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稍稍活动就浑身是汗的夜晚，正处鸟城湿热的暑季。

　　朱伊坐在鸟城医院接诊楼大厅的值班室，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医院静悄悄，偶尔从产房传来产妇分娩的哀嚎。她关了值班室的大灯，打开视窗处的天鹅颈台灯，手里握着一根灌满蓝墨水的钢笔，在值班表上画着圈，昏昏欲睡。不知哪里传来的滴水声，如同屋檐上冰雪消融，可亚热带的鸟城从不下雪从不结冰。几年的护士生涯，她已经对医院的夜晚习以为常，就像她对夜班习以为常一样。她那年二十八岁，不再是那个见了肢解的青蛙就拼命尖叫的医学院小女生了。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中草药的味道，这种味道给她安宁，让她觉得自己的余生就在这种味道里安然度过。

　　有人绕过医院诊断楼的廊柱，走进大厅，轻敲值班室视窗的玻璃。她睁开眼睛，从梦魔里挣脱，看见一个背帆布双肩包的青年男人，那人一只手轻敲玻璃，一只手握拳，拳眼堵在嘴上咳嗽。他好像从远方来，旅途劳顿，染上风寒。虽然她先前值夜班时见过几个流浪汉和酒精中毒的人，还是被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他下巴上的胡须一直窜到耳朵上，一堆秋后枯草，看起来已经好久没修剪了。瘦削的脸颊透出刚毅的性情，眼睛闪闪发光。大热天身上却披着一件军绿色的厚风衣。风衣的下摆沾满泥块，一定冒雨在泥泞中走过，或许还滑倒过。朱伊觉得眼前的男人虽然落魄，心智却正常，不像是精神病患者。

　　两个小时前，值夜班的王医生丢下一句“有病人来叫我”就一头钻进休息室睡觉去了。王医生四十多岁还没结婚，经常向新来的年轻护士感叹自己感情生活的匮乏。那名身材矮小，身形上窄下宽的男子，在感情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需要。这医院里，女医生女护士很多，男医生却少得可怜。王医生就仗着这点，接连不断地同护士好上，却从不承认自己有女友。五年前，朱伊刚从医学院毕业来上班。有次值夜班，王医生循循善诱，小伊啊，你工作真是太努力了，但工作可不是人生的全部！偶尔好好放松一下。青春易逝，咱们都得好好把握啊。

　　面对眼前的病人，朱伊不想惊动医生，也不敢去。王医生的休息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房间正中央摆着一张妇科检查椅，女人躺在上面，可以用皮套固定住手脚。这会里面肯定熄了灯，黑漆漆的。王医生总能想法设法占到女同事的便宜，然后突然收住笑容，戴上接待病人时的严肃面具，一下子把话题转移到工作上，就像川剧里的变脸技艺，干净利落。朱伊自己就能确定病人不过是旅途中染了风寒，打上一针便可。她自己捏着针管，像在医学院里操练过的那样，将药水注射到他结实的肩膀上，又找来一块浸湿的纱布，帮他擦了擦额头的泥浆。

　　“你刚来鸟城？”她问。

　　“嗯。”

　　“从哪里来？”

　　“北方。”

　　“真远。”朱伊想他大概不愿意透露太多具体信息，北方那么大，谁知道哪里。

　　朱伊希望还能见到他，只是自己找不到别的话搭讪。她带着一种感情上的急迫感，医院里的青年男人又少得可怜。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或者仅仅是不讨厌。

　　“多少钱？”他问。

　　“不要钱。”她说。

　　“那谢谢你。”他说。

　　没有医生出诊，没有病历，朱伊擅作主张打了一针抗病毒的利巴韦林，便没有费用，虽然这不符合医院的接诊规定。

　　她撕下一张处方笺递给他，那上面写着自己的电话，仿佛那是一味治愈风寒的良药。

　　他明白她的意思，笑笑，说她是自己来鸟城认识的第一个人。

　　她跟到医院诊断楼门口，目送他离去。月光倾泻，医院更加惨白。树影给水泥地面铺上一层黑毯。她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自己也不知道。

　　朱伊回到值班室，值班表上密密麻麻的笔迹，那是她昏昏欲睡时无意中画下的。那不是直来直去的线条，而是一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曲线和点交织错落，杂乱无章，满是断裂感。她则追求直线一样的生活：上学，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退休，按部就班地完成人生的每个阶段。

　　穿过诊断楼后面围墙的窄门，有一个幽闭的花园，那几栋老旧的六层楼房便是医院的职工宿舍。朱伊住在那里，两个人一个房间。自己好歹还有个住处，那个病人却连住处也没有，不知道他是露宿街头还是到背街小巷找个廉价旅馆。

