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特已经100多岁了。

　　他头发稀薄花白，像一条岁月悠久的毯子，不知有多少人在上面踏蹭过，时间已经在上面停止了流淌，所剩不多的毛发几乎全部开了岔，粘粘糊糊地粘在头皮上。有时梳得整整齐齐，像是涂了一层松胶；有时松松散散，宛若秋日阳光里的蒿草。这要看他的心情好不好。他总是疑虑、烦躁、紧张。中午有贼进来啦，小羊小狗们乱闯进来啦，这些畜牲撞翻了他的奶酒锅撞倒了他的炉子啦，还拉了一地的羊粪蛋子啦。他总是不停地和我唠叨这些。被霜冻僵了的苍蝇，它们在暖气中缓缓醒来，离开羊毛绳和毡房里的各个角落，开始嗡嗡瞎叫，这些都让他感到害怕。尽管我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啥东西。可是，在傍晚金色气流中归来的羊群乱七八糟的叫声中，在一团一团茂密的芨芨草丛里，男人骑的马拖着一路疲惫，在柔软的土路上发出一轻一重的声音，宛如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在草原上，四季吹过的风里面夹杂着浓烈的酒香，它们随着青草的颜色不停地变幻着酒的气味。木板门不停地吱嘎作响，风呼啸着掠过烟囱口，幽幽然像鬼影一样穿过那空荡荡的毡房。这些声音老巴特都能听得见。他在给你唠里唠叨的时候，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因为当你认真在听他说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并不只是在和你说话。他像草地上的一只沙哑的百灵鸟，当它费力吟出一串一串模糊的 音符的时候，大自然已经并不在意它的存在了。

　　现在很少听见人们唱歌啦，有本事的都走出去了，歌手们都进城里去啦，在那里一年挣到的钱远远超过一群羊的价值。天生就是一个唱歌的民族，爹妈给的一副好嗓子，根本不需要到什么音乐学院那种鬼地方去受教育。草原上的歌手几乎都去了外面，劲大的走得更远，乌鲁木齐或者北京。一到晚上，城里的舞厅宾馆几乎都能听到一支支正宗的草原歌曲。他们用歌声给客人带来了欢笑，也填满了自己的腰包。市场经济搞乱了每个人的心，搅坏了平静的生活。面对金钱，谁能坐怀不乱？而真正留在草原上的歌手，要么懒得开口，要么就是太老。人们每天要顶着太阳，冒着风雪，满山遍野地去放羊，还要养家要照顾日渐衰老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幼儿。

　　唱歌对草原上的歌手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侈，除非上苍给米尔其格草原送来一个重大的日子。

　　老巴特实在太老。他是个孤老头子，年轻的时候见人就烦，现在更烦，倒是见了牲畜还有点亲。我们从不交谈。谁知道他在等待什么，我想，除了死亡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他牵挂的。只有死亡才能摆脱没完没了的琐事和那急切的等待。他来看我的时候总是自言自语喋喋不休，蒙语听不懂，汉语又太费力，蒙汉双语夹杂在一起让人一听就想离开此地永不回来。时间一长，我也就懒得理他。我就只管做我的事。

　　在楚布勒达牧业村，我每天都在研究奶酒的制作工艺，因为它太神奇了，我准备学会了制作奶酒之后，就把这套东西搬回城里，在五楼的厨房里也能喝上自酿的新鲜奶酒。喝不完还可以给邻居们出售一些，不过里面要掺上一点水或者酒精，又好喝又有劲。这是降低成本的好办法。只要有一点点奶味就足够啦。小科员的工资少得实在可怜，家里的经济大权被妻子牢牢掌控着。这么多年，我根本就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然而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又有谁能坐怀不乱？我的城市的生活，充满清贫和无奈。现在的人能贪就贪点，能赚就赚点，大家都这么干，没啥不好意思。

