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红星在西北

　　

　　

　　

　　

　　

　　

　　一

　　陕西苏区：开创时期

　　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共产党人于一九二七年起逐步建立起他们反对南京的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其他各地到处都出现了红军。其中最大的一个地方是鄂豫皖苏区，占了长江中游这三个盛产大米的省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人口有二百多万。那里的红军开始是由徐海东指挥的，后来徐向前来领导，徐向前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上校，是广州公社的老战士。

　　在他们西北方向的远远的山区里，另外一个黄埔军校生刘志丹当时正在为目前陕西、甘肃、宁夏的苏区打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对有钱人怀有山区人民的一贯仇恨。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

　　这个乱世的豪杰生于陕西北部群山环抱的保安，是个中农的儿子。他到榆林去上中学，榆林位于长城南面，是陕西同蒙古商队进行兴旺贸易的中心。刘志丹离开榆林以后就进了广州的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在那里结业，就成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军队的青年军官。他随军北伐到了汉口，国共分裂时他正好在那里。

　　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变后，他逃脱了“清洗”，在上海为党做秘密工作。一九二八年回到故乡陕西省，恢复了同当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的以前的一些同志的联系。第二年他在陕西南部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发生的地点就在最近西北事变中南京轰炸机轰炸了东北军先锋部队、造成了很大损失的华县附近。他的起义虽遭血腥镇压，陕西省的第一批游击队核心却由此产生。

　　刘志丹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其间历经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有一次他还担任保安的民团团长，他利用职权逮捕了好几个地主老财加以处决，这出于一个民团团长之手，是很怪诞的行为。因此保安县长被撤了职，刘志丹只带领了三个部下逃到了邻县。那里的冯玉祥部下一个军官请他们赴宴，在酒酣耳热之间，刘志丹和他的朋友把他们的主人缴了械，夺了二十支枪，逃到山间去，马上就纠集三百个左右的追随者。

　　但是这支小小的部队遭到了包围，刘志丹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他在那里又开始反对地主，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主要由于他在陕西哥老会的势力，他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军队改组为一个运输旅，由他任旅长。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又故态复萌。他的驻区的一些地主向来享有免税优待（这是陕西地主的一种“传统特权”），拒绝向他付税，他马上逮捕一些人，结果豪绅们都武装反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职惩办。他的军队遭到包围解散。

　　最后在悬赏缉拿他的首级的情况下他被迫退到保安去，但是有他自己旅里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官兵跟着他去。他终于在这里着手组织一支独立的军队，于一九三一年举起一面红旗，攻占了保安和中阳①两县，在陕北迅速展开活动。派来攻打他的政府军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有的逃兵甚至从山西渡过黄河来投奔他，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从我所能收集到的一切超然的证据来看，似乎没有疑问，在陕西头一两年的斗争中，对官僚、税吏、地主的杀戮是过分的。武装起来的农民长期积压的怒火一旦爆发出来，就到处打家劫舍，掳走人俘，扣在他们的山东省寨里勒索赎金。他们的行为很象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个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揖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府外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里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除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个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的西方的红军主力有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了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青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也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象阿基利斯②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象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西，他双目凝视着他幼时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斗争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③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遗妻和孩子，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象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要了解他们所取得的任何胜利，不仅必须了解他们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了解他们所反对的东西。

　　①中阳在山西省，怀疑此地为甘肃省镇原县之误——译注。

　　②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因与统帅亚伽梅农争吵，生气退回帐篷——译注。

　　③即保安——译注。

　　

　　二

　　死亡和捐税（上）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怵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二

　　死亡和捐税（下）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等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①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担任顾问的著名的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统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他指出在“公元 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一个名叫郑国的工程师”在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上有名的陕西渭水流域“修筑了一个能灌溉近一百万英亩土地的灌溉网，但是后来年久失修，水坝崩塌，虽然经常修筑了新的工程，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灌溉面积只有二万亩不到”——约三千三百英亩！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口 ；另一县死的有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估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要是官厅禁止囤积粮食 ，交战的军阀没有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话，这些人有许多是可以不死的。

