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事件”后,老二蔫儿了。溜溜的两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他隐约感觉到事情有些严重,却又想不出怎么个严重法。那天回到家,借着房顶那盏昏黄的灯,看着手上的血印儿,这五短身材的硬汉有些慌张,仅仅是慌张而已;但毕竟,血是吴蔷的,吴蔷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吴蔷流了血总不是一件好事。但老二是个打架成性的人,血见多了,加上他对女人的身体一无所知,虽隐约听说过处女膜,但全然不知那意味着什么,他压根儿不会把自己手上的血,同“处女膜”这个词儿联系起来,至于其他的更是连想都没想。他认为吴蔷出血是因为自己用力过猛,吴蔷就跟气吹的差不多,皮儿跟纸儿似的那么薄,哪儿哪儿,恨不得一捅就破,所以慌张了一阵也就过去了。
早上八点多,老二听见建平的屋门“吱扭”一声开了,老二知道建平每天早上都要练杠铃,杠铃是建平自制的,一根木棍穿了两块大石头。老二支棱着耳朵听建平接下来的动静。要搁往常,别人干什么,老二从来不闻不问,不知怎么,今儿个,鬼使神差的,老二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撩着窗帘朝院子里瞟了一眼,这一瞟,非同小可,就见院子正中,太阳底下,齐刷刷站立着吴蔷的爸妈!老二顿时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心想:哎哟!莫非和吴蔷的事败露了?缓了缓神儿,没动声色,老二又悄悄把窗帘拉严实了,还把边角朝死里掖了掖,好象鬼能钻进来似的。老二坐在桌前的太师椅上,整个人就剩了一颗心脏,“扑通扑通”,跳得房子都快塌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真正的空白,雪地似的,想什么都不可能,甭说想,连以前的事都记不起来。有一瞬间,老二甚至觉得,院子里站的完全是两个陌生人,跟自己毫不相干,吴蔷也跟自己没关系,甭说吴蔷,自己跟自己都没关系了。
院子里突然乱起来了,敲破锣一样刺耳的,是奶奶的声儿,简直没一点过渡,陡陡的还带着颤音儿:你们怎么就能确准是我们家建军干的,啊?你们家丫头自己出了事,你们不问问她自己,倒来问我们家建军,亏你们想的出来!你们还甭问我们家建军,你们没这资格,你们又不是派出所的,您二位打量您是大夫,就欺负我们这平头百姓啊,没门!吴蔷爸根本没说话,吴蔷妈的声音轻的像蚊子,说了也就五分钟,奶奶还总打断:您甭这么说,我们担不起。这我们怎么知道。一会儿,就听院门哐啷一下,吴蔷爸妈悄没声地走了。这边老二刚直直地呼出一口气,那边奶奶喊起来:你这挨千刀的小兔崽子!耸蔫坏的玩意儿!小流氓地痞无赖!早早晚晚得进局子,揪下你那颗贼头……边骂边拉老二的门,门被老二锁了,就用一双小脚“噔噔”地踹,又不敢使大劲,怕把门踹坏了,那是自家的东西。站在窗根底下,咬着压根儿,嘬着牙花子,压低了声音道:小祖宗,你是不是把人家糟蹋了,吴家是什么人家啊,你弄人家闺女干吗,你惹的祸你可担着,你爹妈又离的远,让我一个孤老婆子怎么当的起。说完,一屁股坐在门口的石台阶儿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起来。
老二对“糟蹋”这词儿一点不理解,怎么就算“糟蹋”了一个人?他一直觉得,糟蹋的对象应该是东西,比如一只板凳,一张桌子,要不就是吃的东西:一锅饭、一盘菜什么的。方法呢,板凳和桌子就用刀砍,斧子劈;至于饭菜,倒一地,让人没法再吃,那才叫糟蹋。无论如何,老二认为,“糟蹋”是不能用在人身上的,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人,即便损坏了一点她的身体,让她流了血,也跟“糟蹋”没关系,一用“糟蹋”,她就不是人了,沦为物件儿无疑。这套理论,老二心里想的明白,嘴上却是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闷葫芦一个。老二不出声,奶奶就越发哭的没了章法,说是哭,其实没眼泪,说白了,就是把没完没了的数落,谱上曲儿,抑扬顿挫的,一句一句唱出来,:
我的命可真苦啊……
孟宏强(老二爸爸)你这不要脸的货
把两个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推给你娘就完事儿啦
老二这王八崽子今儿个可惹了大祸喽
他把老吴家大丫头糟蹋喽你可让我怎么办噢
他进了局子我没法弄出他来啊……
你跟你媳妇儿穿金戴银的过好日子
让你娘给你扛长活你怎么忍心啊
老二你这不争气的东西建平人家忙着考大学
你倒好你忙着当强奸犯啊
你可把我害死了你不得好死啊……
建平悄没声儿地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劝奶奶别喊了,这么一喊,整条胡同的人都听见了,以为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再说事情没搞清楚自己先瞎说一通,屎盆子扣自己身上,没这么傻的,除了您。建平这么一说,奶奶立即收了声儿,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扭扭的去了厨房。到了下午三点多种,胡同里就嚷嚷开了:老二强奸了吴家大丫头!什么样的话,只要在胡同里一过,没不走眼的。先把老二犯罪的地方改了,有说是在吴蔷家的,有说在老二家的,还有说在北海公园船上的,就是没人说在景山。至于方式,更离谱,说老二把吴蔷的衣服扒了个精光,吴蔷还反抗,被老二重重扇了俩嘴巴;还有说老二拿了一把刀,吴蔷被逼,只好从了。老太太们兴奋的什么似的,杵着一双小脚儿,在胡同里走遛儿,同一句话说上十遍百遍,嘴都撇到香山去了。这回,不单老二不出门了,老二奶奶也猫在屋里,喘气的声儿都细了许多,连买菜都成了建平的事。
