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马洛夫是黎巴嫩裔法语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曾周游六十余国，被公认为阿拉伯及中东世界的专家。他的小说《迷失的人》，从一个阿拉伯人的角度，审视了发生在四十年前黎巴嫩的内战。

　　“从长期来看，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都是迷惘的孩子。”开篇的这句话，揭开了人类历史进程中那一个个迷糊的十字路口:有关革命的、宗教信仰的，各种利益纷争自己民族生存引发的战争。人们现在这些巨大迷宫入口处，不知该前进、后退，或另辟蹊径，还是固守原地。甚至，某一次以为是进步的选择，实质上是退步。

　　中东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繁荣地之一，历来纷争不断，战事频仍。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裹挟着差异极大的文化、民族、生存冲突，孕育着丰富瑰丽的文明，也是酝酿着战争的暴风眼。为什么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仍旧放不下争端，延续着古老的仇恨？

　　然而，这本书不讨论那么宏观的问题，而是见微知著，从主人公亚当逃离战争后三十年，因为一个曾经最好朋友穆拉德的临终呼唤回到故乡，结果只赶上了他的葬礼，却以此为契机，同过去的朋友们渐次联系，从而仿佛连接起断裂时光的故事。

　　战争总是在懵懂里爆发，时常连个像样的理由也没有。黎巴嫩就是这么莫名地陷入战乱，整个中东几千年来也是如此。平日里熟悉的同学、朋友，曾几何时在穆拉德老宅大露台上把酒言欢，争辩流行的思潮，甚至质疑时局，多么热络！还承诺要这样过一辈子，大家永不分离。只有年轻人才有如此的豪气，才不畏时间的分化。那时，不管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和和气气生活在那片地中海东岸的土地上。三十年硝烟散尽，旧世界好像神话。

　　是战争，令所有的朋友彼此渐渐分离，不光是地理距离，更是心灵距离。犹太人纳伊姆一家最先离开。这个民族似乎永远都在继续“出埃及”记的旅程，二战大屠杀留给他们深刻的印记，比穆斯林更谨遵“乱邦不居”的教义。接着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诗人比拉尔死于当地武装冲突，他的爱人赛弥拉弥斯自此陷入长期抑郁症的折磨。爱好科幻小说的拉贝尔对现实绝望，企图自杀，戏剧性地在回家途中遭到绑架，却因祸得福有了活下去的欲望。形影不离的好友拉姆齐和拉姆兹刚合伙开了建筑事务所，就被炸弹炸得一片狼藉，只得放弃事业去国外另起炉灶。接着出国逃难的就是主人公亚当，早年父母死于飞机失事，了无牵挂。留下来的穆拉德、塔妮亚夫妇，也就是亚当曾经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这个小小的"拜占庭"团体的领袖，最终由于他的死亡，才得到契机重聚。

　　当这些当年因战争而分离的迷惘的青少年，三十年后从世界各地重回这个饱经沧桑的国家时，他们变成什么模样了呢？纳伊姆迁居巴西，理由是他父亲认为唯有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分种族，可以快乐生活在一起；美丽的赛弥拉弥斯从抑郁里走出来，继承家产，将祖产老房子改造成旅馆做起了老板娘，此次的聚会即在此举行，她本人却再未结婚；拉贝尔重生般看到生活的希望，在穆拉德和亚当帮助下辗转去了美国，发挥了理科特长，进了CIA；两个拉姆在约旦逐渐建立起建筑业商业帝国，日子蒸蒸日上时，由于家庭悲剧和信仰危机，拉姆齐决然离开回国做了“巴西勒”修士；亚当在法国做了历史学教授，正在犹豫是否动笔写《阿提拉传》；最复杂的是穆拉德，骨子里透着精明狡诈，为了夺回祖产落入武装头子圈套，一步步堕落成为他的爪牙，一路升官发财贪污受贿，为昔日的多数朋友不齿，渐渐与之断交，“与穆拉德相聚在一起不可想象，但没有他的聚会又毫无意义，他的死却成了契机。”似乎一切都围绕自这个既热心又冷酷的幽灵而旋转翻腾。即使死了，穆拉德仍然是这个小群体的中心。而之前绑架拉贝尔的老夫妇，本来只是开修车行的本分人，因为独生子在战争中被敌对部族绑架，才想去对方街区随便绑个人换取儿子回家；儿子却再也回不来，善良的老人不忍报复杀害无辜且一心寻死的拉贝尔，认了干儿子后放了他。战争扭曲了人性，却也彰显人性。日常变得荒诞不经，争斗同时在街头和人的内心发生与发展。个人的命运在历史洪流里被无情改写，被动或主动裹挟进民族、国家的命运中。留下的人面目全非，逃离的人面目模糊，全都是迷惘的孩子。

