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个医生,喜欢舞文弄墨,文采斐然。膝下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我爸出逃那年,他已经有病在身了,两个大儿子和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小儿子。或许是对不成器的父亲已经感到无奈,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三儿子身上。

  三伯叫牛腿子,记忆中最早到了三伯家是在一个工厂大院里,里外共两间房,挤着一家三口人,里间有张双人床,床边的圆桌上放着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虽然有点挤,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们的生活要比我家强多了,因为那台电视机里播放着中央台从一到八,八个频道,即使我家的电视机是彩色的,屏幕还要比他家的大些,却也只有中央台的一个综合频道。每天的生活要单调许多。

  三伯刚成家那会是不错的,我爷爷做医生做了好几年之后成了二建厂的工人,后来爷爷老了就让三伯接班。三伯家自然就搬到了那工厂大院里。不过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工厂的效益也日渐萎缩,工人们下岗的下岗,下海的下海,他们的生活也就不是很好了。

  但三伯有个怪脾气,就是不爱烧香。在村里的时候还常跟着奶奶在神仙老爷桌子前磕头什么的,自从搬进了工厂大院就把香炉一并给毁掉了,还说自己受到了文明的教化,要三哥哥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

  我家那会有五间土坯房,坐北朝南,奶奶住了堂屋和东边的偏房。母亲和父亲住在西偏房。正房前的东西两边有两间厢房,西南角还有一间,不过打我记事起,那间房就是坍塌的,废弃的灰砖静静地躺在荒草丛中,长久没人打理。街门是竹坯钉在一起的,东西两扇,街门外是一小块空地,有两棵高耸的白杨,西边是两个厕所夹着一个猪圈。猪圈也是我们家的,在安都,养猪的历史已经有了上千年。一千年之后,我家还在养猪。

  生活不尽如人意,生命就得顽强。母亲刚嫁过来那会儿,总是奶奶操持家里,早晨六点多醒来就做稠饭,喂猪,去地里还要忙着庄稼。一天下来总要累个半死不活的。爷爷是比较懒的,很少去地。早晨七点多起来自己盛碗稠饭吃了送了碗就走了,他在街口开了家中医诊所,门上挂着用粗布缝纫好的帘子,帘子正中竖写着“修业堂”三个大字。这是他亲自起的名字并且亲笔书写,或许是对他前半生事业的悔过吧。

  母亲经姑姑拉拢,去了厂子上班,上班也都是打打杂工,每天的工资很少。不过上下班,两人都相跟着,形同姐妹,甚至遭遇也差不多。小姑的名字倒是挺洋气的,学着外国人四个字四个字的起,学名叫牛尾巴花,八十年代末嫁给到了邻村。在以后的日子里,处理婆媳关系成了她和母亲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父亲也比较懒,没有大伯牛柱子的稳重和才华,也没有二伯牛鼻子那军人范儿的魁梧和健硕。更没有三伯的踏实能干。似乎他唯一的优点就成了乖巧。父亲常常靠蹬三轮营生,有时候进点水果来卖。有时候就收废铁,要么就是帮别人运送货物。这种没有规律更谈不上靠谱的工作总是让人闲一阵子,忙一阵子。更容易让人自由散漫,没有上进心。尤其像父亲那样小学还没毕业,好斗好乱更没有理想的人。

  有时候生意还是不错的,听母亲老师唠叨,你刚出生那会你爹蹬三轮出去靠收铁能赚一百多呢,九十年代初一百多可不是个小数目,现在工资大概也就那个价。只是你爹不正干,荒废了,要不是房子早就盖起来了。我含蓄地点点头表示理解。我不能对父亲做任何评价。母亲还说,那会你爹早上说出去工作了,蹬一三轮果子梨,到晚上还没回来,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就找他,你猜他到哪了,在那个谁家打麻将呢,三轮里还是满满的一三轮果子梨,我火气大,过去就把桌子给掀了,然后就满大街地吵架,回了家继续吵架,和你奶奶也吵架,母亲叹口气继续说,他要不是不正经,房子早就盖起来了,家都装修的很漂亮,那会也不用给你发愁娶媳妇了。我仍旧含蓄地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母亲就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常常对母亲的指责不以为然,抽根烟都就忘了。只是陋习并未改正,更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我大概能想象他们那会年轻人对于麻将的喜爱就想现在年轻人对于上网的喜爱一样。父亲只要不去工作了,上午喜欢打牌,中午匆匆吃了饭下午喜欢打牌,晚上默默吃完饭,晚上还喜欢打牌,并且熬到十一二点,才在村子里幽静的月光下兴奋地走回家,如果不喜欢安静的月光,玩个通宵也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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