　　这里引述一段这位日内瓦来的调查人员关于红军到达以前在西北见到的情况的话：

　　在一九三〇年灾荒中，三天口粮可以买到二十英亩的土地。该省[陕西]有钱阶级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地产，自耕农人数锐减。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芬德莱·安德鲁先生一九三〇年报告中的下述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该年的情况：

　　“……该省外表情况比去年大有改善。为什么？因为在甘肃省内我们工作的那一地区，饥饿、疾病、兵燹在过去两年中夺去了大量人口，因此对粮食的需求已大为缓和。”

　　许多土地荒芜，许多土地集中在地主官僚手中。特别是甘肃，有“数量大得惊人”的可耕而未耕的大批土地。“一九二八到三 〇年灾荒期间，地主极其廉价地收购了土地，他们从那时候起就靠修筑渭北灌溉工程而发了财”。

　　在陕西，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一般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

　　斯坦普尔博士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不包括地主，，因为他们“一般免税”）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捐税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式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说：

　　“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也可以看到，这种税收的来源，特别是在甘肃，不止一两种主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人民实际所付税款要比公布数字还高。首先，收税的可以从所收税款中保留一份--有时极大的一份。其次，除了省政府、县政府所收税款以外，还有军方领导人所征的税，官方估计这在甘肃省约一千多万。②

　　造成人民负担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民团，这本来是为了防范土匪而组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已堕落为鱼肉乡里的匪帮。”

　　斯坦普尔博士引证的数字表明，民团的维持费达地方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当然，在维持大规模正规军的负担之外，再加上这一笔负担是很可观的。据斯坦普尔博士说，正规军的维持费占去了甘肃陕西两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在陕西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外一个传教士谈到，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他说，甚至是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都不会比原来那个更坏”。

　　但是从经济上来说，西北绝不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它的人口不多，许多土地都很肥沃，要生产大大超过消费，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改进灌溉系统，它的一些地方很可能成为“中国的乌克兰”。陕西和甘肃有丰富的煤矿。陕西还有一点石油。斯坦普尔博士预言，“陕西，特别是西安附近的平原，很可能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次于长江流域，只需把煤田用来为自己服务就行了。”甘肃、青海、新疆的矿藏据说非常丰富，很少开发。斯坦普尔博士说，单是黄金，“这一地带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克朗代克。③”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名胜征。

　　但是红军究竟是不是好一些呢？

　　①见斯坦普博士著《西北各省与其发展前途》，由国家经济委员会非公开出版（一九三四年七月南京）。不幸，像斯坦普博士和国联其他调查华南和华中的专家的许多说明问题的报告一样，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

　　②这是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没有提到甘肃和陕西两省军方主要的非法税收——多年以来一直是鸦片税。西安府给我的数字表明，冯玉祥将军控制这一带时，每年可从这一来源得到八千万元。从那时以后，此数无疑已大为减少，那是由于南京鸦片专卖的竞争，但仍每年有好几百万。

　　③在加拿大西北边境，上世纪末曾发现金矿。——译注

　　

　　三

　　苏维埃社会（上）

　　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著。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虽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但是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

　　前已强调指出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这个地区比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受到的工业化影响要少得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好几个世纪以来，文化趋于停滞状态，虽然现在存在的许多经济上的弊端无疑地是半工业化城市中经济情况变化的反映。但是红军本身就是“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的显著产物，它对这里化石般的文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

　　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初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对此他们自然只能从未来角度来加以考虑，以期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那时他们可以把外国租界中的工业基地接过手来，从而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以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象俄国以前的民粹派反动纲领，但是，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①中详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提到“最高纲领”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须记住，红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一直不过是一种非常临时性的过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于苏区从一开始起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地规模上扩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国试行共产主义”，而有不少人却以为这就是共产党在他们小小的被封锁的地区中在尝试的事情。

