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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和组织

　　1979年8月，《生活的路》终于出版了。当时，有家报纸的记者要她谈体会。她说："为了对付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所花费的精力，比写作本身多得多。我希望今后的道路会顺利一些。"然而，生活的现实总是不以个人的愿望转移的。

　　说起来，作品的出版确实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当时，上海"文汇报"率先作了报道，题目是"正视生活的人"。接着，"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读书杂志"、"安徽文学"等国内许多报刊也相继做了报道，发表了评论；广大读者也反映强烈，数以千计的知识青年写来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小说一印再印，发行数十万册。但是，她单位里的领导却认为他们输了面子，暴跳如雷。他们向文汇报写信指责"写报道未通过组织"、"匆匆忙忙表扬一个人"，并且还以组织名义向国内许多刊物、出版社发函，宣布不能发表她的作品。

　　是的，老早就有好心人忠告过她："领导要整一个群众，从来不会达不到目，更不会输掉的；你这个小丫头今后要吃苦头了！"这不，该她吃苦头的时候到了。以党组织和个人的名义向报社、杂志社写信，对她进行莫须有的指控，企图阻止报道和发表她的东西，署名的匿名的信件对她进行造谣和诽谤。还有一件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也一起用上：不是有长胡子的男同事在支持她同情她吗？那就在男女生活作风问题上制造点风声，然后通过组织机器层层往下吹风，待在群众里议论起来之后，再派人事干部内查外调，诱导逼供--任你再没事，石头子里也要榨出它三两油来！如果真能抓到点什么把柄，那就一定好好地出一口恶气！如果仍然没捞到什么油水，本人提出抗议，则往下一推："都是群众在讲，咱领导可没说过。"这种事是人们最感兴趣也最受舆论重视的。它会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任你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人们宁肯相信有，不愿相信无。这时你如果实在受不了，认真地去追根刨底，一直追查到领导头上，他们马上会把脸往下一拉："组织上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是的，代表组织上做的事情，是永远正确的。哪怕他在用组织的名义公报私仇、打击报复、迫害无辜、扼杀人才也罢。即使以后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也得由他们来为你平反、落实政策，而你还得感谢他们！于是，你就只好哑巴吃黄连，只好等着被他们搞得筋疲力尽、灰心丧气，对生活和事业失去信心。面对这样的权力和组织，性格软弱的她，除了哭，除了感到愤怒和憋气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这次，那些处心积虑地整她的人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柔软的石墨，经过烈火和高压的处理，可以变成坚硬的金刚石；而她，哭完了，气完了，愤怒的火焰也燃烧出了为事业而破釜沉舟的决心。"你们可以破坏我的名誉，毁掉我的生活前景，但不能捆住我的手，夺走我手中的笔。我就是一辈子不成家也要写出一批作品来，让你们瞧瞧！"以后，对她年龄渐大而始终没有结婚这件事，这些整她的人又津津乐道而且大做文章起来，真不知道这些人自己家里是否也有姐妹儿女？

　　打着组织印记的压力没能摧毁她的事业心；中国之大，他们也不能一手遮天。一棵树也吊不死人，虽然必须时时提防着明枪暗箭，但她还是在不停地埋头写作。不时可以看到报刊杂志上发表她的作品。更使那几位整她的领导不能容忍的是，她竟敢不说自己的成绩是他们支持和培养的结果（由于被整得糊里糊涂，她早把前面说的那位文艺界老同志的谆谆教导给忘了），而且，还在一篇文章中说什么她的作品是用自己的眼泪写成的。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在暗示有人压制和欺负她吗？真是目无领导、目无组织、无法无天了！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只要能达到打击她的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了。他们下令不准她住单位的集体宿舍，声言要把她的铺盖卷扔出去。不准住宿舍，她能住到哪里去呢？小时候和阿婆奶奶一起住的小亭子间，奶奶去世后已经不属于她了；父亲只有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他是个大学教师，除了一张饭桌一张床，四周全是书架；她刚从乡下回来时，还可睡在饭桌下的地板上，但近来老人身体不好，请了个阿姨照看，那一席地板也没有了。上海虽大，但总不能睡到马路上去啊！没有办法，只得把屈辱的泪水往肚子里咽，仍然忍气吞声地在宿舍里挨着。

　　这时，和她同一办公室又增加了一个诗歌编辑。他曾以坏分子的罪名在青海农场劳改20年，最近刚平反回来。此人50多岁，已完全谢顶了，但一来不久就死皮赖脸地缠住她不放；领导也让他住到单位的男宿舍里。下班了，他就在办公室搅得她不得安宁。她躲进宿舍他也跟踪上去，而且出言不逊，行为极不文明。她害怕他，回避他，他却在外面到处放风，说要和她谈恋爱。在遭到她严词拒绝后，他又想方设法欺负她，搬弄是非、挑拨矛盾、制造谣言，写假材料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连晚上去水房打开水他都会在路上把她截住，把水瓶抢走；甚至她上厕所，他也跟踪不放。实在忍无可忍，她去找领导反映，领导竟然说没空管这些事。这位诗歌编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年龄几乎比她大了一倍。为什么要如此欺负一个软弱老实的姑娘呢？不知是哪根神经突然苏醒或良心发现，一次，他终于对她说了真话："告诉你，不是我存心欺负你。我与你无冤无仇，这些都是领导要我干的！"啊，善良的姑娘怎么能想到，我们的堂堂领导这样的手段也会用得出来？

　　又是走投无路了。不管是创作，就是连在这个单位里工作和生活都不能维持下去了。就在这时，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同志呼吁要支持青年作者的文学创作，并将她的处境向文艺界的高层作了反映；于是她终于被调到了市作协的一个文学刊物当编辑。

　　从此，她将铺盖搬进了刊物编辑部的办公室，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白天阅稿改稿，晚上将铺盖从壁橱里拿出来睡觉。一天傍晚，她遇见了和她同样在作协院子里寄身的女作家戴厚英。戴厚英将她拉进自己的宿舍，劈头就说："竹林，告诉你，在中国，做女人难，做个名女人、女作家更难！不过，我们就是要挣这口气！"她知道，对方目前正在承受着比自己更大的压力--她的长篇《诗人之死》被封杀，她正在遭受围剿……可她居然还在关注着别人的处境！她的心里掠过一阵暖意。从此，她们成了很好的文友。同时，回顾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她觉得戴厚英的话确实是人生箴言。

　　人生的航船在生活的大海里不停地航行，而命运之神总是挥起它的巨手兴风作浪。有时候，它可以使船顺风顺水，转眼间，就又用险风恶浪去干扰它，使它在航道上历尽颠簸。1979年底到80年春，她在作协的那个文学刊物当编辑。生活和创作都是比较愉快和顺利的。这年春节过后，她又去北京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作协第一期文学讲习所学习。丰富的学习生活使她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讲习所领导和教员的关怀，导师的指点和学友们的真诚的友谊，在她本来寒冷忧郁的心里，照进了温暖的阳光；脸上的笑靥增多了，她过去因贫血而显得苍白的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

　　但是，权力之手是巨大的，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得罪了领导，哪怕换了新单位，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惹不起，躲得起。"她只好一头扎进了市郊农村；也从此她无声无息，似乎被文艺界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