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丝小姐随后就回忆起，而且到死也还记得，在她用手握住西德尼的胳膊、抬头望着他的脸、请求他不要伤害所罗门时，她感到那胳膊有一种鼓舞的动作，他眼里也有一种激动的表情。这不但对消了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气，而且改变了他，使他高大起来。只是那时她注意力分散，一方面要为那不值得她爱的弟弟担心，一方面还要听西德尼友好的保证，所以对自己的感觉并没有认真注意。

　　他们把她留在街角之后卡尔顿便领路往罗瑞先生住处走去。那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约翰·巴萨，或是所罗门·普洛丝，走在他身边。

　　罗瑞先生刚吃完晚饭，正坐在一两小块木头燃出的快活的火焰旁。他也许是在火光里寻找当年那位年轻得多的台尔森老人吧！那人在多佛的乔治王旅馆里也曾凝视过红色的炭火，可那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一行人走进屋，他回过脸来，看见个陌生人，脸上不禁露出意外。

　　“普洛丝小姐的弟弟，先生，”西德尼说。“巴萨先生。”

　　“巴萨？”老人重复道，“巴萨？这名字叫我想起了什么——这脸也叫我想起了什么。”

　　“我告诉过你，你那脸容易让人记住吧，巴萨先生？”卡尔顿冷冷地说。“请坐下。”

　　卡尔顿自己坐下时向罗瑞先生皱了皱眉头说，“那次审判的证人。”他为罗瑞先生填补了迷失的环节。罗瑞先生立即想了起来，用并不掩饰的厌恶之情望了望新来的客人。

　　“普洛丝小姐认出了巴萨先生，他就是你听说过的很爱她的那位弟弟，”西德尼说，“他也认了姐姐。我带来了更坏的消息。达尔内又被逮捕了。”

　　老人大惊失色，叫道，“你说什么！我离开他还不到两个钟头呢，那时他还好好的。我正打算回他那儿去！”

　　“可他还是给抓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巴萨先生？”

　　“若是已被捕的话，就是刚才。”

　　“巴萨先生的话是最权威的，先生，”西德尼说，“我是从巴萨先生喝酒时告诉他一个绵羊同伙时知道的。他跟提供信息的人才在监狱门口分了手，眼见他们被看门的放进牢去的。达尔内已再次被捕，这已无可怀疑。”

　　罗瑞先生精通业务的眼睛已从说话人的脸上看出了再谈这个问题只是浪费时间。他感到慌乱，却也明白某些事得靠此时的冷静，便竭力镇定，没有说话，只认真听着。

　　“现在我相信，”西德尼对他说，“明天曼内特医生的名字和威望还能对达尔内大有帮助——你刚才说过明天他会第二次受审，是么，巴萨？”

　　“是的，我相信是的。”

　　“明天医生还可以像今天一样对他大有帮助。可也未必尽然。我向你承认，罗瑞先生，曼内特医生竟然无法制止这次逮捕，这很，叫我震惊。”

　　“他可能事先并不知道，”罗瑞先生说。

　　“这一事实就令人吃惊，想想看，他跟他的女婿有多么亲密！”

　　“确实如此，”罗瑞先生承认了，一只手着急地摸着下巴，两眼着急地望着卡尔顿。

　　“一言以蔽之，”西德尼说，“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时代，这个时代为粉而走险的赌博下着铤而走险的赌注。请医生去赌赢家，我来赌输家吧！在这儿谁的生命都不值得赎买。今天被抬回家的人，明天就可能被处死刑。现在，我决定下的赌注就是在形势最不利的时候把一个押在附属监狱里的朋友赢回来，而我想要击败的朋友正是巴萨先生。”

　　“那你可得有一手好牌呢，先生，”密探说。

　　“我要瞧一瞧手上有什么牌——罗瑞先生，你知道我是个粗线条的汉子，我希望你能给我一点白兰地。”

　　酒放到了他面前，他喝下了一杯，又喝下了一杯，这才沉思着推开酒瓶。

　　“巴萨先生，”他以确实在看着手上牌的人的口气说下去，“监狱里的绵羊，共和国委员会的特派员，有时管牢，有时坐牢，永远是密探和告密者。因为是英国人，所以更有价值得多。因为英国人比法国人干这种差使更少引人怀疑。不过这位英国人在老板面前用了一个假名。这可是一张有分量的牌。此时受雇于法兰西共和政府的巴萨先生当年却受颜于法兰附和自由的敌人—一英国的贵族政府。这张牌很精采，在这个引人怀疑的天地里可以作出一个明白得像白天的推论：巴萨先生仍然拿着英国政府的津贴，做着匹特的密探，正是大家谈得很多、却难得抓到的那种潜伏在共和国内部的无恶不作的英国奸细。这可是一张所向无敌的牌，你听懂了我的牌没有，巴萨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打法，”密探回答，有些不安了。