晚饭时,好说歹说,老二扒了两口饭,刚撂下饭碗,就听有人哐哐地敲院门,说敲,其实是拿脚踹。奶奶正收拾饭桌,听见敲门声,脸上立码没了血色儿,攥在手里的筷子落在地上,别说开门,连站起来的劲都没了。建平走过去开了门,管片儿上的警察小刘进来了,后边跟着居委会主任杨水花,杨水花后边是一大群胡同里的街坊,糊里胡涂一大片,分不出个儿来。片儿警小刘的脸上木无表情,或说十分严肃,可能是睡落枕了,脖子上有拔罐子的紫印儿,人显得很僵硬。一边朝院子里走,一边小声地跟杨水花嘀咕着,杨水花不停地点头、摆手,最后指了指坐在板凳上发呆的老二。片儿警小刘看了看老二,让老二跟他去派出所,说点儿事。老二像只木偶,线儿在片儿警小刘手里抻着,没法不跟着走。仨人鱼贯穿过叽叽喳喳的人群,朝胡同的南口走。出胡同南口,右拐不到十米,就是派出所,要经过吴家。越走近吴家,老二心口越是“怦怦”跳个不停,一种强烈的愿望在他的心里、脑子里不停地翻腾:想见到吴蔷!这想法一旦清晰,老二从头到脚就烧着了,两只眼成了俩琉璃子儿,通体的闪光透亮。吴蔷家那扇剥落的绿门越来越近,到了跟前儿,老二突然停住不走了。吴家的院门像哑巴的嘴,紧紧闭着,连稍微大点儿的缝都没有。老二冲着紧闭的院门愣了几秒钟,然后抡起右拳,照着门狠狠给了三拳,喊:吴蔷!吴蔷!你出来,我跟你说!杨水花上去抓老二的胳膊,被弄了个趔趄,不敢再靠前。老二又喊:吴蔷!你干吗不说话,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要说第一声喊叫里充满愤怒,这第二声则是百分之百的绝望。他意识到这扇绿门,是根本不会为他打开的,他也明白它关闭的不仅是一座小小的院落,一切就是这么清楚,心痛和绝望已经写的满世界都是了。老二攥着的拳头伸开来,像把蒲扇似的贴在吴家的门上,心痛和绝望的气息,顺着每个指甲盖儿冒出来。片儿警小刘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手铐,在老二的眼前晃晃,问老二是不是身上不自在了,想上铐子说一声。老二顿时瘪了,乖乖地跟着片儿警小刘,出胡同口右拐,进了派出所。
等老二乖乖地坐在派出所审讯室里的时候,老二奶奶才缓过神儿来,她冲出院门,并不往派出所去,腿一盘,坐在七号院门前的上马石上,一把鼻涕一把泪,把自己那点家史抖搂的甭提多干净了。杨水花帮片儿警小刘送老二进了派出所,小刘就打发杨水花走,老二奶奶正哭闹得欢,杨水花过来了,便道:越老越不要脸,还这儿哭天抢地呢,教育出个强奸犯来,没把你收进去算便宜,教唆犯!老二奶奶用泪水摸把脸,紧接着一口唾沫,啐在杨水花那张胖脸上。杨水花先一愣,然后像头母牛似的,头朝前栽,两脚蹬地,嘴里不干不净的乱骂着,冲着老二奶奶撞过去。哪撞的过去呢,围观的人稠的腊八粥似的,杨水花一下就被网住了,又急又气,噗一声,也吐口唾沫,想的是吐在老二奶奶的脸上,然而准头不及老二奶奶,落在上马石侧面的浮雕上。老二奶奶乐了,说起了风凉话,让杨水花撒尿照照自己的样儿,肥的连吐唾沫都难了,哪天肥油胡了嗓子眼儿,咽不下东西,立码就得送屠宰场。杨水花也不示弱,虽被人网网住,不得上前,但她跳着脚,冲、撞,做足了跟老二奶奶拼命的架势。其实她心里是愿意被拦住的,自己大小是个居委会主任,芝麻官也是官,哪能跟小百姓一般见识,心里这么想,嘴上的便宜却还是要讨,她重复老二奶奶是教唆犯,说着还环顾四周,让家里有孩子的看紧点儿,别给这老教唆犯机会。接着又说老二爸妈是香港特务,早早晚晚让公安局关起来,最后就是吃黑枣(子弹)的下场。杨水花一提老二的父母,老二奶奶绷不住了,本来自己带这俩孩子就累的伤心,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自己锅里煮什么就是什么,别揭锅盖,哪怕糊了锅都是自己的事,锅盖一揭,尤其是别人来揭,性质就变了,气儿一走,也就伤了脾胃,伤心也说不定,何况心早就伤了,让杨水花这么一戳,更是疼的打颤。杨水花的话音儿刚落,老二奶奶那双贼不溜球的小眼睛里泪如泉涌,两只手拍着膝盖,直着嗓儿嚎哭,骂老二爸妈不是东西,还是那话,光知道下不知道养活。这引不起周围人的同情心,一条胡同住久了,都知根儿知底儿的,同情心这东西建立在陌生的基础上,所以老二奶奶的嚎哭竟引来一片笑声。
大玲下班,骑着车进了胡同,老远看见一街筒子人,知道肯定有事了,紧蹬两下到了跟前儿,一打听才知道是老二。大玲见老二奶奶像元宵芯子似的,让人团团裹着,竟涌起一阵心酸,好象是自己的奶奶。她把自行车靠墙停放好,拨开人群,走到老二奶奶身边,二话不说,手插在老二奶奶腋窝下,架起就走。进了老二家院子,返回身插好院门,回头看见建平像根竹竿似的,定定地立在院子当中,埋怨建平不管奶奶,让那么多人作践。建平看了一眼大玲,说:怎么管,她也得听啊。说完,进了自己屋。
听老二奶奶讲完老二的事,大玲心里不是滋味儿。没想到吴蔷和老二已经到了这一步,自己在老二身上的心思白费了,一颗心就往下沈,沉到底,便酸酸的,嗓子眼儿堵的慌,眼泪都快出来了,强忍着。等心情平静点,反过来安慰老二奶奶,让她老人家别着急,她会想办法把事情弄清楚,让老二尽快回家。从老二家出来,胡同里看热闹的人已经散了,天上飘起零星小雨,地面湿乎乎的,起一阵风,凉飕飕的,毕竟,快十一月份了。大玲的心里也冷,老二和吴蔷的事,兜头浇了她一盆冷水,细想想,按他们的亲密程度,发生那种事情是迟早的事,可一旦真发生了,大玲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好像丢了东西似的。大玲不想马上回家,像只孤独的蜘蛛似的,在网一样的胡同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木质的电线杆上,鬼眼般的灯泡慢慢亮起来,灯光冷冷的,在迷朦的雨雾中,凝视着飘飞的雨丝。中午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因为赶一批童装,薄厂长拐着腿,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的喊:今天辛苦点啊,明天一人发一瓶汽水。没有饥饿的感觉,大玲看着薄厂长那张油汪汪的脸,胃里总是满噔噔的。老二和薄厂长,是两个进入了大玲生活的男人。