　　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

　　从理论上来说，苏维埃固然是一种“工农”政府，但在实际执行中，全部选民中不论从成分上来说，还是从职业上来说，农民占压倒多数，因此政权得与此适应。为了要制约农民的势力，抵消这种势力，把农村从口划分这几个阶层：大地主、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流氓无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即专业工作者，包括教员、医生、技术人员、“农村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不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政治上的划分，在苏区选举中，佃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比其他阶层的代表是名额比例大得多，其目的显然是要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专政。但是，很难看到这些类别之中有什么重要的根本阶级区别在起作用，因为他们都是直接依附于农业经济的。

　　在这些限度内，凡是政权稳定的地方，苏维埃似乎工作得很顺利。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建立的，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每村各选代表若干人参加上级苏维埃，依此类推，一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凡年满十六岁的，普遍有选举权，但选举权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

　　每一乡苏维埃下设各种委员会。权力最大的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那往往是红军占领一个乡以后经过一阵紧张的宣传运动再举行群众大会选出来的。它有决定选举或改选权，同共产党合作紧密。乡苏维埃下面设教育、合作社、军训、政训、土地、卫生、游击队训练、革命防御、扩大红军、农业互助、红军耕田等等委员会，由乡苏维埃指派。苏维埃的每一分支机构中都有这种委员会，一直到负责统一各项政策和作出全国性决策的中央政府。

　　组织工作并不是到政府机构为止。共产党在工农、城乡中有大量的党员。此外，还有共青团，团之下又有两个组织，把大部分青年都组织起来。这两个组织是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共产党把妇女们也组织到共青团、抗日协会、幼儿院、纺纱班、耕种队中去。成年的农民组织在贫民会、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它参加到苏维埃生活中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农卫队和游击队也属于组织严密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①伦敦劳伦斯书局上引书。

　　

　　三

　　苏维埃社会（中）

　　这些组织和它们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来领导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引用详尽的统计数字或令人厌烦的图表来说明这些机构的组织联系，但是总的可能说它们都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尽管每个组织似乎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苏维埃这种紧张频繁的活动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是他们为了要增加产量、利用大片荒地而采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员会发给各个分支机构，指导他们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和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的许多命令，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使人相当惊讶。例如，我在土地委员会一个办事处看到的一项命令，对于春耕工作发出了具体的批示，土地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四项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四项要求根据去年冬天苏维埃的决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这项命令①为了扩大劳动力，特别是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那些由于参加红军而男性人口减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这个绝妙的指示说明红军利用现有材料极有效果：

　　要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担任主要的或辅助的工作。倒如，应动员大脚妇女和年青妇女组织生产训练队，从事从清地到农业生产主要任务等工作。小脚妇女、儿童、老人应动员起来帮助除草、积肥等其他辅助劳动。

　　但是农民的反应怎样？中国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共产党听到这话就大笑。他们说，中国农民如果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民团--地主和税吏，他们没有不喜欢组织或社会活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战斗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工作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象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极其机动的作战，而这正是它的特点。

　　但是要真正了解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我已经谈到过西北农民在旧政权下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现在，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在新区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税，使农民有透口气的机会，在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们把土地分给缺地的农民，大片大片地开“荒”--多数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们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什么人算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②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百分之六十，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工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够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二、三元银洋一英亩。

　　①土地委员会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山西瓦窑堡）。

　　②土豪是红军称呼那些其收入中一大部分来自放债和抵押品买卖的地主。

　　

　　三

　　苏维埃社会（下）

　　除了上述以外的阶级都不受没收的影响，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很大比例的农民得到眼前利益。贫农、佃农、雇农都得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看来并没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权“平均化”。据王观澜（二十九岁的俄国留学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员）向我解释，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过足够温饱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农民的最“迫切要求”。

　　土地问题——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在西北由于大地产多数是属于官僚、税吏、在外地主而简单化了。在没收以后，多数情况是贫农的当前要求得到了满足，不受在乡小地主或富农的什么干扰。因此红军不仅由于给贫农和无地农民土地而得到他们拥护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由于取消捐税剥削而赢得了中农的感激，在少数情况下由于同样的原因或者通过抗日运动的爱国宣传而争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陕西好几个著名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家庭。