　　“我打出一张Ａ：向最近的地区委员会告发。看牌，巴萨先生，看你有什么牌。别着急。”

　　他拉过酒瓶，再斟上一杯，一口灌下去。他看出那密探很怕他真喝醉了马上去揭发。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又倒了一杯酒灌下去。

　　“仔细看看你的牌，巴萨先生。慢慢打。”

　　密探那手牌比卡尔顿猜到的还要坏。他看到了西德尼·卡尔顿根本不知道的输牌。他在英国丢掉了那份体面的差使——是因为多次咬着牙作伪证失败，而不是因为那儿不需要伪证。我们英国人夸耀自己鄙视干涉隐私和密探行当的种种根据，其实是新近才出现的。巴萨心里明白，他跨过海峡到法国来当差，起初是在自己的侨胞之间做套诱和窃听的工作，后来逐渐干到法国人当中去了。他在被推翻的政府下曾做过圣安托万区和德伐日酒店的密探，曾经从密切注视着的警察当局得到有关曼内特医生的幽囚、释放和历史的资料，以便跟德伐日夫妇搭讪、从而作亲近的谈话，结果却碰了一个大钉子，败下阵来。他一想起那可怕的女人心里便发毛，那女人跟他谈话时老打毛线，老是一边动手指，一边不怀好意地望着他。以后他在圣安托万区曾见过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她所织下的记录揭露别人，而那些人的生命则一律被断头台吞掉。他跟当初干过同样差使的所有同行都知道，他一直就不安全；他已被紧紧地拴在了斧头的阴影之下，想逃也是逃不掉了。他也知道尽管他竭尽反复无常、狡猾欺诈之能事，为统治时局的恐怖活动火上加油，但要叫那斧头落到他头上只需要一句话。他可以预见只要他因刚才向他提示的严重问题受到揭发，那可怕的女人就会提出那要命的记录来控诉他，粉碎他生命的最后希望——那女入的冷酷无情他早已见识过多次了。何况干秘密活动的人都是孬种，偏又摊上这么一手黑牌，难怪他掂量着牌时早已面如死灰。

　　“你好像不太喜欢你那手牌呢，”西德尼非常镇定地说，“你玩不玩？”

　　“我看，先生，”密探转向罗瑞先生，露出一副最卑躬屈膝的神态，“老先生年高德劭，希望您向这位比您年轻得多的先生说说，请他无论如何高抬贵手，别打他那张Ａ了。我承认我是个密探，而这又是大家瞧不起的行当—一虽然密探总得有人做。这位先生既不是密探，又何苦降低身份去刺探别人的隐私呢。”

　　“再过几分钟，巴萨先生，”卡尔顿看看表，自己作了回答，“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打出我的Ａ了。”

　　“我有一种希望，两位先生，”密探说，他总想引诱罗瑞先生加人谈话，“两位对我姐姐的尊重——”

　　“为了表示对你姐姐的尊重，没有比让她摆脱这样一个弟弟更好的办法了，”西德尼·卡尔顿说。

　　“你这样想么，先生？”

　　“我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

　　密探那圆滑的态度跟他那身故意装得粗鄙的打扮出奇地不协调，也许跟他平时的态度也不协调。可他那圆滑却在卡尔顿的莫测高深面前碰了个大钉子——卡尔顿在比他更高明更诚实的人面前都是个谜呢！——密探犹豫了，圆滑不下去了。他正在不知所措，卡尔顿又恢复了刚才那玩牌的神气：

　　“我现在又想了想，的确，这几我还有张好牌没报——这牌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你那绵羊同伙，那位朋友，说是在乡下监狱里吃草的，那人是谁？”

　　“法国人，你不认识的，”密探赶紧说。

　　“法国人，呃！”卡尔顿思考着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虽然重复着他的话。“唔，也许是吧。”

　　“的确是，我向你保证，”密探说，“虽然这并不重要。”

　　“虽然这并不重要，”卡尔顿以同样的机械方式重复道——“虽然不重要，确实不重要，不重要。可那张脸我确实见过。”

　　“我看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不可能，”密探说。

　　“不——可——能，”西德尼·卡尔顿回忆着，斟着酒（幸好那杯子不大），“不——可一—能。法语说得挺好。可我总觉得像个外国人，是么？”