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老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像童话里一开始那句话:很久很久以前……上小学的第一天,大玲背着姥姥缝的花布书包走出院门,一眼就看见老二在她前边走,她喊建军,老二回头,冲她笑,大玲愣了,平时那个邋遢孩子不见了,一件白衬衫,一条藏蓝裤子,脸也洗得很干净,还有淡淡的香皂味。大玲的心像被熨斗熨过的,舒展得一个褶儿都没有。那时候,阳光亮极了,空气里没一丝杂质,能直接闻到太阳香味,大玲跑了几步,铁铅笔盒里响起哗啦哗啦的声音。大玲一直盯着老二的脸,跑近的一霎那,她突然感觉到一种比阳光更温暖的东西,是老二的笑容,大玲记得就是那一刻,几乎就爱上老二了。老二拉起大玲的手,问大玲上学高兴不高兴,大玲反问老二,老二说当然高兴,两人就相互看一眼,笑起来。下午放学,又一起去幼儿园看建平,两人的书包里都鼓鼓的装满了新书,书的香味从书包里散发出来。建平正站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唆手指头,别的小孩儿在一边玩砂子。老二冲建平招手,建平看了看老二,接着唆手指头,根本不理老二,就像根本不认识,大玲朝建平招手,建平干脆瞪了大玲一眼。老二对大玲说:咱走吧,建平可能饿了。走回家一路,老二都没说话,大玲心里有点难过,觉得建平和老二,比街坊还生分,难过是为了老二,那是大玲第一次为一个人难过。那时候老二根本就没在意吴蔷,吴蔷像根儿赖瓜秧儿似的,整天病歪歪的,不是发烧就是磕了碰了,胳膊腿儿的,总是抹红药水儿紫药水儿,身上像只调色板。每天上学,大玲都能碰到老二,除了生病,两人就像商量好的,不是他在后边喊她,就是她喊他。老二喜欢吴蔷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玲回避这个问题,回避就等于不承认,不承认就不存在。自欺欺人?认头了,就自欺欺人吧。吴蔷早就不是赖瓜秧儿了,也就是瞬间的事情,吴蔷变得白皙、高挑儿,学习成绩出众,加上一脸灿烂的笑容,一下子拔了班里的头筹。大玲再指望上学碰到老二,越来越难,偶尔一次,老二也是爱搭不理,眼睛直直地朝胡同南口张望,看吴家的院门开没开。大玲的心思随着时间长大了,只是心的外面那层酸壳儿越来越厚,忧郁淤积在眼睛里了,渐渐的,在大玲的整个身体里弥漫开,带着四合院儿的霉儿味。
服装厂的薄厂长叫薄新华,六九届初中毕业,身体残疾的缘故,没能跟同学一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开始在街道居委会帮着检查卫生,一分钱工资没有,干了三个月,家里嫂子先急了,站在瞎婆婆的窗根儿底下指桑骂槐,说是家里开了福利院了,再这么着,下月大家一块喝西北风。薄新华就哥俩,爸早没了,妈是瞎子,长年累月猫屋,身上都快长绿毛了。哥哥薄立华在大山子七九八电子管厂当工人,老婆在房管局当电工,怀孕六个月,大着个肚子,想吃什么没什么,人是虚的,脚肿的没一双鞋能穿,心情哪好的了。嫂子一开骂,家里的气氛就变了,新华妈瞎着一双眼,坐在自己那间不足八平米的西厢房里,一动不动,像尊石雕。薄新华受不了了,身体虽有残疾,心眼儿一个不少,脾气也佞,用句革命的老话儿:身残志坚。见天儿见的,薄新华像根老腌萝卜似的,泡在街道办事处,让劳动科的杨科长给找工作。头几天,杨科长根本没把这跛子当回事,一个月下来,味就变了,杨科长指着薄新华的脑门子说:我算服你了,从今往后千万别让我再见到你。杨科长告诉薄新华办事处要建个福利厂,正愁没人抻头揽这档子事,看你薄新华这吱扭劲儿,八成能行。接着,让薄新华去财务科领建厂的费用,不多不少,五百圆!自打下生,薄新华还没正式跟钱打过照面呢,看着女会计一双灵巧的手,蝴蝶儿似的,在那堆脏兮兮的钱里飞来飞去,一会儿的工夫,就码好了厚厚的一摞。大部分是五圆一张的,剩下就全是两圆的了,再加上钱一脏就厚,妈呀!薄新华心里叫了一声,望着那一大挞子钱,愣了有半支烟的工夫。
连家都没回,薄新华拿了钱,直奔为他指定的厂址:三眼井儿胡同的一处旧宅院。院门虚掩着,能看见院子里半人多高疯长的野草。薄新华推门,干涩的响声,惊动了一院子的鸟,“呼啦”一声,鸟们飞起的一瞬间,还有一只惊惶的黄鼠狼,跑进草丛里。靠北屋窗根儿下一棵丁香树,枝繁叶茂,又模又样的。也就睁眼闭眼的工夫,满院的杂草被撂倒了,只剩下那棵丁香树了。青草味浓,薄新华像喝醉酒似的,晕晕乎乎的。东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床板上好几个大窟窿,二话没有,扫巴扫巴,几块木板把上边的大窟窿盖了,从家拿了铺盖,那天起,薄新华再没回过家。
说话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儿,薄新华的丰功伟绩,口口相传才到了大玲的耳朵里。一年前大玲进的厂,薄新华的厂子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三十四个工人,将近二十台缝纫机的家当,足以让他翘着瘸腿儿,叼着烟卷儿乐一阵子了。建厂没两年,薄新华结了婚,就在那间东厢房里办的事,换了一张崭新的木板床,添了桌子椅子柜子板凳脸盆架子,得,过日子吧。女的是他厂里的工人,厂长夫人一样干活,没人能在薄厂长手底下吃闲饭。厂子继续发展壮大,三眼井儿的院子不够用了,地安门东不鸦桥胡同里边一所旧宅院,成了新华服装厂的分厂,兜里鼓了,心里痒痒,想女人,漂亮的。一开始大玲不愿意去新华服装厂,嫌那儿残疾人多,连薄厂长的老婆都一只耳朵聋,自己不但健康正常,还美丽漂亮。猫吃腥似的,薄新华早就瞄上了大玲,他托人传话:新华厂里的人,挣的比国营大厂的工人多的多。大玲禁不住三说两说,让跛子哄进了厂。进厂的第三天,薄厂长喊大玲到办公室,大玲刚站在办公桌前,薄厂长就拐着一条腿,绕到大玲的身旁,两只手直接按在大玲胸脯上,大玲刚张嘴想喊,被薄厂长刀子般的眼神割断了。恋恋不舍地,一只手从胸脯上撤下来,薄厂长解大玲的裤子,大玲一点不反抗,当俩人的眼神对一块,大玲就明白了一切,包括什么叫命运。这时她听见北屋和西屋的厂房里,缝纫机此起彼伏响着,夹杂着女人们的说笑声,薄新华老婆的声最响。大玲觉得那些女人好像知道了她正干什么,成心嘲笑她。大玲没法反抗,浑身一点劲都没有,谁跟命运叫劲呢,那不是吃饱撑的!大玲的裤腰肥,让薄新华解开裤带,裤子就乖乖地落在地上了,裤衩是姥姥亲手缝的,松松垮垮,根本用不着脱,轻而易举,薄厂长的那只手顺利到达目的地。薄新华喜欢玩弄女人,他索性将大玲放在桌子上,大玲像只布娃娃似的,任他摆弄,一点知觉都没了。进去的时候,大玲也没喊,根本没觉出疼来,眼睛一直朝窗户看,看见那棵丁香树在窗户上移来移去的树影儿。最后,薄新华让大玲起来,她这才觉得疼,手扶着桌子,慢慢挪着朝外走。听见薄厂长在她身后说:歇两天吧,工资照发。
