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金融体制的不健全，还逼迫出了孙大午这样的非法集资者。

　　随着民间持币量的火速上升，大量民间资本像没头的苍蝇一般，左冲右突，四处漂泊，却或者找不到出路，或者到处惹祸——比如炒房团的呼啸来去，比如煤矿开采的混乱，比如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苹什么等一浪接一浪的经济暗流。

　　而大量民营中小企业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却又在银行贷款无门，只好铤而走险，饮鸩止渴，跟高利贷共舞。打“非法集资”主意的，也不在少数。

　　长期以来，这两种局面同时并存。

　　要打破这种尴尬，惟有适度打破金融管制，开放更多高利润行业，别无他途。

　　此，也是治理非法集资不可或缺的手段。

　　用杨玉柱的话说，是既要“堵邪门”，又得“开正门”，疏堵结合，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升正规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

　　用孙大午的话说，是民间借贷阳光化，才是最后的救赎。“真正从法律上来说，除去违法就是合法的，没有非法之说。应该说是非法不等于违法，违法不等于犯罪。”

　　这一点，跟郭华表述出来的观点颇有不同。

　　是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认识到，呆板维护金融管制的非法集资罪名，也是非法集资泛滥的重要推手。

　　这个让孙大午式民营企业家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罪名，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涌认为，中国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得相当远，它从禁止非法经营银行业务扩大到禁止民间公募式的融资，又从禁止民间公募式融资扩大到禁止民间私募式融资，就这样，彻底取消了民间融资的空间。

　　银行存款利率太低，是大量民众把血汗积蓄投入“非法集资”的重要原因。王涌估计，如果没有近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影子银行，转化为“非法集资”的资金将有两三万亿元，远远高出有关部门公布的区区数百亿元。

　　王涌眼中的改革远景，是将《刑法》跟《证券法》联动改革。《证券法》扩大“证券”的概念，把现有的所谓“非法集资”装入“证券发行”的概念中，并建立证券发行注册制和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使“非法集资”合法化。在此基础上，《刑法》废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仿照俄罗斯刑法典，将其瘦身装入“非法从事银行业务罪”中。《刑法》中，只保留“集资诈骗罪”。

　　“合法渠道多了，非法集资自然就少了。”王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