到室外，我们就一头扎在地上，去拔地上那少得可怜的青草，像牲畜那样把它吃掉。经过这样的“放风”，搬尸工就更忙了，因为很难有人能消化掉这种“食物”。尸体被码在手推车上，不断线儿地推走。

　　在这儿的集中营里，我有时间去想了。很显然，德国人的末日已经临近。可是我们的末日也快到了。凶杀机器已经自己在疯狂地运转了，正在清除着这可怕罪行的最后证人。我的推测后来被证实了：确实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准备在美国人赶到集中营之前把我们全部消灭掉。

　　“只有半个小时就要自由了，但是只有15分钟就该我们死了。”有一个人这么说。

　　我躺在自己的铺上，瘦得像一具骷髅。我看什么都看不清，就像是隔着帘子在看。我想，这大概是饥饿所导致的。随后我就一直处在昏昏迷迷的状态。一天晚上，似睡非睡的，在里木堡医院里碰到的那位党卫队员又出现了。我几乎已经全把他给忘了，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况且，饥饿也已经使人思维迟钝。我意识到我只能再活几天，至多再活几周。就在这时候，我又记起了那名党卫队员，记起了他的忏悔。他的眼睛不再隐蔽；一双眼睛从绷带的小孔露出来，直盯着我。眼神里满含着愤怒。他把一样东西提到我面前——那是我拒绝从护士手里接过来的包裹。我在梦中肯定惊叫了起来。那天晚上是一名医生值班儿。这名医生来自克拉科夫，是一位年轻的犹太人，我经常和他谈话。

　　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第6营里还会有医生。他帮不了我们，因为他全部的药物不过就是些叫不上名字的红粉片儿和一些小纸团。不过对当局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可以谎称还有一个医生在照看第6营的1500名囚犯。

　　“你怎么了？”医生问。我发现他站在我床边。我们4个人睡一个铺。很显然，其他3个人已经醒了。

　　“你怎么了？”他又问道。

　　“我做了一个梦。”

　　“做梦？我倒真希望我还能做梦。”他安慰道。“我睡觉时老希望我能做一个梦，能够把我从这里带走。可是我总是做不来梦。我睡得很香，但是从来不做梦。你做了一个好梦吗？”

　　“我梦见了一名死去的党卫队员。”我说。

　　我知道他不理解我最后说的这句话，我身体又太虚弱了，没力气把整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给他讲了又有多大意义呢？我们谁也不能从这间死牢里逃脱。

　　于是我就没再说什么了。

　　就在我做梦的那天晚上，我们屋里有一个人死掉了。他曾经是布达佩斯的一名法官⋯⋯因为他的死，我们拥挤的小屋就可以多一点儿空间，所以我们就犹豫着是否应该报告他的“死讯”。不过事实上到了最后，一个空位是掩盖不住的。

　　两天后，又新来了一批囚徒，一名年轻的波兰人被安置到我们屋。他叫勃洛克，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由于俄国的进攻，他被转到这里来了。

　　勃洛克性格坚强，什么也动摇不了他，什么也打扰不了他。他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也表现得泰然自若。某种意义上，他让我想起了约塞克，尽管从体格上说，他一点儿也不像约塞克。起初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有知识的乡村青年。

　　在茅特豪森，谁也不问同室的囚徒从哪里来，过去是什么职业。他愿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过去已经不重要了。这里没有阶级差别，我们全都是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每人与死亡约定的日期不一样。

　　勃洛克告诉我们说，在从奥斯维辛往茅特豪森转移过程中，很多人都死去了。有的人因为在无休止的铁路周转过程中饥饿而死，有的是在整日不停的徒步迁徙时，因过度疲劳而倒下。走不动的人就被枪毙了。

　　有天早上，我听到勃洛克在用波兰语祈祷。这真是个不寻常的发现。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祈祷了。一个人如果老是无辜受折磨，他就会很快失去信仰⋯⋯

　　逐渐地我了解到勃洛克曾学过神学，他是在华沙的神学院外被逮捕的。在奥斯维辛，他受尽了最惨无人道的虐待。因为党卫队知道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牧师，所以就老翻新花样来羞辱他。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信仰。

　　一天晚上，他挨着我睡。我把我在里木堡医院的经历讲给他听。

　　“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都是一样的。”听完了我的话后，他说道。随后他站了起来，紧盯着前方，一言不发。

　　“勃洛克，”我继续说道，“要是纳粹不进攻波兰，你现在还是一个牧师，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我该宽恕他吗？我有权利宽恕他吗？依你的宗教，这件事该怎么做？你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你该怎么做？”

　　“停，停，等一下。”他拦住了我的话头。“你的问题把我压得都喘不过气儿了。放松一下。我能理解，这事儿深埋在你记忆中。尽管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别的事，你还是忘不掉这件事。我认为你潜意识是对你那时的态度感到不满意。从你的言谈中我得出这个印象。”