当天晚上吃过饭,大玲就去找薄厂长。薄厂长和派出所所长王平关系挺密,王平隔三差五找薄厂长玩牌,然后就到鼓楼下边一家叫风月的小酒馆喝酒,临走,裤兜里还得揣条“大前门”,估摸着烟抽完了,王所长也就该来了。为厂里的事,大玲没少去风月酒馆找薄厂长,每每的,酒到了酣处,王所长一双色眼紧着揉磨大玲的胸脯,薄厂长假装看不见。
院门从里面锁着,大玲拍着门,喊薄厂长。五分钟的工夫,薄厂长老婆于翠花才吱扭一声拉开门,见是大玲,满脸堆笑,朝院子里让着,说薄厂长不在,派出所王平来过,俩人去鼓楼喝酒了。北屋房顶上,两只猫纠缠在一起,一只狸猫把一只黄白相间的猫按在屋瓦的凹处,两只猫同时发出渗人的嚎叫。大玲又跟于翠花寒暄了几句,转身朝院外走,听于翠花在后边指桑骂槐:骚货!房顶上够你们折腾吗?这儿多敞亮,下来,让老娘看着你们干……
大玲的后背接了于翠花的骂,变得沉甸甸的。出了三眼井儿,就到了景山东街,大玲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有时感到,胡同强加在她身上的东西太多了,大部分都是她不想要又必须接受的;接受的时候,脸上还得带着笑容,是苦是甜,就只有自己知道了。街面上没什么人,偶尔的,门洞里站着仨俩的男人,抽烟,没话找话。骑自行车的也少,“二八”的男车,轱辘楞粗,沙沙的碾过湿漉漉的地面,碾过石子儿,发出“吡啵”的爆裂声。有个男人骑车经过大玲身边,然后回过身冲她飞口哨,又说流氓话:小娘们儿干吗去呀是不是刚让人操过……车速却并不减慢,俩脚猛蹬,眼见着急回家,最后那句话听不清楚了,带回家给她老婆吧,渐行渐远的,幽暗中只一个活动的人形。景山北街的人更少,走着,只能琢磨自己的脚步声,大玲心里发毛,脚底下给劲,快走,抬头看见四方愣正的鼓楼,在暗灰色的背景中模模糊糊地坐着,看惯了白天它那不可一世的样,此刻,竟然现出难得一见的落寞忧伤。过了地安门十字路口,街面上就另一番景象了,人来人往的,衣裳都是灰的蓝的,脸上呢,一片蜡黄,洗头用胰子,头发干枯,焦黄;精神却好,天子脚下的人,话里话外,字正腔圆,说话时坦然平静,当然也有猛的,咋呼,以气势压人,那是爷;还有用词儿的讲究,说事喜欢引经据典,挂在嘴边的都是皇宫里的事儿,真的假的放一边,谁让人家靠着紫禁城住呢,不信没关系,听着乐乐,完事。京城里永远是闲人多,崩说白天提笼架鸟斗蛐蛐儿观景儿打架的,到了晚上,几两二锅头一下肚,嘴上就更没把门的。现如今有所不同,议论最多的是考大学,“文革”给耽误了十年工夫,一茬一茬的人,早把念书那挡子事忘南头儿了,冷不丁儿的又让人把这事拎起来,勉为其难;孩子们兴奋,大人也跟着哄,头几个月还疑神疑鬼,这都见报了,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是铁板钉钉了,谁能考就考,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后门桥离鼓楼也就半里路,汉白玉桥栏杆破损不堪,都是文革时红卫兵小将砸的,砸烂这么硬的汉白玉,怎么也得具备俩条件:比汉白玉还硬的工具;好体格。由此看来,文革前的生活还不错,五十年代两毛五一对大对虾不是谣传。有话儿:破损也好,沧桑感就是通过破损体现的,要那么完整干吗呢。在京城,文革期间长大的人对完整没什么要求,或者说没概念。他们懂事之日起,耳朵里就是“不破不立”那振聋发聩的叫喊声,眼里见的,就难得完整,门口的石狮子头没了;黄铜的门钹被偷去卖钱了,门上留下俩圆印儿;垂花门上的莲花木雕被砍下来了……这改变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就能够同西方后现代美学观说上话儿了。后门桥上的石板被蹭的倍儿滑倍儿亮,在上面走得悠着劲儿,一不留神,桥下见;北京人说话邪乎,别信。大玲闷着头走,就想着能快点到风月酒馆找到薄厂长。走到鼓楼根儿底下,绕个弧就看见钟楼了,比鼓楼气势差了不少,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
风月酒馆里座无虚席,六七张桌子都坐的挤嚓嚓的。坐同一张桌子的人并不都相互认识,不过坐上一回两回就认识了,成酒友了。桌上一盘花生米,那算好的;有的只一盘咸菜,酱萝卜丝儿,醋、香油一拌,就酒,有滋有味。薄厂长和王所长的桌上最奢侈,是一盘猪头肉!吃猪头肉讲究吃肥的,香;精细的葱丝儿,再点上点儿醋,甭提了!二锅头跟男人身上的汗臭,加上劣质烟草的味,甭提多难闻了。男人闻不着,女人受不了,甭担心,这里没女的,取那么个名,纯粹瞎掰,风算做男的,月比做女的,那就是只有风没有月。大玲拉开风月酒馆那扇晃晃悠悠的破门,酒馆里有霎时的静默,不超过三秒钟,又回复到爷们的闹哄。径直的,大玲快步朝薄厂长他们那张桌子走过去,她的身体象只盾牌,扎满了男人目光的箭。王平先打招呼:这不是大玲吗,有日子不见,比先更俊了。大玲强笑着,露出四颗白牙,然后俯在薄厂长的耳朵上唧咕了一阵。
薄厂长随着大玲走出酒馆,天空又飘起雨丝。薄厂长问大玲带伞没有,大玲摇头,薄厂长瞪她一眼,然后问老二怎么回事,大玲说完了,站在雨地里一个劲打哆嗦。薄厂长把身上那件蓝卡其布中山装脱下来,披在大玲身上,说,这么点子事儿也至于的。然后用手朝酒馆里指一下对大玲说:回头我跟王华说说。打发大玲走,大玲不走,偏要等回话。薄厂长没辙,一跛一跛地走到酒馆门前,拉开门,进去时还看了大玲一眼。不到一支烟的工夫,薄厂长出来了,说让大玲先回去,一会王华就直接回所里,问问情况,没大事立码放人。大玲还犹豫着不走,薄厂长不耐烦了,叫声姑奶奶,说: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不就一老二吗,跟你亲爹似的。大玲说:我没爹。
王所长骑一辆崭新的“二八”加重“永久”,蹬起来“嗡嗡”的,一个劲往前窜。大玲坐薄厂长的“二等”,薄厂长骑一辆“二六”女车,又带着大玲,没一会就落后头了。等薄厂长带着大玲从剪子巷兜进什锦花园胡同,恰好见老二蔫头耷脑地从派出所出来,大玲从后面喊老二,老二回头,看了看大玲,又看看薄厂长,什么也不说。大玲着急,让老二谢谢薄厂长,要不是薄厂长……老二说:谢你得了,我又不认识他。