　　“是外省口音，”密探说。

　　“不，是外国口音，”一道光线清楚闪过他心头，卡尔顿一掌拍在桌上。“是克莱！化了装，可还是他。我们在老贝勒见过面的。”

　　“那你就太冒失了，先生，”巴萨说时笑了笑，笑得他那鹰钩鼻子更歪了。“你可让我占了上风。克莱，事隔多年，我可以不用隐瞒了。我承认他是我的搭挡，可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他最后一次生病时我还照顾过他的。他葬在伦敦乡下的潘克拉斯。那时野蛮的民众很不欢迎他，使我无法亲眼见他入土，可是送他的遗体进棺材我却帮过忙。”

　　说到这儿罗瑞先生发现墙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魔影，顺眼看去却发现是克朗彻先生。他的头发全都倒竖起来了。

　　“咱们还是清醒一点，”密探说，“讲个公道吧。为了告诉你你错得多严重，设想得多没根据，我要给你看一张克莱的埋葬证明，碰巧从那以后我一直带在记事本里，”说时他勿匆取出那证明打开。“这不是么。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可以拿过去看，这可不是伪造的。”

　　此时罗瑞先生看到墙上的人影拉长了，克朗彻先生站起身子走上前来，头发笔直地耸起，即使他那时叫杰克造的屋里的那头母牛下垂的角顶了个跟头，他的头发也不会竖得比现在更直了。

　　克朗彻站到巴萨身边，没有被他发觉，像个鬼国的差役一样碰了碰他的肩头。

　　“那么那个罗杰·克莱，大爷，”克朗彻先生板着面孔平静地说，“是你把他放进棺材的么？”

　　“我放的。”

　　“可又是谁把他掏走的呢？”

　　巴萨往椅背上一靠，结结巴巴地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从来就不在棺材里。不在，他不在！他要是进过棺材可以砍我的头。”

　　密探回头望望另外两人，两人都以难以描述的惊讶望着杰瑞。

　　“我告诉你，”杰瑞说，“你们在那棺材里放的是铺路石和泥土。别跟我胡说什么你埋了克莱了。那是个骗局。我知道，还有两个人也知道。”

　　“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那有什么关系？啐！”克朗彻咕哝道，“我对你早就一肚子气。你们欺骗生意人，真不要脸！我拿半克朗打赌，一定要抓住你的喉咙掐死你。”

　　情况忽然急转直下，西德尼·卡尔顿和罗瑞先生大出意外，弄得莫名其妙。他们请求克朗彻先生别生气，作个解释。

　　“下回再解释吧，先生，”他躲闪道，“现在解释不方便。我要坚持的是，他分明知道克莱从未进过棺材。只要他敢说他进了，我就拿半克朗打赌，一定要抓住他的喉咙掐死他，”克朗彻先生把这看作是一种宽容的建议，“否则我就出门去告发他。”

　　“唔，我看出了一个问题，”卡尔顿说。“我手上又有了一张新牌，巴萨先生。你跟贵族政府的另一个密探有联系，这人跟你过去的经历相同，却多了一段神秘，装过死人，又活了过来！这可是外国奸细的监牢密谋，是反对共和国的。在愤怒的巴黎，空气里弥漫着怀疑，你只要一被揭发，准死无疑。一张大牌——肯定能送你上断头台的！你打算赌一赌么？”

　　“不赌！”密探回答。“我认输。我承认我们很不受那些蛮横的暴民欢迎。我是冒着被按在水里淹死的危险逃出英格兰的。克莱也是四面受到追捕，若不搞假出殡是逃不掉的。不过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戳穿了骗局的，我觉得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

　　“别去为那家伙费脑筋了，”战斗性很强的克朗彻先生反驳道，“跟这位先生打交道就够你麻烦的了。听着！我再说一遍！”——克朗彻先生忍不住要夸张地炫耀一下他的豪气，“我敢拿半克朗打赌，一定要抓住你的喉咙把你掐死。”

　　监牢绵羊把目光从他转向了西德尼·卡尔顿，下了更大的决心说，“问题已经告一段落，我马上要上班去了，不能迟到。你刚才说有一个建议，是什么请说出来。不过，对我要求过高是没有用的。若是要求我利用职权拿脑袋去冒额外的风险，那我倒宁可试试拒绝的风险，而不是同意的风险。总之，我的选择就是这样。你说铤而走险，在这儿双方都是可以铤而走险的。记住！如果我认为合适，我也可以揭发你们，我可以凭赌咒发誓躲开那石头墙壁，别人也可以。现在说吧，你要我干什么？”