　　他说得对吗？难道我的不安源自我的潜意识？难道是潜意识驱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去思考在医院里碰到的这件事儿？为什么我老是放不下？为什么这事儿还没完，还没处理好？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好几分钟。勃洛克一直在盯着我，不过他似乎也忘了时间，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几大宗教对宽恕问题的态度不会有太大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实践上的区别，而不是原则上的区别。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你只能宽恕一件针对你而做出的错事。不过还有另一面的问题：这名党卫队员还能向谁求助呢？他做了错事的对象没有一个还活着。”

　　“这就是说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他转而求助于你，或许是因为他把犹太人视作命定的一个整体。对于他来说，你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从而也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勃洛克的话让我想起了我在听这位濒死的人的忏悔时体验到的感情：那时候我确实是他接受赦罪的最后机会。

　　在和约塞克讨论这件事时，我要向他尽力表述的就是这个观点。但是他那时想法用另一种观点来说服我。难道这只是一个错觉？

　　勃洛克继续对我说道：“我认为他没对你撒谎。一个人与死亡面对面打交道时，他是不会撒谎的。在临死时，他显然又恢复了孩子时期的信仰，他能安心地死去，那是因为你听了他的忏悔。对他来说，这是真正的忏悔——即使没有神父⋯⋯

　　“就像你知道的，这不是正式的悔罪。但是通过忏悔，他的良心得到了解放，你听了他的忏悔，他就可以安心地死去了。他又重新获得了信仰。就像你所说的，他又重新成为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孩子。”

　　“你似乎完全站在他那边儿。”我抗议道，“很少有党卫队员生下来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记住教会的教诲。”

　　“这不是问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多。我在那里也和犹太人讨论。要是我在集中营里能活下来，要是我有幸被授予圣职，成为一名牧师，那我一定会重新考虑我就犹太人问题讲过的话。你知道，尤其是在波兰教会里反犹气氛很浓⋯⋯不过还是让我们先来讨论你的问题吧。就是说，在里木堡的这个家伙显得确实有悔改之意，对他所做的错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懊悔——这肯定是你描述的吧？”

　　“我是这样描述的，”我回答道，“我至今还相信他是真诚的。”

　　“那好，”勃洛克严肃地宣布，“那他就值得宽恕和怜悯。”

　　“但是谁去宽恕他呢？我吗？没有人赋予我权利去这么做。”

　　“你忘了这样一件事实：可以让这个人补赎他的罪过，但他的时间却不够了；他没有机会赎回他所做的一切。”

　　“或许是这样吧。但是他就成为健全的人了吗？我没权利以别人的名义宽恕他。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勃洛克毫不犹豫地解释道：“在我们的宗教里，悔恨是寻求宽恕的最重要的因素⋯⋯很显然人家感到悔恨了。你应该这样想想：这儿有个人就要死掉了，而你却没有满足他最后的请求。”

　　“我就是为此而感到担忧。但是有一些请求是肯定不能满足的。当然我承认，我还是有些同情这个家伙。”

　　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不过并没有得出结论。相反，勃洛克开始不那么坚持他开头时的看法了，他有点儿拿不定我是否应该宽恕这位即将死去的人。在我这一面，我也越来越不敢确定我做得是否对。

　　不过，交谈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有帮助的。他，作为一个准天主教牧师，我，作为一个犹太人，互相交流了我们的看法，互相都对对方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理解。

　　自由的一刻终于到来。但是我们中许多人却赶不上了。幸存下来的人成群结队地返回家乡。勃洛克也回了家，两年后我听说他病了。但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对于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家可回。波兰是一个坟场。我要想开始新生活，就不可能到坟场去开始。那里的一木一石都触动我对那场悲剧的回忆，我差点儿活不到这场悲剧结束。我也不想碰到那些对我们的苦难负有罪责的人。

　　所以在解放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纳粹犯下的罪行。积年的苦难已使我的信仰充满创伤，我对世界上是否有正义在也产生了怀疑。要让我这么简单地重新开始那被粗暴地打断了的生活已经不可能。我觉得委员会的工作或许能帮助我恢复对人性的信仰，或许能使我相信人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需要有的那点东西。

　　1946年夏，我妻子，我的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去林斯地区。我们在山坡上铺了块地毯，坐下来观赏阳光下的风景。我借了一副望远镜，仔细研究周围的地貌。这样，起码我就不需要拖着一双虚弱的双脚来回跑就可以欣赏到目力所及的风景。

　　环视四周，我忽然看到我下边有一束灌木丛，灌木丛下有一株向日葵。我站了起来，慢慢朝它走去。我很快又看到那儿有更多的向日葵。我的思绪一下子纷乱起来。我想起了里木堡的士兵墓，想起了医院，想起了那名死去的党卫队员。在他的墓上，一定长有一株向日葵⋯⋯

