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辰同我基本上失去联系，我知道他现在仍然在从事与美术相关的学习，过不了几年，他就会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设计师。他从不掩饰对于成功的欲望，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宣称“我是王”。无论是爱情还是理想，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以旁观者的角度看，陈辰的浪子回头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他因一分之差与W理工大失之交臂，人生第一个梦就此破碎；再加上我的永久失去，完全激发了他的奋斗热情，拼尽全力重回W理工大，那是他本该去的地方。

　　我早早察觉自己想象力的不足，在瓶颈期放弃画画，生了眼病之后一度想归于安稳的生活，所以才一时脑热选择了师范专业。高考录取结束后，师长、朋友纷纷祝贺我，一致表明教师是女孩子的最佳职业，安稳、轻松、便于嫁人。讽刺的是，我现在又极力逃脱当初自己的选择，而这一过程花费我巨大的心力，几乎使我神经错乱。

　　我进入高中时期开始厌学，看不惯这个一流、二流、三流学生混杂的名牌高中，浑浑噩噩过了一年半。繁重的课业负担使我的视力逐渐下降，左眼近乎高度近视，看题目时全靠右眼勉强支撑。由于我坚决不愿佩戴框架眼镜，视力根本不可能好转，几次我都认错人。我说服自己只要以后减少用眼，视力说不定会慢慢恢复的。

　　第四个学期第二周，我看铁路线分布图时，上面标注的城市、线路映入眼中全成了密密麻麻的黑点，眼部疼痛也一直未断。周四的晚自习，我坚持做英语报纸，一半还没写完，眼睛突然又酸又痒，止不住地流眼泪。因为眼部的刺激感使我睁不开眼睛，我误以为有眼睫毛掉在眼球上，不停地揉眼睛。二十分钟过去，泪水稍稍减少，我才发现左眼看到的画面中央有一个圆形的模糊区域，圆形以外是清楚的，看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我试图把手指放在眼球表面轻轻拂去不明物体，又怕划伤眼睛，就这样强忍着，下课后才向同桌求助。

　　“你帮我看一下我眼睛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吧。”

　　我仰起头，慢慢撑开左眼，她在光线下看了一下，很吃惊：“你瞳孔上面鼓气一个泡！”

　　“啊？什么样的泡？在瞳孔上吗？”我不明白怎么眼睛上会长出一个泡呢？

　　她劝我快去医院看看，另一个同学则轻描淡写：“没事儿，说不定就是用眼过度，滴点眼药水就好了。”

　　我连忙收拾了包，走几步睁开一下眼睛，急匆匆地竟没有撞到人。

　　回到家将近十一点，我打开母亲房间的灯，坐在她床边。

　　“妈妈，你帮我看看我的眼睛吧，上面鼓了一个泡。”

　　母亲转向我，欠欠身子，睁大眼睛一看，冲着另一个房间喊：“你来帮恁闺女看看咋回事儿！”

　　我父亲走过来，反复查看，带我去看急诊。

　　我们来到急诊，急诊直接指向眼科。整个楼层空无一人，眼科诊室大门紧闭，我问父亲：“这儿没人吧？”我父亲一边猛敲门一边大喊“开门”。等了几分钟，才听到屋内传来迟缓的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模样的男人打开门，睡眼惺忪，有些烦躁，他扣着白大褂。

　　“睡着了吧？”

　　“你们这么晚了来看病？”

　　“我闺女瞳孔上有一个泡，晚自习时长出来的，你给看看。”

　　“你眼睛近视不近视？”

　　我站在门口，隐瞒了好久，终于不得不说实话了：“有点儿......近视。”

　　“有点儿近视？什么叫有点儿近视？”

　　他又问我度数，我说不上来，于是让我们进去，拿出一架仪器，我把头放在仪器上，左眼看到白色的光。这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三个人好像静止了，那医生仔细看着镜筒：“你整个眼球都透了啊！”虽然不知道“透了”是怎么回事，不过似乎很严重，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医生丢下我们：“你们先等一下，我去给主任打个电话。”

　　我呆坐在那里，三月，晚上的温度很低，整个诊室充满医院特有的冰凉气氛，医生回来对着我父亲讲：“我刚刚给主任打了电话，这种病叫急性圆锥，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过，这是我第一次见。”这番话使我更加目瞪口呆。

　　急性圆锥，或圆锥角膜，就是角膜逐渐突起，发展到晚期角膜会因眼压升高而破裂，鼓起的泡是眼球内部的液体流出形成的，从外部看，我的眼球中间尖尖的像锥子的尖角，更不妙的是，破裂的地方在瞳孔处。听到医生说“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过，这是我第一次见”，我的心情比癌症患者还要绝望，癌症患者还可以用药，我的医生却连紧急处理措施都没有。在我们这种小城市，根本没有用于这种少见病症的药物，最快的办法，就是第二天一早立即到省会的大医院就诊。

　　今天晚上我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了，那医生明知口服降压药没用，还是给我们开了一盒。父亲拉着我：“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像这种冬天，他偶尔会摸摸我冰凉的手，然后把手塞进他的口袋，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亲近时刻，他的手掌很温热，可以暂时让我取暖。