　　“要你干的并不太多。你在附属监狱管牢房么？”

　　“我跟你一句话说断，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密探坚定地说。

　　“我并没有要求你让谁逃跑，你干吗要这样回答？你在附属监狱管牢房么？”

　　“有时管管。”

　　“你愿管就可以管。”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便进出。”

　　西德尼·卡尔顿又斟满了一杯白兰地，慢慢倒进壁炉，望着酒洒在火上。酒倒完，他站起身子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在这两位面前说话，因为我这手牌的威力不能光让你和我知道。到这边这个黑屋子里来吧，我俩单独谈谈。”

　　第九章　胜券在握

　　西德尼·卡尔顿跟监狱绵羊在隔壁的黑屋里谈话，声音很低，外面完全听不见。罗瑞先生却带着相当的怀疑和不信任打量着杰瑞。那位诚实的生意人承受这眼光的样子更叫人放心不下。他老是把支撑身子的两条腿换来换去，仿佛他长了五十条腿要一条一条地去检查似的。他也检查手指头，那副专心致志的样子也很令人生疑。罗瑞先主的眼光跟他的眼光一接触，他就用乎捂在嘴上咳嗽起来，咳声短促，咳法也特别。据说这种病胸中一尘不染的人是很少得的，即使有，也不多。

　　“杰瑞，”罗瑞先生说，“过来。”

　　克朗彻先生一只肩头在前侧着身子走上前来。

　　“你除了送信还干过什么？”

　　克朗彻先生思考了一会儿，又仔细地瞧着他的老板，忽然得到一个辉煌的灵感，回答道，“带点农业性质的活儿吧！”

　　“我心里很担心呢，”罗瑞先生伸出食指指着他，“担心你使用受人尊重的了不起的台尔森银行作幌子去干很丢人的违法活动。你若是干了，回英国之后就别想我还拿你当朋友，也别想我为你保密。台尔森银行是不准人糟踏的。”

　　“我希望，先生，”克朗彻先生涨红了脸恳求道，“我有幸给您干点零活，直干到头发全白。就算我干过那样的事——我没说干过，只说就算干过——我也希望像你这样的厚道人在打算跟我过不去时多想一想。就算是干过吧，也得考虑到那可不是一方面的事，而是两方面的事。现在医生捞的是金币，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却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一个铜板！不，连半个钢板也捞不到—一半个钢板，不，半个铜板的一半也捞不到！—一那钱一溜烟存进了台尔森银行，医生却斜着一双能治病的眼睛偷愉地瞅生意人。医生们马车进马车出——啊，跑起来也是一溜烟，若不是更快的话。他这不也是糟踏台尔森么？吃母鹅要加酱，吃公鹅怕也得要加酱才行吧！还有个克朗彻太太，一有理由就跪下来祷告，反对他做生意，弄得他倾家荡产，倒霉透顶，至少原来在英国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而医生的老婆却不用祷告——你见过她们祷告么！就算祷告吧，也不过是祷告别人多生几回病。你说这个不对，难道那个就对么？还有，就算有那么回事吧，残仪馆的人要钱，教区办事员要钱，教堂执事要钱，私家守夜人也要钱，全都要钱，全都贪心不足，到末了还能落得几个？就算落下了几个，也发不了财，阔不起来的，罗瑞先生。但凡能不干，早就想不干了，可已经干上了——我是说即使是已经干上了。”

　　“啊，”罗瑞先生叫道，反倒多少宽容了些。“我现在一看见你就毛骨悚然。”

　　“我没说有那回事，可就算有吧，”克朗彻先生接下去说，“我恭恭敬敬向你提个建议。”

　　不要支吾其辞了，”罗瑞先生说。

　　“不，我不，先生，”克朗彻先生回答，仿佛没有比那话跟他的思想行动更远的了，“我决不支吾其辞，我要恭恭敬敬向你提个建议，先生，如果你愿意，海那边那法学会板凳上坐着我的儿子，以后他长大成人，就给您老跑腿、送信，给您老办杂事，直办到您老归天，只要您老愿意要他。就算是干过了（我仍旧没说真干过，我不会对你支吾其辞的，先生），也让那孩子接替他爸爸的位子，照顾他妈妈吧。别毁了那孩子的爸爸，千万别，先生，就让他爸爸去当个正经的挖坟匠，诚心诚意挖坟，往里面埋人，算作是对当初挖坟往外面抬人这事儿（就算抬过吧）认个错，相信他永远会埋得严严实实的，”克朗彻先生说，一面用手臂擦着脑门上的汗，表示他的发言已近尾声。“我要恭恭敬敬向你建议的就是这个，罗瑞先生。这周围的事吓死人了，天呐，多少人丢了脑袋，多得连帮人下力都跌了价，还有许多别的。见了这阵势谁都得认真想一想呢！就算有那么回事吧，我求你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我原可以不说的，可我说了，为的也就是求个平安。”

