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凤凰资讯援引海外网并以《习近平谈反腐：搞“山头主义”必出事》强调了五个方面，即搞“山头主义”必出事、党内不能搞圈子文化、党内不能搞利益集团、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上下级不是帮派关系。

　　从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令氏家族等人的腐败大案来看，都是搞山头主义的结果。在山头主义的统领下，党内必然形成圈子文化、形成利益集团、形成人身依附、形成帮派关系。问题在于，毛泽东、邓小平等都从不同侧面批判过山头主义，为何山头主义思想和行为总是屡禁不止呢？

　　从党内来看，没有形成党内民主制度。1949年以来，毛泽东按着苏联模式在中国建立了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使个人凌驾于共产党之上，使共产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成为个人传达意志的工具，甚至使共产党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个人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个人打着党的为所欲为。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党内没有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按着当时列宁的设想，党内要设立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处于平等的地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监督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清除中央委员会的腐败行为。中央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不能处于中央委员会之上。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制度，使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斯大林个人的工具，成为中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政治局处于中央委员会之上，斯大林处于政治局之上，党的机构难以发挥正党的作用。

　　鲁•格•皮霍亚在其所著《苏联政权史》中说道：“战后苏联的政权属于隐藏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的后面、使用经由苏维埃选举的群众性共产党组织成为伪装的寡头政体。”无论战前与战后，寡头政体都是客观存在，是新型的极权主义寡头。

　　党内制约机制应该由三部分分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部分应处于平等地位。决策权属于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执行权属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监督权属于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党内有三权分立制度，但不完善，没有形成有效制约，且三权没有处于平等地位。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五年召开一次，决策与执行脱节，不能发挥有效监督作用。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之上，纪委在政治局领导之下，出现监督盲点和监督真空。同级不能互相监督，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处于强势地位，难以形成互相制约的机制。

　　第二，民主集中制成为极权主义寡头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组织原则，也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中央服从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中央服从政治局。民主集中制原则存在着逻辑和理论上的悖论，笔者曾撰写文章《民主集中制的悖论》说：“民主集中制简而言之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里的民主基础指的是什么内容?集中又指的什么内容?如果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中就没有指向，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当少数服从多数是指投票的结果，更没有集中的必要，如果硬要集中，那就破坏了投票规则和投票结果。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代表人意志无常，朝令夕改，民主就变成了主民。问题的关键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都走向了专制，那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变成了专制指导下的民主，专制本来就是和民主相对立的，出现了民主集中制的逻辑悖论。”从苏联的政治实践发展来看，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演变成苏联的极权主义原则是苏联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和现实结果。演变成专制主义的原则是误判，因为专制主义是不需要民主集中制的。

　　第三，党员的平等权利形同虚设。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但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统摄下，党员的民主权利难以得到落实。党员的权利过于狭小，没有构成完整的权利体系，且一些权利与宪法不一致，党员的权利缺少基本的制度保障。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的等批评建议权利难以得到落实，出现了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形成帮派关系也就成为必然现象。

　　第四，党内没有形成竞争的游戏规则。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毛泽东还说，只要有人群，就必然分为左中右，但毛泽东并没有处理好左中右的问题，他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党内派别、党内矛盾，这显然缺少正当性和合法性。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来看，党内的派别是客观存在，如何让党内派别正常健康活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只要党内出现不同的派系，就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通过这种政治斗争试图把党搞成纯而又纯的政党，忽视现代政党政治的民主特质和竞争性质，忽视政党内部的利益性质和派别性质，结果就是党内斗争不断。如果用党内竞争替换党内斗争，如果建立党内竞争的游戏规则，既可以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使党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又可以使党内竞争对手免于政治恐惧，免于失败后的政治清算，降低政治成本，推动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

　　第五，战争体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深受革命战争体制的影响。但在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也没有提受战争体制影响这一说，这是不应有的缺憾。实际上，这种战争体制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如现在还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既然战斗堡垒，那么就得不断地寻找敌人。只要有战争意识，敌人就容易寻得到，即使没有敌人也要造出一个敌人来，如国内外敌对势力、互联网敌对势力等。现在重新人民民主专政、阶级斗争、反普世价值等都是受了战争体制的影响。

　　总之，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民主，是山头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克服山头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党内权力平等制衡体系，变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民主原则，切实保障党员权利，建立党内竞争机制，破除苏联政治体制和中国战争政治体制的消极影响，把中国共产党建立成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党。

　　但是，仅有党内民主还是不够的，党内民主并不能完全消除党内山头主义，在加强党内民主的同时，必须加强国家民主、政治民主的建设，使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互相制约、互相推动，否则，党内民主仍然具有演变成党内寡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