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兔子来了。

　　其实他一直在我家等我。只不过在另一个屋子里，和我妈天南地北地狠谝。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妈被他逗得咯咯笑个不停。八成又是吹他在独联体做生意时如何把老毛子玩得团团转的英雄业绩吧。这家伙的脸皮现在越来越厚，芝麻大的屁事经他嘴巴子冒出来，就玄乎得要死要活。

　　野兔子像影子一样溜进来，他点着一支烟，不声不响地坐在我身边。我们就这样，他抽他的烟，我发我的呆。谁也不和谁说话。屋子没有开灯，我们被裹胁在一个巨大的黑色调里，月光几次想介入我们的氛围，都没得逞。我身后的墙上，是我画一幅古代仕女图，其实大部分内容是我临摹著名画家张桂铭的。几个作品合在一起，几乎占据整个墙壁，因为仕女们全是一丝不挂，而且样子又十分难看。我老爸差点没气出羊角疯，他用石灰刷了厚厚一层，没想到第二天墙上的画又从石灰里面淫浸出来了，比第一幅更逼真。我老爸气得吐血，直接用铁锹把墙皮也给铲掉了。如此看来，我和我老爸之间的代沟是不能用尺子来衡量的。

　　野兔子抽得是骆驼牌香烟，在黑暗中混合型的烟味带着有钱人的满足感飘进我的呼吸里。从内心讲，我是有仇富心理的。但是野兔子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家伙从不在我面前显摆自己，他总是装得十分谦虚的样子，在谈及金钱方面的事总是非常谨慎。好像有钱也是一种罪过似的。

　　妈的，这里面一定有鬼！

　　三布愣是爱我的。因为爱我她才这么做，她这么做纯粹是一种不得已。但是原因呢？唉，原因就是下落不明。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向野兔子伸出一只手，作剪刀状，他就在那上面放了一支烟，我把烟叼在嘴上，他就用打火机给我点上。

　　我深深吸了一口烟。这种香烟真的有股沙漠气味儿，口感很好。有钱当然是件好事，我想。因为我的劣质香烟是抽不出沙漠的味道的。我的劣质香烟，吸进去的是超标的焦油含量，吐出来的是对富人的不满。

　　干吗老缠着三布愣不放？记不清有多少年了，那时候三布愣还是个小姑娘呢。在一家电器修理铺当学徒。整天脏兮兮油糊糊的。她学习不好，除了吃穿打扮没有其他的理想，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在外面瞎混。不是在这里干临时工就是在那里做学徒。唉，大凡天下漂亮女孩的命运都是如此。那时候的女孩子还不懂得把漂亮脸蛋变成资本，那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一说，大部分女孩子都规规距距地生活。对那些稍有出格的姑娘，人们就叫她们女流氓，三布愣当时就是个十分活跃的女流氓，她当时只是个属于资本输出而非图回报的那种姑娘。其实也算不上是个女流氓，跟现在的姑娘相比，三布愣不知要比她们好上千倍万倍呢。因为她在爱情上是个真诚的姑娘，所以人们都叫她女流氓。这在上世纪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就是这个样子的。最早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泥土色，三布愣就是在这种颜色里长大的。城市很小，五毛钱可以买十个水果糖两杯冰淇淋三个鸡蛋，五块钱可以买只大肥羊，把羊皮和小肠卖了还赚了几块钱。当时全城只有一座楼房，三层，名字叫“红旗饭店”。我小时候进去过一次，上到三楼怎么也找不到回来的路，急得哇哇大哭。红旗饭店门前是个小广场，经常在这里开公判大会，犯罪分子一字排开，里面就数强奸犯最多，其次是杀人犯小偷和外逃人员。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发泄的渠道，看见公驴滿街追母驴，就也跟着学。当时分两种人，恋女人癖的和恋动物癖的。恋女人癖的结局都很惨，恋动物癖的却啥事没有，我家邻居卡尔就是个动物爱好者。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从没犯过事。还有，在城里，几乎谁都认识谁家的孩子。我还记得三布愣小时候的样子，因为营养不良她长得黄不拉几的，一头杂毛。整天流着两条鼻涕，一绿一黄，一条吸进去另一条又冒出来。还有，她家的孩子一天到晚老是张着嘴巴，看上去就像一群弱智。她老爸不球行，总是弄不到狗肉吃，一大家子的蛋白质全靠那点有限的肉票。我们两家是邻居，墙挨着墙，她家的孩子和我家的一样多。我和三布愣在家里排行也是一样，都是老小。那时候人少地多，菜地、麦地、玉米地。一到夏天，我们两家全都被绿色包裹着。后来，城市变得复杂起来，绿地日渐稀少，我们两家越住越远。等到我开始发育的时候，见了三布愣基本上是不说话的。

　　野兔子试探着问我：“出去玩玩？喝两杯？”