　　“这倒算说了真话，”罗瑞先生说。“现在你就别再说了。你若是悔改了，有行动表现，够资格作朋友，我还认你作朋友。但不是口头上的，口头上的我再也不听了。”

　　克朗彻先生用指关节敲敲自己的前额，这时西德尼·卡尔顿和密探从黑屋出来了。“再见，巴萨先生，”前者说，“咱俩就这样定了，你用不着怕我什么了。”

　　他在壁炉前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着罗瑞先生。两人单独相对时，罗瑞先生问他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若是囚犯出了问题，我保证能见到他，一次。”

　　罗瑞先生脸色一沉。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卡尔顿说。“要求过高会连他的脑袋也放到斧头下面去的。那就正如他所说的，即使叫人揭发了，也不会比这更糟糕了。这显然是我们处境的弱点。无可奈何。”

　　“但是，如果法庭上出了问题，”罗瑞先生说，“光见面是救不了他的。”

　　“我并没有说救得了他。”

　　罗瑞先生的眼睛逐渐转到炉火上。他对他心爱的人的同情和第二次逮捕的沉重失望使他的目光暗淡下来。他难以承受近来的忧伤，不禁深感自己的衰迈，眼泪随之潸然而出。

　　“你是个善良的人，真诚的朋友，”卡尔顿说，改变了口气。“请原谅我注意到了你的感伤。我不能坐视我的父亲流泪而无动于衷。即使你是我的父亲，我对你的哀伤也只能尊重到这种程度了。其实这场不幸跟你并没有关系。”

　　尽管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又恢复了一向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但他的口气与抚慰都带着真正的感情和尊重。罗瑞先生过去从没见到过他较为善良的一面，此时见了不免觉得意外，便向他伸出手去，卡尔顿轻轻地握了一握。

　　“还是谈谈可怜的达尔内吧，”卡尔顿说，“请别把这次见面或这种安排告诉露西。这办法并不能帮助她见到达尔内。她可能以为是在不得已时给他送去东西，让他抢在用刑之前自杀呢！”

　　这想法很出乎罗瑞先生意外，他立即看着卡尔顿，想看出他是否真有那种想法。好像是真的。他回望了他一眼，显然明白了他的想法。

　　“她可能想得太多，”卡尔顿说，“每一个念头都可能给她带来痛苦。别把我的事告诉她。我刚到时就告诉过你，最好别让我跟她见面。不见她我仍然可以竭尽全力给她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希望，你打算到她那儿去？她今天晚上一定非常痛苦！”

　　“我现在就去，马上。”

　　“我很高兴，她离不开你，也很仰仗你。她现在怎么样？”

　　“很着急，很伤心，但很美丽。”

　　“啊！”

　　这一声叫喊又悠长又凄楚，似是长叹，又似是呜咽。这使罗瑞先生的目光落到了卡尔顿脸上，那脸正对着炉火，一道光亮（也许是一道阴影吧，老人弄不清）迅速从他脸上掠过，有如在风暴初起的晴朗日子从山边掠过的乌云。他抬起一只脚要把一块快要崩塌的火光熊熊的小柴块推回炉里。他穿了一身流行的白色骑马装和一双长统靴。浅淡的眼里映着火光，使他的脸看去非常苍白，没有修剪过的棕色长发松松地披在脸旁。他对那火的满不在乎的神态很奇特，罗瑞先生急忙警告他，此刻燃烧的柴块虽已被脚踩碎，靴子却还踏在炽热的炭火上。

　　“我忘了，”他说。

　　罗瑞先生的眼睛又被吸引到了他的脸上。他注意到那张天生的漂亮面孔上笼罩了一片憔悴的阴影，这使老人清晰地面忆起法庭上囚徒们的神色，那神色在他的心中记忆犹新。

　　“你在这儿的公事快办完了么，先生？”卡尔顿对他转过身去说。

　　“快完了。我终于办完了我在这儿所能办的事。昨晚我正要告诉你，露西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我希望把一切都处理得万无一失，然后离开巴黎。我有个假期，我准备去度假。”