　　对于贫农还采用低利或无利放款形式给予额外的帮助。高利贷完全取缔，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十仍属许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为百分之五。红军兵工厂里制造的好几千简易农具和成千上万磅种籽供应无地农民开荒。还开办了一所简单的农业学校，据说还要开办一所畜牧学校，只等这方面一个专家从上海来到。

　　合作化运动在大力推广，其活动已超过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而扩大到象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特别是耕种公共土地和红军土地——这样新奇（对中国来说）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组织劳动互助组方面的合作。用后一种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共产党做到每个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农忙季节里，采用了“星期六突击队”的办法，不仅所有的儿童组织，而且所有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的会员、驻在附近的红军部队都动员起来，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里劳动。甚至毛泽东也参加了这种劳动。

　　这里，共产党在播下集体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种子——为将来实现集体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时，一种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民意识的深处去。因为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是共产党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结合的东西。

　　共产党在这些人们中间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进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而且在新区的居民中间也在进行大力的宣传，要在那里进行同样的基本改革。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象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但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习惯来看，本身就是很激进彻底的。婚姻法①里有这样的有趣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取任何费用。男女同居的，不论是否登过记，都算是合法结过婚，——这似乎排除了乱交——而且他们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认有私生子。

　　如果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坚决要求”就可以到苏维埃登记处离婚，不需任何费用，但红军的妻子须得到男方同意才可离婚。离婚双方财产均分，双方都有法律义务抚养子女，但债务却由男方单独负担（！），他并有义务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费。

　　从理论上说，教育“免费普及”，但父母有义务借给子女吃穿。实际上，还没有做到“免费普及”，虽然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向我吹嘘，如果他们在西北能有几年和平，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将会使全国震惊。我以后再来更加详细地谈谈共产党人在这一地区消灭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么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兴趣的还是弄清楚政府用什么经费来不仅维持这样的教育计划，而且维持我称之为苏维埃社会的这个表面看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极其复杂的机体。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保安重印）。

　　

　　四

　　货币解剖（上）

　　苏维埃经济至少有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这两个任务有一项没有完成，苏维埃的基础马上要崩溃。为了保证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共产党甚至在苏区初创之日起就必须开始从事某种经济建设。

　　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土地和土地产品的私人交易也得到允许，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开发象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国家在这些物品方面没有垄断专卖，私人企业是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竞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进行了竞争。

　　第三种方式的经济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但这都是在一种非常小而原始的规模上进行的。因此，虽然在这样一种安排中，基本矛盾很明显，如果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地区，会招致辞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在红区这里，它们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

　　苏区合作社运动的趋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产党认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资本主义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的工具”，他们规定它的五项主要任务如下：“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力的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①

　　一面这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任务中头两项实际不过是，合作社帮助群众组织自己的偷运队，作为政府的偷运活动的辅助。南京禁止红白两区之间进行贸易，但共产党利用山间小道，贿赂边境哨兵，有时能够进行相当活跃的的出境贸易。为国家贸易局或合作社服务的运输队从苏区运原料出境。换成国民党货币或者换购急需的工业制成品。

　　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它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低层参加。消费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

　　对于经营得法的给予各种奖励，并且对农民进行了关于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术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红的基础上参加经营，象普通社员一样。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合作社里，政府已投下了约七万元的无息贷款。

　　除了边境各县也通用白区纸币以外，一律只流通苏区纸币。共产党在江西、安徽、四川的苏区中曾铸造了银圆和作为辅币的铜币，有的还是银币，其中很多已运到了西北。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发表命令收回中国全部银币以后，银价飞涨，共产党也收回了银币，把它当作发行纸币的储备。今天全国还有少数藏银没有落入国民党手中，其中就有一部分是他们的。

　　南方印的纸币印刷十分讲究，用的是钞票纸，上面印着“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的印记。在西北，由于技术上的困难，纸币就粗糙得多，纸质低劣，有时用布。所有的钞票上都印有他们的口号。陕西印的钞票上有这样的口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

