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愿意议论国家大事，不愿意议论身边的小事。道理其实也是简单至极。议论国家大事安全，议论身边小事不安全。国家大事影响每一个人一辈子，但影响毕竟是间接的。身边的小事，却能直接影响人的一辈子。议论不好，一个人的生活就可走向不归路。看看那些维权的人，就是议论了身边的小事，就是参与了身边的小事，才受到了打击报复，人生也就此发生大逆转。

　　维权的小事，都是针对身边的公权力来的。一维权，就必然限权，一限权，身边的小官员就不能滥权，就不能搞腐败。小官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方便搞腐败，就不断地打击维权的人。即使维权人士成功了，想进行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赔偿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也是难上加难。

　　腐败的小官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腐俱腐，都是同一腐败战壕的战友，必须共同搞腐败，共同反维权。他们在腐败问题上是永不言败的。

　　基层不受权力的小官员们，是一个一个的小皇帝共同体。他们是在不同程度上握有绝对权力的人。谁握有绝对权力，谁就必然腐败。人们的吃穿住行，都与基层的权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人们不维权，不去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得向权力者投降，就得向握有绝对权力的人妥协。

　　妥协的基本方式就是搞腐败，搞行贿，让官员在吃穿住行上行个方便。俗话说，用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官员收了人家的钱，如果还有点良知，花钱总归还得给人办事。这样，腐败与行贿，也就结成了长久的或暂时的利益同盟。官员得到了利益，行贿的人也得到了利益，算是搞了一个双赢。

　　人心是杆秤，行贿的人，也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给别人花，天底下没有大公无私的傻子。即使人们给小官们钱，让小官们欢乐，心里也是着实地不愿意。自己挣的钱，自己花才叫舒服，才叫舒心。人们前嘴里说孝敬官员，心里也是万分地不高兴，肚子里也在骂着小官们不是个东西。

　　普通人，谁不向往蓝天白云的政治呢，谁不愿意反对身边的腐败呢？可在目前这种基层官员不是民选的情况下，基层官员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能站起来敢于反腐败的还是极少数。因为反腐败的未知数太大，不确定性太多，成本太高。搞不好，腐败的官员没进笼子，追求清洁政治的人却进了监狱。

　　对于普通人来说，高层腐败缺少感知上的认识。人们即使知道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人的高层腐败，也难以产生感情上的愤怒。他们的腐败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普通人也发现不了他们的腐败。即使高官腐败得让人瞠目结舌，普通人也觉得那只不过是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打大老虎，人们权当看戏。拍苍蝇，这活谁都能干，人们都愿意拍苍蝇，反对身边的小腐败。

　　一些普通人，之所以怀疑文革，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民众能参与运动中来，能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尽管这种自我实现，并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而是毛泽东操控的实现。现在，如果让普通人参与身边的政治生活，把参与身边的反腐败进行法治转型，就能真正实现参与的政治价值，就能找回政治的尊严。

　　普通人最关心的是身边的腐败。身边的腐败直接关系到普通人的切实利益。打掉一个身边的腐败分子，普通人的利益就有了保障。上面反腐败，下面的官员依然滥用权力搞腐败，反腐败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在强征土地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以言治罪依然存在、媒体管控越来越言、违背宪法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反腐败是乐观不起来的，悲观的情绪必然会增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腐败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塌陷，苏联解体与基层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联共产党不得人心，是因为在基层搞腐败而不得人心。人心变了，苏联想不解体都难，苏联共产党想不倒台更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腐败才是真正的大腐败。

　　人们对政权和政党的不满，主要不是来自高层腐败，而主要是来自基层腐败。人们正是因为对基层腐败的不满而又不能直接言说和批评，才指向高层的腐败。高层反腐败，并不会真正得民心，只有让普通民众参与到反对基层的腐败当中来，才能够得民心。

　　不过，要想彻底得民心，还得靠有选票的民主，这样，基层官员搞腐败的成本就大了，收益就小了，就不得为普通人办实事了。不是民选的官员，想为人民办事，不符合逻辑和事实，不搞腐败，也不符合逻辑和事实。有了选票的民主，有了实质性的基层自治，官员们也就能够老老实实做人，明明白白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