一转眼到了十一月初,有几个知青张罗着回村,其中就有老二。吴蔷妈肯定不让吴蔷走了,已经打听出来,高考定在十二月初。自从吴蔷和老二出了事儿,老二被派出所关了几个钟头,胡同里人就认为老二是强奸犯,是铁板钉钉儿了,也甭判什么刑,更甭关他,用不着,胡同里人就给他判了、审了:老二是“强奸犯”无疑,吴蔷虽是被损害的,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怎么不强奸别人,偏强奸你呢,苍蝇不叮没缝的蛋。这就是胡同的法律。老二和吴蔷,谁出门,后背上指指点点,快被戳烂了,抬不起头。两家人里边无论谁走在胡同里都觉得矮三分,脸上无光。这种局面要维持半年以上,挨着吧。
这天下午杨小宁来找吴蔷。他不知道吴蔷和老二最近发生的事,杨小宁家住张自忠路人大宿舍,就是那个著名的段祺瑞执政府大院,离吴蔷住的黄土坑胡同十五分钟的路。杨小宁出门朝右拐,进剪子巷,再拐几个弯儿,就到了黄土坑胡同的北口。北口那个卖酱油醋的小店前边站着几个爷们儿,杨小宁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有人喊他的名字,杨小宁扭头看见了那长着一对金鱼眼的,正是自己同班同学王继勇,用胡同里的话,王继勇是个小流氓、小混子、胡同串子。而杨小宁的父母都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压根儿跟老二、王继勇这类人不搭调,正因为搭不上调,杨小宁才对他们不卑不亢。中学毕业,王继勇去北京郊区插队,可没人看见他在村里呆过一天,家里也不见人影儿,他在哪儿、干什么,没人知道,也没人感兴趣。王继勇先招呼杨小宁,杨小宁也就停下来,问王继勇干什么呢。王继勇说:我干的你丫肯定不干,所以你也甭问。王继勇的声音,又粗又哑,透着那么野,一听就是流氓。杨小宁不在乎王继勇说话的方式,笑着说:你倒说说,你干什么。王继勇反问杨小宁干吗来了,杨小宁说找吴蔷,商量考大学的事。王继勇翻了翻金鱼眼,问杨小宁知道不知道那丫头片子出事了。杨小宁忙问出什么事了。王继勇一脸的坏笑,凑到杨小宁耳朵边上说:让老二操了。杨小宁心里虽吃了一惊,可脸上不露声色道:少见多怪,那不是早晚的事。又提醒王继勇别说的那么难听。王继勇咧嘴笑道:好象你丫操了多少似的,你丫说,操过谁!杨小宁不急不恼,说:谁也没。那你丫牛逼什么呀。杨小宁说:我哪牛了,老二才牛。说完,走了。王继勇在后边一句话没有,发愣。
杨小宁隔着墙头喊吴蔷,连喊三声,秀梅才开了门。自从那档子事在胡同里闹开,吴家除了吴薇不懂事,照常过她的快乐生活,全家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首先是吴蔷,妇科炎症带来的麻烦,让她终日不得安宁,刚说解道因式分解题,下腹部的疼痛突然就来了,也不大疼,丝丝拉拉的,忘又忘不了,再加上吴蔷娇气,一分的病当五分养着,索性吃饭也不上桌了,指望着秀梅汤汤水水的朝屋里送。身上的病好忍,心里的病就难治了,主要是见不着老二,自古以来,最是相思之苦难打发,何况心上人离自己咫尺之遥,能闻到味,就是见不着面,简直是受酷刑。虽说没到茶饭不思的地步,可人是明显瘦了。吴蔷的爸妈虽都是学医的,整天跟那些人体器官打交道,人是开明的,大丫头闹出事来,本没太往心里去,那天去老二家也只是想问问情况,没想到,胡同里的舆论根本没法控制,阴错阳差的,这一对小恋人就成了罪人,莫名其妙的,自己的孩子就成了受害者。男人的心胸毕竟开阔些,所以爸倒没怎么着,照常上下班,妈不行,头发昏,天旋地转的,爸说是美尼尔犯了,就替妈请了假。妈一边头晕着,一边还担心大丫头考大学的事,紧着让她温功课,秀梅说:您就别逼她了。秀梅早把自己当成吴家人了,荣辱与共是不在话下的,悲喜的程度恐怕比主人还要深切,承受的也比主人多。出门买菜,秀梅巴结着跟街坊四邻的打招呼,大部分是冷脸,就像不认识,好不容易响应一声,还不如猫叫好听。秀梅的笑像是刻在脸上的,完全是为吴家,她心甘情愿地当吴家的仆人,确切地说是一架机器,她的一切为吴家存在,为吴家运转,为吴家生,无疑的,也会为吴家死。这些天秀梅很为吴家的处境担忧,听到有人喊吴蔷,秀梅心里竟一阵轻松。
吴蔷的同学,秀梅大部分是认识的,开门见是杨小宁,笑着朝院子里让,说吴蔷在家,正闷的慌。杨小宁知道吴蔷住西屋,却不直接朝西屋走,而是站在东墙根儿那棵枣树下,问秀梅今年枣结的多不多。秀梅摇头说今年雨水大,没结多少。心里盼着吴蔷出来,这时北屋门帘一撩,妈朝院子里招手,说:这不是杨小宁吗,快屋里坐吧。杨小宁隔着墙头喊的第一声,吴蔷就听见了,直到杨小宁进了院子,又被妈让进了北屋,吴蔷才从床上起身。心里是想见杨小宁的,这些天连院门都没出,太闷了,刚走了两步就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到了北屋已经出了一身虚汗,杨小宁见了吓一大跳,问怎么气色这么不好。吴蔷脸腾一下红了,妈赶忙打圆场,说温功课温的,又问杨小宁准备考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杨小宁说:正想让阿姨给参谋一下呢。吴蔷妈笑了,说:你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还用得着问别人呀。杨小宁说:不是他们不管,是我自己不愿意问他们,我烦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意见一百个正确,还没说到正题,他俩倒先吵起来了。吴蔷妈又笑,秀梅插话问吴蔷妈头还晕吗。吴蔷妈晃晃脑袋,然后惊讶道:呀,真不晕了。又笑着对杨小宁说:你比药还灵呢。杨小宁说:要是这样倒好了,明儿我还来。杨小宁问吴蔷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吴蔷妈想了想,说还没跟她爸仔细商量,左不过学医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方向,丫头也喜欢。又说这次考大学不容易,想想,积攒了十年啊,据说报名人数有570万,才录取27万多,比例差哪儿去了。停了停又说,你们也别害怕,在学校的时候学的都不错,你们不上谁上呢。