　　我回来时，朋友们都很关切地望着我。“你为什么面色苍白？”他们问。

　　我不想把萦绕于心头的那一幕告诉他们。已经很久没再想到在里木堡医院的经历了，然而一株向日葵提醒了我。提醒了我什么？难道我有什么需要责备自己的吗？

　　我再次回想起与这位陌生人见面的细节，我想起他满怀爱意地谈及他母亲。我甚至还记得她的姓名和地址。这些都写在他遗留的小包裹上。

　　两周后我去慕尼黑，抽机会去了斯图加特。我想去看一看这位党卫队员的母亲。假如我跟她聊一聊，或许我能对他的人格有一个更清楚地了解。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说不清的责任感驱使我去这么做⋯⋯或许还希望能借以把我生命中最不愉快的体验永远地驱除掉。

　　那时候，整个世界都在想办法更确切地了解纳粹暴行。一开头的时候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主要是因为不相信会有这么大的罪恶存在。慢慢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这样大的罪行确实是真的。后来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纳粹犯下的罪行如此巨大，以至于听起来简直是件不可信的事。

　　可是过了不久，神父，慈善家和哲学家们开始恳求世人们宽恕纳粹。这些利他主义者的话恐怕是永远也不会中听的，不过却表现出对屠杀过千百万无辜者的凶手们的同情。神父们说，在神的审判来临之前确实会出现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必在生世对他们进行判决。这种论调特别适合纳粹的宣传。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并不怕神的审判。他们只害怕尘世审判。

　　我发现斯图加特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炸碎的瓦砾，人们住在被炸弹炸毁后的屋檐下，头顶上只有一片屋顶。我记得在“水晶之夜”他们烧毁了犹太教堂后，有的就曾经说：“今天他们烧毁了我们的教堂，总有一天他们自己的房屋也会变成一片瓦砾和废墟。”

　　柱子上和墙上到处都是告示，被拆散了的家庭正在相互寻找。父母在寻找孩子；孩子在寻找父母。

　　我向人打听这位党卫队员的母亲可能在那里住的那条大街，人们告诉我城市的这一块儿地方已经被炸平了，这一带的居民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徒步去找。最后我来到了一栋几乎全被炸毁的房屋前，只有下边的几层似乎还可以住人。

　　我顺着肮脏破旧的楼梯上了楼，敲了几下破术门。开始没有回音，我想可能会令我失望，我今天跑了空腿了。突然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位瘦小孱弱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

　　“你是玛丽亚·S夫人吗？”我问道。

　　“我就是。”她回答道。

　　“我可以跟你和你的丈夫谈一谈吗？”

　　“我丈夫已经去世了。”

　　她请我进了屋。我四下打量了一下。墙壁已经裂了缝，天花板上的膏灰也已经剥落。壁橱上方挂着一张照片，照片没挂在正中。照片上是一位眉目清秀，金发碧眼的男孩。照片的一角儿缠着一条黑带。不用说这照片儿上的人就是恳请我宽恕的那个人。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我走过去看着照片，要看一看我从来没见到过的这双眼睛。

　　“那是我儿子，卡尔，”这位妇人带着沙哑的声音说道，”他在战场上死去了。”

　　“我知道。”我自言自语道。

　　我还没告诉她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确实，我还没下定决心，拿不定主意自己该说些什么。在来斯图加特的路上，我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开始，我想把他告诉我的所有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他母亲。不过我暗自在想，要是先不讲他告诉我的事，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一些矛盾的说法？这样的话，对我来说，事情就要更简单一些。这样的话，或许我内心深处无法抑制的同情感就会消失。我开始责怪自己没准备好开场白。现在我见到他母亲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对她说了。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卡尔像前：我禁不住老想看着他。她母亲注意到了。“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可爱的好孩子。他这个年龄的很多年轻人都死去了。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只剩下我一人了。”

　　许多母亲也都只剩下一个人了。我这样想道。她邀请我坐下。我注视着她那张饱经苦难折磨的脸，对她说道：“我是代你儿子来问候你的。”

　　“真的吗？你认识他？他已经去世四年了。我是从医院得到的消息。他们把他的东西捎回来给我了。”

　　她站起来，打开了一只旧箱子，掏出了护士在医院里要塞给我的那个包裹。

　　“我一直把这些东西留着，他的手表，他的笔记本，还有其它一些小东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我犹豫了。我不想破坏她对她“好”儿子的印象。

　　“4年前我在里木堡东部铁路线工作，”我对她说道，“有一天，我们在那里工作时，一列医疗火车从东边运回了很多伤兵，我们从窗户和他们聊天儿。有人递给了我一张条子，上边有你们的地址，递条的人希望在我有机会时，代他的同伴来问候你。”

　　我对自己的临场编凑感到满意。

　　“就是说，你事实上从来没见过他？”她问道。

　　“没有见过，”我回答道，“他可能伤得太厉害，没法儿到窗口来。”

　　“那他怎么能写呢？”她问道，“他眼睛受了伤，他给我邮来的信一定是他口授，让护士代写的。”

　　“或许他让他同伴写下你们地址的。”我迟迟疑疑地说。

　　“没错，”她想了一下后说，“肯定是这样。我儿子非常爱我。他和他父亲关系不好，虽然他父亲和我一样爱他。”

　　她停顿了一会儿，往四周看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