　　两人都沉默了。

　　“你这么长寿总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岁月的，是么，先生？”卡尔顿若有所思地说。

　　“我七十八岁了。”

　　“你这一辈子做了许多事，总是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工作着，受人信任、尊敬和器重。”

　　“我从成年以来就是个办事的人。实际上我可以说从儿童时代起就已是个办事的人了。”

　　“你看你，七十八岁，处在多么重要的地位，你离开之后会有多少人想念你呀！”

　　“想念一个孤独的老单身汉么！”罗瑞先生摇头回答，“没有人会为我哭泣的。”

　　“你怎么能那样讲？她难道不会为你哭么？她的孩子难道不会么？”

　　“会的，会的，谢谢上帝。我想的跟我说出的并不完全一样。”

　　“这是一件应该感谢上帝的事，是么？”

　　“当然，当然。”

　　“若是今晚你能真心实意对自己孤独的心说，‘我完全不曾赢得任何人的爱和眷恋、感激和尊堂，不曾在任何人心里引起过柔情，没做过任何善事，没做过对人有益、令人怀念的事！’那你那七十八年岂不成了七十八个沉重的诅咒么？”

　　“你说得对，卡尔顿先生。我想会的。”

　　西德尼又把目光转向炉火，沉默了好一会几说：

　　“我想问问你：——你的儿童时代好像很遥远么？你坐在你母亲膝盖上的日子是否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说时他的表情柔和起来。罗瑞先生回答道：

　　“二十年前倒觉得很远，可到了这个年龄反倒不远了，因为我是做圆周运动的，越是靠近终点，也就越是靠近起点了。这好像是为踏上最终的路做着善意的安慰和准备。现在我的心常为许多长期沉睡的回忆所感动，是关于我年轻美丽的母亲的。（我现在是多么衰老呀！）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们称作世道人心的东西对我还显得虚无缥缈，我的缺点也还没有固定。”

　　“我懂得你的这种感觉！”卡尔顿惊叫，忽然容光焕发，“这样你便感到更幸福了么？”

　　“但愿如此。”

　　说到这里，卡尔顿站起身子去帮他穿外衣，停止了谈话。“可是你还年轻。”罗瑞先生又回到这个话题。

　　“是的，”卡尔顿说。“我年轻。可是我这种年轻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我活够了。”

　　“我才活够了呢，我相信，”罗瑞先生说。“你要出去么？”

　　“我跟你一起步行到她家门口。你知道我的这种流浪汉习惯，我是闲不住的。如果我在街上转上很久，你也不用担心。早上我又会出现的。你明天要去法庭么？”

　　“不幸的是，要去。”

　　“我也要去，但只是去当听众。我的密探会给我找到地方的。扶住我的胳膊，先生。”

　　罗瑞先生扶住他，两人下楼走到街上。几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罗瑞的目的地。卡尔顿在那儿跟他分了手，却在附近留连不去。大门关上之后他又走到门前，摸了摸门。他听说过她每天都要去监狱。“她从这儿出来，”他四面望望，“往这边走，一定也常踩在这些石头上。我跟着她的脚步走走吧。”

　　夜里十点钟他在拉福斯监狱前露西曾数百次站立过的地方站住了。一个小个子锯木工已关上铺子，正坐在店门口抽烟。

　　“晚安，公民。”卡尔顿经过时停下打招呼，因为那人好奇地看他。

　　“晚安，公民。”

　　“共和国情况如何？”

　　“你是说断头台吧。棒着呢！今天已是六十三个。马上就要满一百了。参孙和他的部下有时抱怨说太累了。哈，哈，哈！参孙真会开玩笑。好一个剃头匠！”

　　“你常去看那剃头匠——”

　　“看他剃头？经常去，每天都去。多灵巧的剃头匠！你见过他剃头么？”

　　“没有。”

　　“在他活儿多的时候去看看吧。想想看，公民。今天他两袋烟工夫不到就剃掉了六十三个头呢！两袋烟工夫不到，真话。”

　　这位傻笑着的小个子取下烟斗，解释他是怎样替刽子手计算时间的。卡尔顿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真恨不得一拳揍死他。他转身要走。

　　“可你不是英国人，”锯木工问，“虽然你一身英国装。”

　　“是英国人，”卡尔顿再次停步，回头作答。

　　“你说话像个法国人呢。”

　　“我在这儿读过书。”

　　“啊哈！地道的法国人！晚安，英国人。”