杨小宁和吴蔷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跟以前比,多了一种矜持,这大部分来自吴蔷,而杨小宁却更为放松,而且他心里明白吴蔷矜持的缘由,那种放松就成了故作姿态,或者叫揣着明白的卖胡涂。杨小宁劝吴蔷考试之前就别回去了,吴蔷似有不舍,杨小宁明白吴蔷的不舍之处,可他还是接着做姿态,说:你身体这么差,回去还要干农活,怎么受得了,反正一上大学,谁也管不着你了。吴蔷始终不说话,对杨小宁的话总是不置可否,杨小宁不在乎吴蔷的态度。吴蔷低着头,搅自己的手指玩,十个指头水葱儿似的,又细又白又长,用手指头编花儿,翻来翻去的,看的杨小宁哈喇子快流下来了,心里道:单是这双手,迷住多少人啊。这时听吴蔷用蚊子似的声儿问杨小宁:你考什么专业呢。杨小宁马上回答:你考什么我就考什么。吴蔷以为杨小宁在说笑话。杨小宁说:真的,我没开玩笑。吴蔷妈执意留杨小宁吃饭,这些天来家里的气氛真有些憋闷,一潭死水似的,杨小宁像是一股小凉风,吹的吴家人舒坦。妈觉得这对大丫头有好处,能调节一下她的情绪,而且也看出来了,这小伙儿对吴蔷有意。杨小宁却说什么也不在吴家吃饭,没跟家里人说,妈该着急了。吴蔷妈让打个电话,说电话在大院门口的传达室,传达室就一个老头儿,不管传电话。
从吴蔷家出来,路灯已经亮了,一阵风从胡同的北头刮过来,卷起的废纸、灰尘,兜头的灌了杨小宁一身,他啐了口唾沫,用袖口抹一下嘴。他并不急走,看起来相当悠闲,脚底下几乎迈着台步,走了将近十米,黑暗中一个人影儿干咳了一声,吓一跳,杨小宁停下来,仔细看,然后试探地问:是孟建军吗?老二从黑暗里走到亮处,深蓝色的中山装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下身是一条黑灯心绒裤子,肥,嘟噜在脚跟儿,一双刷得发白的军鞋;老二望着杨小宁,意味深长地笑着,很多年以后,杨小宁仍然记得老二这个笑容,记得那张从黑暗移到亮处的笑脸。在黑暗里他已经笑了很久了吧,杨小宁端详老二的时候不由得这么想,一个能在黑暗中微笑的人,一定不简单,杨小宁从不小视老二这样的男人,老二是男人中的男人。他问老二这几天干些什么,是不是准备回知青点。老二晃动了一下那圆骨咙咚的脑袋,笑容滚动了一下,他不回答杨小宁的问题,反问:你来这儿干吗。杨小宁说散步。老二说:散步都散到人家里去了。杨小宁说:我在什么地方散步是我的自由。说完走他的路。杨小宁不胆怯,他不怕尝老二的老拳。
老二和杨小宁坐同一趟车回到知青点,一块回来的还有六、七个别村的知青。从车站走回村,一路上有说有笑,老二的脚下生风,别人跟在他身后都是一溜小跑,更显得老二在知青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杨小宁走路慢,又不刻意跟着,一会儿就落后头了。有人问,吴蔷怎么没一块回来。老二说:不让她回来,在家温习功课。一副吴蔷家长的口气,其实,自从那天让大玲和薄厂长托关系从派出所弄出他来,连吴蔷的汗毛都没再见过一根儿。心里是天天见的,岂止天天,实在是无时无刻见吴蔷,闭上眼睛就是吴蔷的模样,吴蔷怎么歪头怎么眨眼怎么生气怎么笑,活灵活现,真真儿的。他确信吴蔷也是想他的,根本用不着起疑,要是连自己喜欢的人都怀疑,那就太看不起自己了。
大秋早完了,长了寸把高的冬小麦,乖乖地趴在麦垄里。道边上堆着没来得及拉回家的棒秸,干透了,又蒙上厚厚的尘土,倒像是在了好几年的架势。北方的农村一般猫冬,可这儿是北京郊区,中央精神来的快,来了就得响应实施,“变冬闲为冬忙”,这是哪年的口号了,甭管哪年,“变”就得了。老二他们插队的地方大都是岗子地,高低不平,公社书记就号召冬天平整土地,老百姓叫“撤地”。老二他们这时候回来,队里就等着他们撤地呢。
到村里是晚上六点多种,杨小宁晚了半个小时。杨小宁走进知青点,见屋门都上着锁,正纳闷,棉花队长孙国庆五岁的儿子福顺来喊他:杨叔!杨叔!俺爹让你到俺家吃饭,知青点今晚上不开伙。刚下过一场雨,村里的路泥泞得简直没法走,杨小宁忘了换雨鞋,加上天已经大黑了,几次都踩进泥水里,弄得鞋袜湿了大半截儿,福顺早跑没影儿了。刚跨进孙国庆家的木栅栏门,就听屋里人声鼎沸,过年似的。孙国庆老婆正在灶屋里呼啦呼啦地拉风箱,柴火湿,沤烟,锅也开了,烟雾和水汽搅和在一起,把一间灶屋灌得满满的。杨小宁跟孙国庆老婆打了招呼,孙国庆老婆问家里老人都好吧,啥时考大学,又说这回可算是熬出头了。杨小宁穿过灶屋走进右间屋,影影绰绰的,坐了一大炕的人。孙国庆蹲在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上抽烟,黄铜烟锅在灯光下闪动着。见了杨小宁,站起来用烟锅指着炕里边,让他找地方坐,杨小宁一屁股坐在炕沿儿上,说了句:累死我了。孙国庆说:小宁一准儿是考。又指指老二说:老二说不准。杨小宁朝隔一个人坐的老二看一眼,老二脸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孙国庆在所有队干部里跟知青混的最熟,一是他为人随和,会讲笑话,男女知青都喜欢听他神聊;二是心地善良,不像有的队干部存心整知青,让知青干累活、晚收工、骂骂咧咧,只要跟棉花队长孙国庆干活一是累不着,二是心情好,还有,要是饿了,就像变戏法似的,孙国庆总能从身上掏出贴饼子、烙饼、馒头什么的,你狼吞虎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说笑:嘿!八百辈子没吃了,上辈子准是饿死鬼……都成了惯例,只要知青从城里休假回村,先跑到孙国庆家来报到,顺带的还能混上顿吃喝。门帘一掀,孙国庆老婆手里端个笸箩进来了,笸箩里是厚厚的一摞烙饼,足有二十多张,饼的香味很快散开了。坐在炕上的知青立码骚动起来,探着身子要拿,孙国庆在凳子上磕了下烟锅,说别着急,还有炒鸡蛋呢。孙国庆老婆个头儿奇矮,跟谁说话都仰着头,一副必恭必敬的样。人是忒能干了,什么时候看见她,什么时候手里不闲着,像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孙国庆把夸老婆当成了口头禅:看看咱家里的,还有挑吗?笸箩放在炕中间,孙国庆一扭身又出去了,反复三四趟,有的女知青过意不去,要帮忙,孙国庆说:千万别!谁帮她,她就跟谁不乐意。这儿还没落停,那边活已经干完了,朝炕当间儿看:一大笸箩烙饼、一瓦罐炒鸡蛋、一大盆玉米茬子粥,还有一青花碗咸菜。孙国庆老婆笑得眼睛都没了,嘴里不停地说:都是新的,面是新麦子刚磨的,鸡蛋是早上刚从鸡腚里扣出来的,茬子也是新的,没陈的,吃吧,饿了吧。大家兴高采烈吃的时候,孙国庆还是蹲在凳子上抽烟,透着满足。老二吃第二张饼的时候,问孙国庆怎么不吃,还有嫂子。孙国庆说我们早吃了,地里没啥活,工收的早,吃的就早。福顺儿呢,福顺儿哪去了。孙国庆朝院子里喊了两声,没应,也就算了。笸箩里还剩一张饼的时候,村里的狗狂叫起来,有人喊抓贼,接着就听见一串脚步声响到院子里,还没等大家反映过来,见福顺儿怀里抱着一只小兔儿,气喘吁吁地站在众人面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孙国庆一巴掌扇过去,差点把福顺儿扇个趔趄,没等福顺儿站稳,老二已经将他手里的小兔儿拿过来捂在手里了。