　　语气里好像根本就没有喝酒的意思。他知道我今天喝了不少酒，而且心情不好。这种事偏偏摊在我身上，现在几乎没人谈恋爱了，只有小学生才会失恋。所以我的举动一定很荒唐可笑，在野兔子看来跟小孩子过家家差不多。现在已经没有爱情啦，早在很多年以前野兔子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从来就不去爱女人。不爱也就没有痛苦。而我偏偏是个天生的情种，不恋爱就会死掉。

　　我昏天地暗地从床上坐起来。吸了口烟然后把烟屁股向墙上弹去，烟屁股在黑暗中划了一道弧线一头撞在墙上，立刻烟花似的散开了。我揉了一下眼睛，鼻子哈啦的吐了一口痰，那声音要是让有教养的人听到了，至少一天吃不下饭。

　　感觉好多了，啤酒劲下去了一半。

　　野兔子看着我嘿嘿笑了起来。

　　我也跟着嘿嘿笑了起来。

　　接着我们开始哈哈大笑，一直笑到笑不动为止。

　　我觉得好受些了。

　　野兔子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说：“今天晚上哥们玩个痛快。”

　　我说：“好，就玩个痛快。”

　　野兔子说：“再干上两个漂亮妞。”

　　我说：“好，就干上两个漂亮妞。”

　　野兔子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他的手机看上去有半只砖头那么大。手机在当时确切的叫法是大哥大，是稀有品种，是财富的象征，全城也找不出几部来的。别看它笨，野兔子说在山里就数它信号最强了。电话打通了。

　　野兔子对着手机说：“儿子呀，是我。我是你爹。你立马到你萨朗大伯家来接我们。你这个笨蛋，就在东方红电影院后面的巷子里，对对，一直前走遇到人家第三个红大门就是，快点！”

　　说毕，野兔子将小心翼翼的把那玩意儿收好就去向我妈告别。

　　这时天已经大黑。我家住得是私宅，分前后院，前院出租后院我们自己住。

　　时下正逢经济亢奋时期，房屋出租业生意不错，前院十几套房子没一套闲着的。我和野兔子哼着下流歌曲走出家门，有两个穿超短裙的小妹妹扭着屁股从我们面前一闪，香气四溢地消失在黑夜中。前院的情况复杂，做什么生意的都有，我妈从不让我往前院乱窜，她把穿超短裙白天睡觉晚上出动的小妹妹叫“门户”。就是婊子的意思。因为是经济亢奋期，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红灯区，因为有了红灯区，就有很多鸡窝。只要一只鸡来啦，所有的鸡都跟着来啦。而且大部分是外援，以川妹子为主力军。她们连过年都不回家，还不停地往老家拍电报说这里“人傻钱多速来”在这座城市里，四川男人占领建筑市场，四川女人占领色情市场，四川男人白天盖完房子，晚上就去红灯区把钱交到四川女人手里，第二天四川女人就把钱寄回老家。肥水不流外人田，基本上是一种良性循环。后来民工们就被挤出红灯区了，他们挣的钱实在太少，还都是白条子。民工们从包工头那里领不到现金，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红灯区里混下去，社会治安也就开始变坏。

　　在我们新疆，四川人做苦力，河南人做小买卖，浙江人做大生意基本已成定局。而本地人，基本上还是属于“新疆老白侃，能吃不能干！”新疆人懒是出了名的，钱都让外地人挣走了。像我这种既好吃懒做，又牢骚满腹的人不在少数。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仇富心理了，早晚会出事的。

　　“有机会把你弄过去尝尝俄罗斯妞的味道，那才叫够味儿呢。”野兔子搂着我的肩膀嘴里喷着烟臭味哈哈笑着说。

　　“现在的婊子，”野兔子说，“就像厕所里的苍蝇随便你到哪个舞厅酒吧都能抓出一大把。可是我那时候多可怜呀，干一个婊子还没干成，公安就逼我娶她做老婆，真他妈的那是什么世道呀！”

　　“你还算走运的呢，要是在1972年不蹲30年大牢才怪呢。过去的事没法说，别提啦。”

　　“就是的。我也是这么想。”野兔子说：“不过有时候一想起来就觉得冤，那时候咱哥们哪里有做人的尊严？跟猪跟狗跟猫有啥区别？”

　　我说：“不要谈过去。”

　　“对，不谈过去。”野兔子说。

　　“不谈过去，我就不服气。”他又说。

　　“你不服气，是因为你谈过去。”