　　第二天五点钟就要起床赶车，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的眼睛可能有失明的危险，医生为了防止左眼受到外力伤害，用纱布包住我半个头。我平躺着不敢动弹，眼泪从眼睛里源源不断流出来，夜深了还没有睡意。满脑子想得都是“如果我真的失明了怎么办”，我突然意识到眼睛对我如此重要，一觉醒来，我可能丧失一只眼睛，变成一个生活困难的残疾人。

　　第二天，我那被纱布包住一半的头吸引了很多病患的注意。撕掉纱布，左眼什么也看不到，全视野内都是白色黄色的光，右眼的视力也在一夜之间下降，只要注视光线，左眼坚持不了几秒就会酸，几乎无法睁开。检查显示，我的左眼眼角膜表层完好，但内层破裂，眼压高并且眼球水肿，接下来十几天都要消炎，几个月内裂口处会慢慢愈合形成疤痕。

　　所幸的是，视力不会丧失，但右眼发病的几率很高，疤痕形成后视力会恢复一部分，可要是想完全恢复，只有一个办法——移植完好的眼角膜。我在照相室外等候，父亲在我旁边，我忍不住又哭起来，医生也安慰我：“不要哭了，眼泪太多拍照会反光的。”瞳孔上的疤痕无法去除，即使愈合视力依旧极差；手术费用虽然负担得起，可捐献者少，不敢保证何时才能等到。我问父亲：“要是那些捐献的人都不死，我要等到猴年马月啊！”说完不争气地哭了，父亲这次没有吵我，把我揽在身体一侧，“爸爸还有一只眼，把爸爸的眼角膜给你就行了呗。”

　　拍照还是要盯着一个仪器里的亮光，医生不管会不会伤到我锥起的眼球，用力撑开上下眼皮，我大叫：“啊！好酸，快点啊！”照片上清清楚楚看到放大后的眼睛，瞳孔处有一处蓝色的区域，蓝天碧海的颜色，很美。这种眼病虽没有一致认同的病因，但预防和治疗方法很完备。

　　接下来的一周，父亲带着我去不同的医院找不同的医生诊断，测视力、拍照片。常用的视力量表我什么也看不到，护士只好伸出手指让我看，反复折腾。

　　由于视力下降得非常厉害，我得以休息两周，每日长时间睡觉，享受着难得的无压力时光。母亲以为我不堪一击，用老话劝我:上帝为人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他打开另一扇门。我笑着反驳她：“什么啊，没有关上门，也没有打开门好吗！”母亲说得不错，不过这些门里是什么？

　　我在医院，每次复诊都挤在成群的病人中抢位置，各种稀奇古怪的病和疗法：什么角膜上长了三条螨虫啦、因为看了尸体眼睛感染啦、往眼睛里注血啦……来看病的人也千姿百态：工厂的女工、务农的老汉、吃奶的幼儿。这个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就诊，稀奇古怪的病都见过，这位权威主治医师——每周只有半天坐班——显然不把我的焦虑放在眼里：“该用眼用眼，不要有心理负担，你不是最严重的。”

　　的确，我不是最严重的。最后一次复诊，排在前面的一男一女争执起来，他们的女儿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两只眼睛比常人小得多，间距很大，视线涣散。她小小年纪就在北京做过手术，仿佛是白内障之类，恢复的也不是太好，眼轴微微增大。看着小女孩儿猜面前的圆珠笔是什么颜色，我不禁感慨：世上比我悲惨的人还有很多啊！

　　那对焦急的父母在这个医院里到处可见，一如我的父母。半年的往返求医，也算见识了人间疾苦，疾病的体验不仅仅作用于患者，还作用于他们的亲人。即便在眼科，凡是能容下一人大小的空间角落里，多有累极了的人躺在那里。我和父亲每次都坐便宜拥挤的私人车来回，他坐着呼呼大睡，周围人嫌他呼噜声太大，频频回头，我从不叫醒他，因为我感觉到，父亲一定很累。

　　我的眼病治愈过程非常麻烦，在此之前，母亲患上神经性耳聋刚刚好转，每天打针输液、口服药物，我们使用的药物很多是进口，加起来量也不少。几个月时间内多出两个病人，大量的钱投入到车费、药物、检查项目上面，父母的经济、心理压力想必有如山重。

　　除了感知到家庭的不易，这次生病竟也成了连接我和朋友的契机。渐行渐远的好友看到我的眼睛，抱着我哭起来，我反过来安慰她：“别担心，几个月就长好了。”她写封信送给我，开头即是“天妒英才”云云，一下子把我逗乐了。眼角膜暂时失掉保护功能，我强烈排斥光，同学们经常关心我的病情，彼此拉近，不再那么生疏。

　　以付出健康的代价恢复内心原有的温度和柔软度，这就是上帝为我打开的另一扇门吧。第一次切身体会到“失明”的恐惧，我像被浇了冷水的烙铁，顿时冷却，重新思考究竟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不是荣辱，是对自身的“爱惜”！首先要爱护这一副肉体，最难的却是温柔相待无形的心。

　　明晓这一点，也算我的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