老二抱着小兔儿朝外走,别人不知道他唱哪初戏,有人想跟着他出去,这当儿,丢兔子的主儿已经在喊:好啊老二!又是你!声音象镰刀似的。老二说:是我,怎么着,我馋了,想吃兔肉。孙国庆听见丢兔子的是三队树根儿老婆,人称烂嘴的,就想往出走,被杨小宁拦住了,杨小宁附在孙国庆的耳朵上说:你要是出去就辜负了老二的一片心了。孙国庆想了想,接着蹲在凳子上抽烟。第二天,大队广播了老二偷兔子的事,并让老二在三天之内来大队做深刻检查。老二说:我他妈正不想干活呢,最好永远检查。孙国庆打发福顺儿一天两顿给老二送饭,不是烙饼摊鸡蛋,就是韭菜盒子棒茬儿粥,吃的老二胖了一圈儿。管伙房的知青,见老二几天没来,特意跑到知青点看老二,问是不是病了,病了可以做病号饭。老二说:要不就端碗面条来,多多的放香油,要是有香菜更好。伙房真的端来一碗面条,没香油,香菜放了不少,被刚下工的知青们你一口他一口的,吃的精光。到了第三天中午,老二的检查一个字没写出来,福顺儿的饭按时送过来了,老二对福顺儿说:甭送了,叔不吃你娘做的饭了。福顺儿问咋了。老二说没怎么,你娘做的饭不好吃。福顺儿回家把话学了,孙国庆说:那是你叔不过意了,算了,就听他的吧。
检查写到第四天的时候,老二只写了一行字:是我偷了李树根家的兔崽子……收工回来的知青,把那一行字传来传去,嘻嘻哈哈的当笑话看,杨小宁也过来凑趣,但他只是拿起那张纸看了看,就放在老二当做桌子用的箱子上。老二走到杨小宁身旁,问杨小宁笑什么,杨小宁说:我没笑。老二说:你他妈的唬谁啊,明明在笑,还说没笑,你丫以为我是傻逼啊,我他妈的连笑和不笑都不知道了。然后,没什么商量,一拳打在杨小宁的娃娃脸上,杨小宁捂鼻子,血顺着手指缝儿流出来,杨小宁慢慢蹲下身子。老二天生喜欢打架,就像北京那些喜欢种花喜欢遛鸟的人一样,喜欢种花的人琢磨花的形状、颜色、习性,喜欢鸟的人看鸟的羽毛的亮度、身材、叫口儿,喜欢打架的人有个特点:见血就兴奋。一般人见血害怕、腿软,就算是外科大夫,也就能做到镇定、视而不见。可老二这种打架成性的人,血就是他的强心剂,人原本迷迷登登的,一见血,俩眼珠子先瞪起来了,贼亮,亮的邪乎,眼白慢慢发红,冒着水汽;头发也竖起来了,一根儿一根儿支棱着,基本不是人了,变成兽。别以为杨小宁蹲下身子就完事了,只见老二瞥了一眼杨小宁,然后突然抬起右脚,照着杨小宁的后背狠狠一脚,没防备,杨小宁象只狗熊似的趴在地上,想用两手撑地爬起来,鼻子却还在不停地流血,嘴、下巴颏都被血染红了。四周极其安静,所有人都像雕塑似的静止在那里,只听老二低声骂道:你丫还想起来,趴着吧。接着又是一脚,杨小宁这次是头先着地,很响的一声,杨小宁趴在地上没动,好象睡着了。老二还是不放过,用脚踹杨小宁的屁股、腰、胳膊。踹杨小宁的胳膊,老二的用意是歹毒的,他知道杨小宁要参加高考,要用手写字。而自己根本没打算去高考,这也就拉开了同吴蔷的距离,就等于自动撤离了爱情阵地,而杨小宁正是老二爱情阵地上有力的隐形杀手。踹杨小宁的胳膊,让他不能写字,这只是老二的心思,心思和行动是两码事,其实老二并没有认真去行动,去实施他的歹毒的想法。他知道杨小宁是左撇子,却是照着他的右胳膊踹,踹的时候不当杨小宁是左撇子,当他是正常人,踹了也就解气了,并不想真正伤人。实际上,老二只把杨小宁当成了一个符号而已,情敌。自从那晚看见杨小宁从吴蔷家出来,老二心里的邪火就点着了,然后就煨着、拢着,邪火慢慢烧着,他心里清楚,它会大起来,变成一场冲天大火。
杨小宁不哼一声,这让老二有点发慌,他附在一个叫迟方平的知青耳朵上嘀咕了几句,然后出去了。迟方平弯腰搀杨小宁,软的面条似的,哪扶的起来,迟方平害怕了,大声喊杨小宁的名字,旁边几个知青七手八脚的帮迟方平,想把杨小宁放到床上去,只听杨小宁长出一口气,睁开眼朝周围看了看,问:那孙子哪儿去了。这时候院子里有人喊:谁伤着了。众人赶忙答应,门帘撩开,是大队赤脚医生李桂兰,右肩上挎个画着白十字的棕色药箱,脚上是一双白塑料底儿黑灯芯绒面儿的方口布鞋,干净,难以想象她是怎么走路的。李桂兰一眼就看见坐在地上血乎拉擦的杨小宁,她十分麻利地打开药箱,拿出棉球、酒精和碘酒,抬头吩咐惊慌甫定的迟方平:弄盆温乎水来。然后转头问杨小宁能不能自己到床上去,杨小宁晃晃脑袋,皱皱眉头,起身走到自己的床边,然后像慢镜头似的,躺下去。温水端来了,先用纱布蘸着水擦脸上的血迹,一擦,血又涌出来,又擦,反复四、五次,血流的止不住,李桂兰弄了一大团药棉塞在杨小宁的鼻孔里,然后看看周围,对着那帮神情木然的知青说:我弄不了,送县医院吧。正说着,大队书记高凤友进来了,后边跟着孙国庆。高凤友问咋样,要不要紧。李桂兰重复了一句刚说过的话,高凤友朝床上看了一眼,只见杨小宁双眼紧闭,脸色煞白,鼻子里塞了一大团药棉,已经被血浸透了。高凤友见血腿就软,他转过脸对李桂兰说:赶快送吧,把喇叭打开,找“手扶”(手扶式拖拉机)。一会儿工夫,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大队拖拉机手赵宝印注意了,大队拖拉机手赵宝印注意了,听到广播后开着“手扶”,马上来知青点报到,马上来知青点报到,不要耽搁不要耽搁!声音一波一波的,滚着往外走,广播一遍,等于广播了三四遍。过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外边响起拖拉机引擎的“嘟嘟”声,拖拉机手大喊:咋回事啊!吃饭都不让人吃消停了!高凤友站在屋当中回一声:啰嗦啥啊,显你会说话啊!