　　亚当以一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反思他的民族和国家，反思青春和曾经的革命理想。他觉得自奥斯曼时期以来，阿拉伯世界没有进步，落后挨打的受害者同样也负有责任，即受害者同样有罪。这个观点虽然不新鲜，但难得见于当地人的视角。他问：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他的国家？为什么宪政体制，民主自由移植他的国家就走了样？为什么极端的保守主义，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至今还主宰着他的国家？如果二十世纪是个魔鬼横行前半个的迷惘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只会更糟。他预言了如今伊斯兰极端势力肆虐中东，恐怖暴行如癌症般播撒全世界的事实。历史总是矫枉过正。ISIS之类的极端组织企图拉着这个世界退回到中世纪。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我们总是在极度开放和极度保守间来回摇摆，前世的盛世欲望是后世眼中罪恶的巴比伦；再一个前世的禁欲清心寡欲又是再一个后世眼里的非人地狱。从另一角度看，公元初年基督教崛起时，也是取代了各方面相对先进的古罗马文明，而日趋保守，最后导致文明倒退的“黑暗的一千年”。受害者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及反思，而非总强调自己的无辜被害形象，也许这同样值得中国人思考华夏民族在近代史的定位。亚当以人类始祖及他族终结者的身份发出的质问，那么急切，那么真诚，可是终究也摆脱不了归属感的焦虑。

　　正如亚当始终在构思，却直到结尾处意外的车祸昏迷时也没动笔的阿提拉，亚当认为这位匈奴之王“上帝之鞭”，即使穿上罗马人的托加，即便他的智慧勇猛不逊于奥古斯都，但古罗马人就是不接纳他，还将他跟汉尼拔一样视作“野蛮人”，就难怪他成为东西罗马帝国的噩梦。他说他就是阿提拉，每一个移民至西方世界的阿拉伯人都可能成为阿提拉。亚当可能觉得如今中东因叙利亚内战而涌入欧洲的难民，以及之前不断迁徙至西方世界的穆斯林，因为始终得不到托身国真正的认可和接纳，而日趋保守，终有一天变身为阿提拉，反噬西方世界。所有被轻视的、被排挤至边缘的人，为了寻找自己的价值，显示自己的存在，被捏合在一起，黏合剂就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没有个体，只有组织，弱者们怀着共同的、尽管模糊却深刻的仇恨投身这个组织，似乎暂时摆脱了空虚。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仇恨也不例外。西方世界对异己的敌视和轻蔑，不下于对他们的恐惧。否则也不会有十五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并灭亡了印加帝国。亚当又从心里接受西方文明中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肯定，无法容忍国家和宗族信仰对个人权利的干涉；但他又无法真正剥离对国和家的感情，体现在对青少年时友谊的眷恋和对背叛他价值观的老朋友的坚决回避，对国家分裂落后、腐败横行、强权当道现状的恨铁不成钢。他处于两个世界的夹缝中，左右逢源又左右为难。

　　亚当虽然是少有的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但他对宗教并不认真。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也具有两面性。它可以给人精神寄托，令生活的苦难变得可以忍受；但也禁锢人的思想，令头脑冥顽不灵，限制了文明的进步。更遑论几乎所有父系宗教对女性的残酷压迫。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认识到伊斯兰教制约国家的发展，以一己之力去宗教化，极力推行世俗化激进改革，意图发奋图强，建立现代化国家。这和清朝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为何效果大相径庭，也许还是与过于执着于受害者身份有关。

　　亚当的身份焦虑还表现在他刻意回避的过去与当下生活之间的割裂。回到祖国，与青年时期暗恋过的赛弥拉弥斯旧情复燃，但又难放下在法国等他回去的等同于妻子的情人多洛莱斯。两个女人他都爱，也是非常真诚地爱，最终谁也无法割舍。矛盾的解决就是那最终的车祸。赛弥如同他的祖国，他羞涩地爱着；多洛莱斯如同他的托身国，他大胆地爱着。最后，亚当再也分不清，哪个是妻子，哪个是情人；他想回归的是那个诞生他的，颇多禁忌的国家，还是接纳他给他自由，却与他保持微妙隔膜的国家。

　　亚当逃不过这些两难的境地，也许冥冥之中，上帝以一场车祸解脱了他。一直期待的，难以预料结果的三十年老友聚会，也由此戛然而止。好像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各说各话的对话一样，彼此听不进、看不惯，却免不了磕磕碰碰较量一番。迷惘的孩子啊！你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