　　老巴特拄着拐子摇摇晃晃离去，实际上他是慢慢消失在8月草原的阳光里的。草原上的阳光十分扎眼，我看久了屋子里的黑暗，在盯着逆光中的老巴特的时候，我感到眼睛在隐隐刺痛。头有些晕眩，这些天我喝了太多的奶酒，撒尿的时候都可以闻见奶酒的气味。因为我的手艺还不成熟，没人喜欢喝我做的奶酒。我常常偷偷溜进老巴特的木屋里，把做失败的奶酒灌进老头子所有的器具里，反正他又瞎又聋，这种人肯定没有好嗅觉。老巴特整天摇摇晃晃地在草原上行走着，有时候甚至看上去像是在跳迪斯科。肯定奶酒过剩。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早上从毡房里出来，沿着风的方向疯疯癫癫地走，一直走到晚风把他吹回来。就像注定要回到墓地中去一样。一年四季对老巴特来讲都一个样，天最热的时候穿棉衣棉裤大皮靴，天最冷的时候还是这些行头。在岁月悄悄逝去的时候，除了老巴特永远不变的表情之外，就剩下日渐萎缩的肉体了。肯定有一天他要回到老祖先聚集的地方去，不管哪个民族，尽管葬礼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死亡的方式基本是一样的。老巴特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者是后天，要么就是下个世纪。反正青草已经淹过他的秃顶了。他活着，只是不停地喘息，100年前的世界和100年后的世界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球样。太阳和他没关系，风和他没关系，空气和他没关系，所有的生灵都和他没关系。在他眼里，我和一只羊一只狼一棵小草，和山和水和清晨从阿拉套山吹来的冰冷的浓雾，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和老巴特一个鬼样子的时候，世界对我来说也许都一个球样。人生过眼如烟，受过良好的教育没了，写过的汉字忘了，爱过的女人都死了，经历过的故事都成别人的了，所有的朋友一个也想不起来，所有的事一件都想不起来，忘记了父母的模样兄弟娣妹的模样，在外地生活的后裔没一个来看我。我只能向一个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唠叨他们的绝情。那个时候，阿富汗、伊拉克和我有啥关系？萨达姆和阿拉法特只是一个特定的符号！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也许还在向以色列人扔石块，他们一代一代只会向别人扔石块，一旦和平，石块的方向也许就会转向邻居家的玻璃窗。石块代表仇恨，也代表和平。无事可做就只能代表一种无赖。当我们把米洛舍维奇奉为英雄的时候，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正在为他准备一场审判盛宴！所有这一切和我毫不相干，我甚至问都懒得问一下。那时候的我呀，可能会给长满龃齿的口腔内戴上一嘴的假牙。只要拥有一方天空，一方草地，就够了。沿着草地边缘弯弯曲曲的小土路，我行走着，满足地叼着一支老烟（假如那时候我还能吸动的话）。那时候我干瘪的血管里流淌着衰老的血，它们毫无生机地缓缓流淌着，只有掺和了美味飘香的奶酒才能让血液亢奋与温暖起来。我躲在一个异域的角落里，默默地看着地球的正常运转。

　　再过100年，我会和现在的老巴特一个球样，夹着一只干瘪瘪的小鸡鸡，撒尿的时候啥也不出来，走路的时候却滴个不停。

　　我耐心地制作着一锅一锅奶酒，烧出来的奶酒还是没有村长巴克巴依的好喝，一桶一桶的牛奶就这么被我白白浪费掉了。肯定是火候不到位，要么就是原料不好。于是我开始改用干牛粪烧火，偷偷派人监视给我卖奶子的蒙古人、哈萨克人的家，看看他们的女人在挤牛奶的时候是不是往里面掺了水。现在的人老是活得提心吊胆。在城里我们不放心同事，在乡下我们不放心邻居。我开始雇了几个失学儿童，高价收购干牛粪。孩子们撒着欢去草原上捡干牛粪，一块干牛粪5毛钱。这群毛孩子里面有个最能干的，是一个名字叫布仁加甫的小家伙，他是个孤儿，跟叔叔吾卡住在一起。每次布仁加甫捡得最多，质量也最好，每天都能挣好多钱，他的叔叔吾卡也很感激我。我和布仁加甫合作得不赖，从此就只用他一个人的干牛粪。再说雇用失学儿童干活名声也不大好。这件事在单位上已经传开了，听说州组织部准备收拾我，我最近的表现令他们很失望。要知道我可是一名挂职干部呀。我是全州56名挂职干部中唯一一位平民作家（当然是业余作家），别的干部都挂在乡里，给个科技副乡长什么的。唯独把我挂在村子里，也给了一个小官：科技副村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能下乡体验生活，完全归功于州文联的一位专业作家，这位作家创作甚丰，在新疆文艺界很有名气。他还是州政协委员，每次开政协会他都要写上一个关于作家艺术家下乡体验生活的提案，为这件事他争取了好几年，受到了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组织部门却偏偏选中了我这个业余的三流作家。听说这件事把那个写提案的文联作家气得半死，闹了好长时间情绪后就辞职到北京闯荡江湖去了。这件事在新疆文艺界还引起了不小风波，自治区的几个主流媒体都作了详细报道。他们除了为到北京闯荡江湖的专业作家鸣不平之外，还含蓄地把我捎带着糟蹋了一顿，把我说成是体制内产生的怪胎现象，甚至把这个事件和我老婆瞎扯在一起，让我也气了个半死。

　　实际上我对牧业上的事一窍不通，对动物人工受精更是深恶痛绝。用人性的观点来看，我认为所有的畜牲和人一样，都有享受性爱的权力，怎么能让人家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怀孕了呢？小畜牲长大以后连亲爹是谁都不知道，这是不人道的，也是践踏“畜权”的行为。我的观点受到部分牧民的支持，但是却遭到乡政府的严厉批评。他们甚至以书面形式向州里反映了我在这方面的消极行为。其实，我只是个作家，我既不能说假话骗人，又当不了小康生活的领路人，要是万一领错了路可就麻达了。可是我也并不是一个啥球事不干的人，关于失学儿童问题，关于牧民饮水问题，关于重修定居点公路问题，我也向上面反映了很多次，到头来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没有钱，啥球事也办不成。上面没有办法解决孩子们上学问题，又不让他们勤工俭学，挣不上钱就上不了学，孩子的父母为此很气愤，他们准备去县里上访，被村长巴克巴依阻止了。

　　布仁加甫和其他孩子不同，他已经越过15岁的界限了，就是说他不属于失学儿童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