李桂兰、孙国庆,知青这边是迟方平跟了去,到县医院已经是半夜十一点了,整个医院竟然黑咕隆咚的,只有医院大门的门框上亮着一盏孤灯。赵宝印不让拖拉机熄火,想把里边的人吵醒,可“嘟嘟”了五分钟,也没人理这茬儿,孙国庆只好喊起来:有看病的!大夫在哪儿啊!喊了七八声,才见一个窗户的灯亮了,又过了五分钟,一个穿白大褂的男的,拉开医院大门,冲着这边喊:你们吵吵什么吵吵什么,半夜三更的。孙国庆说:这不是医院吗,怎么不能吵吵。白大褂来气了:医院就能吵吵啦,谁告你医院能吵吵的。孙国庆说:真少见你这样的大夫,医院怎么不能吵吵,医院应该啥时候来啥时候热热闹闹的。白大褂说:你以为来这赶集啊,热热闹闹的。李桂兰拦住他们道:病人还在拖拉机上呢,你们回家逗嘴吧。白大褂说:看看,把正事耽误了吧。说完急忙朝医院里跑,边跑边说:我去喊大夫。嘿!合着他不是大夫。从村里到县医院,杨小宁一直玉体横陈,死活都不睁眼了。他知道自己这次挨打的真正原因,是吴蔷。所以他一点都不觉着委屈,也不觉的丢面子,虽然皮肉吃苦,但心里坦然。话说回来,男人为女人挨打,或打人,古今中外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方式不同罢了,外国人喜欢为女人决斗,要不就打仗,一打十年。中国人比较理智,加上传统观念,兄弟如手足,女人是衣服,穿哪件,脱哪件,全凭男人的喜好。在手扶拖拉机上颠登了一个多小时,杨小宁的思路突然清晰了,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啊,毛主席的话:事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好事可以变坏事,同样的,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索性,以养伤为理由,回北京温习功课,一呢,考大学的把握更大,二呢,能见吴蔷。一箭双雕啊。李桂兰和孙国庆的声音,都喊杨小宁的名字,他们认为杨小宁闭着眼睛一句话没有,准是休克了。杨小宁微微“哼”了一声,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想必是大夫:一看就是打架,知青打架。接着“噌”一下,塞在鼻孔里的棉花被抽出去了,杨小宁顿时觉得舒畅了许多。然后就是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杨小宁感觉脸上一阵冰凉,想必是用酒精为他清理创口。一会儿,女大夫说:不用缝了,口子没多大,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杨小宁心想,养几天哪成啊,赶忙把眼睛睁开一道缝,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自己头晕,根本不敢睁眼,恐怕是……他不好意思接着朝下说,哪有病人给自己下诊断的。女大夫真是善解人意,接了杨小宁的茬儿:莫非脑震荡了。迟方平本来胆小,这大半夜,仨魂吓掉了两个半,这时候才慢慢缓过神儿来,想起刚才老二殴打杨小宁的一幕,不由得不为杨小宁说话:肯定脑震荡了,杨小宁的头撞在地上,声音特大,不脑震荡才怪啊。
揣着县医院开的一个月假条,杨小宁去大队部请假。管知青和计划生育的大队副书记张宏明,正在大队部里跟一个女社员吵架,说是吵架,一听就知道张宏明是在做计划生育工作。张宏明蹲在一张木条凳上,抱着膀子抽着卷烟,笑眯眯地看着女社员。像大部分北京郊区妇女一样,这女人黧黑健壮,头发像一团干草,眼睛细小而贼亮,眼珠不停地转动,让你明显感觉到她的狡猾。她离张宏明很近,一伸手就能触摸到他,此刻她正挥舞着结实的手臂,冲着张宏明那张微笑的脸,虚张声势地喊着:你这丫头养的张宏明!老娘就是不结扎,你能把俺咋样?你能把俺捆去?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张宏明还是笑,不说什么,在木条凳上捻灭烟头,又从军绿色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袋烟末,几张卷烟纸,然后慢悠悠地卷着烟,最后伸出舌头舔卷烟纸的时候,杨小宁看见张宏明那红得透明的舌头上,布满了细小的血管。直到喷吐出一口浓重的烟雾,张宏明才开口说话,他的声音细弱,有点童音,再加上那张笑脸,给人的印象是:这不是个厉害的男人,至少他跟力量无关。其实这是一种错觉,连一分钟都持续不了,张宏明对那女人道:你今天个就俩地方,一个县医院,去结扎;一个就这儿,别想回家,不信试试,还管不了你这娘们儿了!女人不说什么了,在一旁喘着气,看的出来,这娘们儿已经瘪了。杨小宁插空把县医院的证明递给张宏明,在张宏明看医院证明的时候,杨小宁在一旁半闭着眼,手拄着头,做头昏状。张宏明抽第二口烟,把烟雾吐在手里拿着的医院证明上,笑着说:甭说我也知道你的心思,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吧,考上大学请我吃顿马坊肉饼。说完,把证明揣上衣兜里了。杨小宁谢了张宏明,转身朝大队部外边走,连那女人粗重的喘气声都听不到了,他不知道他们要僵持多久,反正那不关自己的事,想着赶快回知青点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好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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