　　第三天上早班，下午三点下班。一下班朱伊就和舍友李芳到一个叫“荷兰花卉小镇”的地方买来一黑一白两只兔子，装进铁笼子，养在宿舍陪伴自己。它们带着离群的忧伤，不肯吃女主人买来的青菜。这一对兔子，朱伊觉得一个是自己，一个是那名染了风寒的男人。这个念想像一阵不可抑止的风，翻越医院围墙和救护车顶，透过粉白护士服下微微颤动的身体。李芳不喜欢兔子，买了一只小白鼠，永无止境地在在木笼子里的一个木头轮子上奔跑。木头轮子是旧式水车造型，连轴转动。无论那只可怜的小白鼠怎么奔跑，总是原地踏步，可它还是不停地跑，仿佛不用吃饭睡觉似的。那只小白鼠滑稽的动作把头上扎着两把小刷子的李芳逗得乐呵呵的。朱伊则觉得那是一种残忍。

　　那个闷热的夜晚，张潮来到鸟城。在几千里之外的北方，他早就听说鸟城是一座可以实现梦想的城市。现代的城市没有城门，没有明显的进城标志，他一看到鸟城的高楼大厦就迷失了方向，繁茂的大叶榕遍布迷宫般的大街小巷。他就在路边一丛绚烂繁盛的三角梅下喉咙发痒眼睛干涩，不知是因为抵达梦想之城还是水土不服。透过三角梅的花瓣，路上掠过一个摩托车队。车手一律留着往后梳的长发，墨黑皮衣上镶满铁钉，穿着高帮黑皮靴，皮靴上的鞋带一直绑到膝盖。那些摩托车摘除了消声器，经过的时候声势浩大，像刮过一阵狂风。那狂风不仅呼啸在榕树大道上，也呼啸在他的生活中，掀翻了曾经生活中的一切。

　　辞职那天的天气真好，冬日的阳光铺洒在马路上，张潮觉得连自己的手指都显得沉静而光滑。他要去远方追求自己的生活了，而不是老死在单位高耸的围墙里。

　　工作时工资微薄，没有存款，辞职后没了收入，但他顾不上担心。他已逃离命运安排的荒谬生活。他的理想早就瘦成了一根骨头，这根骨头让他决定离开那座北方的古城，到南方的鸟城去，听说那里是特区，有自由，还有文学。

　　那一天终于到来，除了一个帆布双肩包，没有多余的行李。双肩包里有两本小说，一本是奈保尔的《半生》，一本是莫迪亚诺的《青春咖啡馆》，都是关于逃亡的故事。那次张潮没有搭乘公车，顶着茫茫夜色，步行去火车站。火车站熙熙攘攘，密布着旅客、售货员、逃亡者和骗子。

　　辞职之前，张潮在一个基层政府部门当合同制员工，虽说大大小小的稿子都出自他手，但他算不上刀笔吏，只是一名穿着制服的小丑，过着唯唯诺诺的打工生活，每天要写的各种汇报材料让他厌烦。他不甘心那种生活，一想到在那样一个地方上班，看着别人脸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心惊胆战。

　　整个冬天，他都在谋划一场逃亡。年底时，主任催交工作总结，他交的却是一纸辞呈。主任暗下脸来，站在他的办公桌旁，酝酿着什么。同事们知道有好戏看，围拢过来，几个胆小的没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只是伸长脖子，斜着眼睛，偷偷观看。这次主任没有批评，只是问他以后怎样生活，他辞职后单位的稿子没人能写，不如留下来，待遇好商量，有转为正式员工的机会。

　　转正？多么美丽的骗局。单位里的老王、老陈，那些辛苦工作半辈子的合同工，也没见转正。他早已不相信。主任又说，过两年老庄一退休，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哈哈，他总是善于编织从来不会实现的乌托邦。张潮说决定要走了。主任很清楚，辞职意味着奴役关系的解除，口气由命令变成了商量。

　　张潮收拾了办公桌上的几本小说，背着双肩包离开了。那几本小说曾惹过不少领导的批评，无非是要求别看与工作无关的书，要把青春献给单位之类。可他不想把青春献给任何单位，也对骗术毫无兴趣，他只想把青春献给自己，要紧的是生活。他不想再写什么假大空的公文，只想写自己的文字，写点诗歌，或许可以写点小说。他不想再坐在会议桌前，记录他们开一整天的会就为讨论要不要买一根铅笔。

　　在开往鸟城的低等火车上，张潮头脑中不断回响着《青春咖啡馆》里露姬的话“我每次与什么人断绝往来的时候，都能重新体会到这种沉醉。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我才真的是我自己。”那年初冬的一天，张潮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电脑，写一份言不由衷的虚假报导。他忽然想到，这难道就是自己想过的生活吗？完全可以逃离这个环境，去很远的地方，就像《青春咖啡馆》里的露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