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嘉明所在的局机关是负责城市土地管理规划的。耿嘉明大学毕业刚分配到这个局工作时，办公室里基本上每天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无所事事。这使耿嘉明觉得很不适应，想起江西插队时每天起早贪黑在地里劳作，一天的工分不过一毛来钱，他觉得现在自己的付出太微薄，甚至觉得愧对一个月58元的工资。他每天提早到局里上班，清扫办公室，擦拭每一张办公桌椅子，灌好热水瓶开水，迎接每一个上班的同事；下班时等同事们走了，他归拢好白天同事们看的各类报纸，检查好办公室的文档柜所，关闭好电灯门窗，然后才离开办公室。天天如此。

　　他这么做，倒并非要在领导面前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他只是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但办公室里人浮于事，领导每天也不能分配给他什么具体的工作，偶尔处理一些上级机关的信函文件，也是一会儿就能办好的事情，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就在无所事事中度过。

　　但看看周围的同事，却似乎出奇的忙。

　　胡圆圆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前一分钟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一边把手里的提包甩在她的办公桌上，一边大声地让全办公室人都能听到：“科长，今天我要赶到恒昌栈，和他们谈那块地的事。”于是一会儿就不见了人影儿。恒昌栈那块地，从耿嘉明进了土地规划局就听说要动迁，然而一年多来，却一直只是雷声响，不见雨点。胡圆圆自然一直忙到现在，并将继续忙下去。

　　老汪每天遇到耿嘉明总是客客气气地点头打招呼，然后慢吞吞走到放置热水瓶的桌旁，准备拿起热水瓶去灌开水——当然，水瓶已经满了。于是，回头向耿嘉明笑一下，似乎表示谢意。不过第二天，他仍然重复着昨天这个动作——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开水，老汪便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从报夹里拿出报纸，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阅读起来。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从报眼看到中缝。一份报看完后，再拿过一份，同样如此这般地看着。这是老汪的工作：收集有关资料，把认为有信息价值的资料摘录下来，供领导参考。因此老汪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报纸摊在桌上一大片，嘴里不停地念叨：“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开始，耿嘉明想过去帮忙，不料老汪警惕地看了他一眼，下意识地用手护住了手中的摘录本。耿嘉明知趣地退下了。

　　阿潘的年纪和耿嘉明相仿，因此两人比较谈得来。他没有下乡，中学毕业后分在街道房管所里当一名泥瓦匠。混了几年后，一个机会，被借到局里搞房屋登记，统计居住人是临时户口还是常住户口。慢慢地，他自己在局里也由“临时户口”混到了“常住户口”。当他得知耿嘉明大学毕业，还是党员，悄悄地对他说：“兄弟，你有‘两票’（指学历和党员），这年头可是最吃香的，好好混吧。”他自己，还在读大专自学考，每星期有三个半天的公假脱产学习，考了三年了，据说还有三分之一的课程没考出。他告诉耿嘉明，办公室里的这些人别看都不起眼，一个个都有来头。胡圆圆是前任老局长的表侄女，老汪是处长老丈人的弟弟。“当然，兄弟，这些都是秘密，我今天告诉你，但你要装作不知道。”耿嘉明感激地朝阿潘点头。

　　科长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湖北人。每天忙于开会，向处长汇报工作，很少有空在科里。耿嘉明曾经向他表示每天工作量太少，能不能再分配一些事情。科长朝他笑了笑，说，好的，等过几天看看。后来，过了好几个“几天”，也没见回音，耿嘉明便不再提及了。

　　老母对耿嘉明说，你不要不满足了，这样好的差事，轻松自由，白拿工资，比你插队落户不知强多少倍，你还想怎样？

　　耿嘉明不吱声，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怎样，但总觉得，每天这样，人仿佛空落落的，还不如下乡的日子充实。或许，人就是贱吧？

　　既然这样，就混吧。耿嘉明心想。但他不知道，事情很快就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