　　“什么？”他问。

　　“你不服气。”我笑着说。

　　“就因为我谈过去？”他说。

　　“什么？”我问。

　　“什么什么？不谈过去，就是因为我不服气？”他说。

　　“我也一样。你以为我事事如意？”我说。

　　我们在院子外的大门口等车，听着野兔子大谝特谝俄罗斯妞如何如何够味的故事。我半真半假地听着心里却在想着另外一件事。不知为什么，这些年不管走到哪里尽和一些下三烂的事情扯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也可能我天生就是这命。我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中文系有个老教授，对我们特好，号称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我和一帮徒子徒孙经常在他那里混吃混喝，他还经常带我们去别的地方讲学，所到之处，接待规模都是空前的。教授除了一肚子博学还是个风情万千的主儿。有一次他把夜大的一个叫虹的女孩子的肚子给搞大了，徒子徒孙们轮流装扮成未婚夫去给虹打胎。第一次是建平兄冒充未婚夫到新街口的一家医院给虹做的人工流产，第二次轮到我陪虹去机场医院做人工流产，因为我早年曾经发过再也不给别人充当未婚夫的毒誓，教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冒充虹的老爹亲自上阵。现在想起这件事就觉着自己太不够意思，人都知道新疆人义气豪放的一面，却不知他们有时候也藏着狡猾和猥琐。人性的弱点基本上是相通的。我不愿扮演别人的未婚夫，可能和许多年以前在阿克托热海牧场计划生育流动车上挨揍有关。当时那女医生真的是疯了，我的身上现在还留着手术刀印子，好多肌肉组织已经坏死，掐上去木木的一点感觉也没有。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妇产科医生基本上是没有好感的，只要一见到她们，就会想起寡妇的姐姐，一想起寡妇的姐姐，全身就难受，所有坏死的疤痕就会跟着复活。是谁给了她用手术刀在别人身上乱图乱画的权力？！

　　车来了，灯光刺得我们眼睛眯成一条缝。一个年轻人从车里跑下来喊着“爸爸、爸爸”向我们奔过来。

　　野兔子对年轻人说：“叫大伯。”

　　“大伯。”年轻人恭恭敬敬地叫了我一声。

　　“你搞什么鬼？”我十分不高兴地对野兔子说。

　　“嗨你，见外了不是？他就是我的儿子。”野兔子有些急。

　　“爸爸、大伯，你们还是快些上车吧。”野兔子的儿子对我们说。他的个子比我俩稍高些，瘦瘦的长得模模糊糊，一看就是个不善的主儿。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来。

　　这是一辆崭新的奥迪车，原装进口车。我们坐定后野兔子就对他的儿子说“送我和你大伯去顾里木图路的梦梦酒吧”。然后我们就上路了。车上的录音机里放着美国黑人爵士乐，音量不大，音质却非常好。野兔子一副大老板的派头并且表现得很有修养的样子，他的手和脚十分认真地在寻找音乐节拍，大宝石戒指在不时射进的路灯中发着幽灵般的光。他凝视着正在专心开车的儿子的后脑勺，胖胖的南瓜脸上表情严肃。整个眉毛蹙成个浓浓的“川”字。嘴巴强有力地合成一条弧线。很有一种稳健成熟的味道。

　　这表情不禁让我肃然起敬，十分感动地想起他烧锅炉的岁月。那时候野兔子整天脏兮兮一副猥琐的样子，整个一个傻逼相儿。苏联解体后也不知醒了野兔子的哪根神经，他一发狠辞了工作上窜下跳地做起生意去了，几趟独联体跑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倒腾服装小百货开始发展到现在的钢材水泥汽车推土机，独来独往天马行空，把被埋没多年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今天的野兔子满脸春风心宽体胖，一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神情。名牌服装，高档香烟，法国男式香水现在成了他的必备品。虽然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粗俗鲁莽给人感觉大有小人得志之嫌，但西装革履粗声粗气地往人前一站，野兔子也能吓倒一片道貌岸然之徒。这几年野兔子成了州里的红人，因为有了钱就做了不少善事。香港有个大老板叫邵逸夫的，他在州里捐了一所小学，叫“逸夫小学”。野兔子也不甘示弱，也捐了一所小学，而且规模比“逸夫小学”还大。平时州里有什么好事都请他去，野兔子出手十分大方，十万八万根本不在乎。现在他又是市委书记的座上客，说是要给市政府改造我爷爷的街心公园赞助100万。当然野兔子的好事也没白做，“市政协委员”、“自治州十大杰出青年”等等头衔，头上罩了好多政治光环。

　　转眼奥迪车就到了野兔子说的那个叫梦梦的酒吧。

　　我们下了车。

　　野兔子的儿子肉麻地说：“爸爸，大伯再见。”

　　野兔子哼了一声拉着我向梦梦酒吧走去。

　　“你他妈的哪来的这么个宝贝儿子？”我笑着问野兔子。

　　“我也不知道。”野兔子说，“有一天这小子找上门来叫我爸爸，没把我吓死。赶不走骂不去打没用报警人家不管，每天早晨醒来他就站在我面前叫我爸爸。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那些日子我都快给他折磨死了。后来我去海南谈生意就把他带上，谈完生意后就把他留在那里给人家割橡胶，可是谁能想到我刚在乌鲁木齐下飞机他就在机场接我！

　　“可把我给吓死了。想这家伙一定是鬼不是人，我若不认这个儿子，肯定会死在他的手里。我实在没办法，就给他买了这辆车跑出租，好在这以后他再也不缠我了。”

　　“这年月什么人都有，你可要当心点。”我对野兔子说。

　　“没事他不是想要钱吗？老子给他就是了。”野兔子吐了口痰大大咧咧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