　　“再见，公民。”

　　“你得去看看那巧妙的玩艺儿，”小个子坚持自己的看法，在他背后叫道，“还带个烟斗去！”

　　西德尼走出他的视线不远，便在街心站住了。他就着闪烁朦胧的路灯在一张纸片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然后驾轻就熟地穿过几条黑暗肮脏的街道——街道比平时肮脏多了，因为在恐怖时期就是县堂皇的大街也没有人打扫——来到一家药店前站住了。药店老板正在关门，那是在一条弯曲的上坡路边由一个不老实的昏聩的小个子开的一个不老实的昏暗的小店。

　　他走到柜台前招呼了老板一声，便把字条放到他面前。“咻！”药店老板看了条子低低地吹了声口哨，“嗨！嗨！嗨！”

　　西德尼·卡尔顿没答理。药店老板又问：

　　“是你要么，公民？”

　　“我要。”

　　“你得注意，要分开使用，公民。你知道合用的后果么？”

　　“很清楚。”

　　几包药分别包好后递给了他。他一包一包放在内展上衣的口袋里，数好钱付了帐，小心地离开了药店。“在明天到来之前，”他说，抬头望望月亮，“再没有别的事要做了。可我是睡不着的了。”

　　他这话是在飞速漂移的流云之下大声说出的，态度再也不是满不在乎，也不是懒散多于轻蔑，而是表现了一个厌倦者的决心。他曾旁徨漂泊，也曾作过斗争，却老是走投无路。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路，看到了尽头。

　　很久以前，他在早年的竞争者中以头角峥嵘、前程远大著称的时候，曾随着父亲的灵柩来到墓前—一母亲多年前早已去世一一此刻，当他沿着黑暗的街道在重重的黑影里蹀躞，任月亮和流云在他头顶漂移时，父亲墓前庄严的词句忽然涌现在他心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孑然一身的他滞留在一个由斧头统治的城市里，心里禁不住为当天处决的六十三个人，也为关在牢里明天、后天、再后天待决的无数人感到痛苦。那联想的链条，那令他回想起了当年的词句，有如从深海拔起了一根连着生锈的船锚的链条，是很容易追溯的。可是他没有去追溯，只是反复念诵着那几句话，往前走去。

　　西德尼·卡尔顿怀着庄严的兴趣望着还有灯光闪烁的窗户，窗里的人能得到几小时平静便忘却了四周的恐怖，要睡觉了。他望着教堂的塔楼，那儿已没有人作祈祷，因为多年来以牧师身分出现的骗子手、强盗和花花公子已普遍使人深恶痛绝到了宁肯自我毁灭的程度。他望着远处的墓地，墓地大门上标明是划拨给“永恒的休息”的。他望着爆满的监狱，望着街道，一批批囚犯就是沿着这些街道走向死亡的。死亡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断头台的行动在世人心里已引不起什么冤魂不散的凄惨传说。他怀着庄严的兴趣观察着这个在喧哗激怒之中落入夜间短暂休眠的城市，观察着它的生命与死亡。他再度行过了塞纳河，踏入了灯光较为明亮的市街。

　　街上马车稀少，因为坐马车可能引起怀疑，上流社会的人早把脑袋隐藏到红便帽之下，穿上沉重的鞋，蹒跚地步行。不过戏院仍然满座，他经过戏院时，人群正欢笑着往外涌，议论着往家里走。戏院门前有个小姑娘正和她的妈妈一起穿过泥泞要过街去。他抱起了孩子送她过街。在那怯生生的手臂放松他的脖子时，他要她让他亲一亲。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此时道路悄寂，夜色渐浓，《圣经》的词句伴和着他的脚步的回音，在空中回荡。他心里一片宁静，一念不兴，只偶然伴随着脚步在嘴里重复那些词句，可那些词句却永远在他耳里震响。

　　夜色渐渐淡去，他站在桥头，听着河水拍打着巴黎岛的河堤，堤边的房屋与大教堂在月光下泛着白光，融浑交汇，有如图画。白日冷清清地到来了，像从空中露出了一张死尸的脸。然后夜、月亮和星星便淡成灰白，死去了。一时之间，大千世界仿佛交给了死神统治。

　　但是，辉煌的太阳升起来了，仿佛用它那万丈光芒把夜间令他沉重的词句直接送进了他的心窝，给了他一片温暖。他用手肃然地遮住眼睛，迎着阳光望去，看到一道光桥架在空中，把他和太阳联结起来，阳光下河水波光粼粼地熠耀着。

　　清晨静谧之中的澎湃的潮水是那么迅疾，那么深沉，那么可信，有如意气相投的挚友。他远离了房舍，沿着河边走去，竟沐着太阳的光亮与温暖，倒在岸边睡着了。他醒来站起身子，还在那儿逗留了一会儿，望着一个漩涡漫无目的地旋卷着，旋卷着，终于被流水吸去，奔向大海——“跟我一样！”

　　一艘做生意的小艇扬起一片色调如死叶般柔和的风帆，驶入了他的视线，又驶出了他的视线消失了。那小艇的踪迹在水中隐没时，他心里爆发出一个祈祷，祈求慈悲对待他的一切盲目行为与错误。那祈祷的结尾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他回到银行时，罗瑞先生已经外出。这善良的老人的去向不难猜测。西德尼．卡尔顿只喝了点咖啡，别的什么都没喝，再吃了一点面包，然后洗了洗，换了衣服，让自己清清爽爽，便到法庭去了。

　　那只黑色的绵羊（许多人一见他便吓得躲开）把他塞进入群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去时，法庭里正是一片喧哗与骚动。罗瑞先生在那儿，曼内特医生在那儿，她在那儿，坐在她父亲身边。

　　她的丈夫被押进来时，她向他转过眼去，那目光是那样有力，那样鼓舞，那样充满钦敬的挚爱与怜惜的柔情，却又表现了她为他而具有的勇气。那目光在他脸上换回了健康的血色，使他一顾一盼都神采奕奕，使他的心活跃起来。若是有人注意到了露西的目光此刻对西德尼．卡尔顿的影响，便也会发现她对他的影响也正跟对她的丈夫一模一样。

　　在那不公正的法庭面前很少有保证听取被告申诉的程序，甚至根本没有。若是一切的法律、手续和仪式当初不曾受到这样恣意的践踏，致使这场革命的自杀性的报复把它们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眼前这种革命就不会发生了。

　　每一双眼睛都转向了陪审团。陪审团员全是跟昨天、前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样的坚定的爱国者、优秀的共和主义者。其中有一个人最引人注目，那人一脸饥渴、迫不及待，手指头老在嘴边抓来挠去，那样子给观众巨大的满足。那是圣安托万区的杰克三号，一个嗜杀成性、食人生番式的、满怀血腥的陪审员。整个陪审团有如一群为审判鹿而集合起来的恶狗。

　　每一双眼睛又转向了五位法官和公共检察长，今天这里完全没有偏私，只有一片凶残暴戾、不讲情面、杀气腾腾、公事公办的神气。每一双眼睛都转向人群中的另一双眼睛，称许地向对方眨眨眼，点点头，又再向前望去，聚精会神地听着。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昨日开释，昨日再次受到指控，重新被捕。控诉书昨夜已交该犯本人。该犯以共和国的敌人、贵族、出身残暴贵族家庭嫌疑受到揭发，该犯所属家族已因使用现己被剥夺的特权无耻欺压百姓而被剥夺法律保护。根据剥夺法律保护条令，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依法当处以死刑，绝无宽贷。

　　公众检察官的发言极简短，大意如此。

　　法庭庭长提问，被告受到的是公开揭发，还是秘密揭发。

　　“公开揭发，庭长。”

　　“谁是揭发人？”

　　“有三个人揭发。欧内斯特．德伐日，圣安托万区酒店主。”

　　“好。”

　　“泰雷兹．德伐日，上述德伐日之妻。”

　　“好。”

　　“亚历山大．曼内特，医生。”

　　法庭里爆出一片震耳的喧嚣，曼内特医生在喧嚣中从座位上站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抖。

　　“庭长，我向你提出愤怒的抗议。这是伪造，欺骗。你知道被告是我女儿的丈夫，而我的女儿和她所爱的人在我眼中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这位硬说我揭发了我女儿的丈夫的人是谁？在哪儿？”

　　“曼内特公民，安静。不服从法庭的权威是能叫你失去法律的保护的。至于说比你的生命更宝贵么，对于一个好公民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共和国更宝贵的了。”

　　这番申斥获得了高声的喝彩。庭长摇铃要求安静，然后激动地讲了下去。

　　“即使共和国要求你牺牲你的女儿，你的责任也只能是拿她作牺牲。肃静，往下听！”

　　一片疯狂的欢呼随之而起。曼内特医生坐下，眼睛四面望着，嘴唇发抖。他的女儿更靠近了他。那满脸饥渴的人搓搓双手，又用一只手在嘴边抓挠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