　　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纸币有什么储备，也不知纸币的总发行量，但是显然农民使用这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有些地方可能强行流通；但我个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事例。在边界上的农民常常不愿接受苏币，红军就付他们国民党纸币筹给养。但是在别的地方，苏币似乎因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当然，国民党的货币也是靠此维持的。

　　但是，商人们把货物从白区运来，出售之后所得是一种在苏区以外无交换价值的货币，这有什么用呢？这个困难由国库来解决，它规定苏区货币与国民党货币的兑换率为一元两角对一元。条例规定：

　　凡是从白区进境的一切货物如直接售给国家贸易局就以外[国民党]币偿付；必需品进口后如不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是通过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须先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所售收可兑换白区货币；其他凡证明必要者亦可兑换。②

　　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够少的了）的价值大大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为走私货削价出售的），便总存在着支付极其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破产。这如何克服？

　　这没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到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①《合作社发展规划》，国民经济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陕西瓦窑堡）第4页。

　　②《关于苏区货币政策》，载《党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

　　

　　四

　　货币解剖（下）

　　林祖涵是湖南一个教员的儿子，生于一八八二年，自幼学习经史，在常德府入师范，后留学东京。他在日本时遇见被清廷放逐的孙逸仙，就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同盟会。孙逸仙把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组成国民党后，林祖涵就成了创始党员。他后来遇见陈独秀，受到后者很大影响，就在一九二二年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仍在孙逸仙手下工作，孙逸仙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林祖涵先后担任国民党司库和总务部长。孙逸仙逝世时他在身边。

　　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他在炕边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税收来源。我了解，政府是简直不收税的；工业收肯定微不足道；那末我就想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林祖涵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的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 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①，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帐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象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

　　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个月——红区的钱。

　　①当时约有奥地利那么大。

　　

　　五

　　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为苏区人人都是这样叫他——教书先生老徐——因为，虽然在东方其他地方，六十一岁不过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平均年龄，可是在红色中国，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辈谢觉哉（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在携手同行，好象中学生一样）一样，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徐特立 谢觉哉

　　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他于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附近一个贫农家庭，与彭德怀诞生的地方相去不远。他是第四个儿子。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六年学，完了以后在清朝当个塾师，一直到二十九岁那一年上长沙师范，毕业后留校教数学。

　　毛泽东是他在长沙的学生（徐特立说他数学很糟！），他的学生中还有许多青年后来成了共产党。徐特立本人在毛泽东能分辨共和派和保皇派之前很早就参与了政治。他身上仍留着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那是他为了要表示他上书请愿实行宪政的诚意割去的小指尖。在第一次革命后，湖南一度有个省议会，老徐是议员之一。

　　战后他随湖南省的勤工俭学学生去法国，在里昂学习一年，在一家铁工厂打杂做工维持生活。后来他在巴黎大学当了三年学生，靠为中国学生补习数学筹措自己学费。一九二三年回湖南后，协助在长沙办了两个新式的师范学校，境况顺遂，有四年之久。他到一九二七年才成了共产党员，资产阶级社会的判逆。

　　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是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之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党把他派去俄国，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回国后，他闯破封锁，到了江西，不久就在翟秋白下面但任副教育人民委员，翟秋白遭难后，执行委员会任命徐特立继任。从此以后，他就以教书先生老徐著称。没有疑问，他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他当然需要所有这些经验，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经验，因为这些任务十分艰巨，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但是老徐正当壮年，是不会感到气馁的。

　　一天，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一一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同我们所估计的几乎一样，”他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但是所有这一切，还有许多其他偏见，都是由于无知愚味所造成的，我的任务就是改变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这样的人民，同江西相比，的确非常落后。江西的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但是文化水平高得多，我们在那里工作的物质条件也较好，合格教师也多得多。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三百多所小学，约八百名教师——这与我们这里全部红区的小学和教师数目相等。我们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低到全部人口百分这二十以下！

　　“这里的工作的进展慢得多。我们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们的物质资源非常有限。甚至我们的印刷机也被破坏了，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只能用油印和石刻来印刷。由于封锁，我们不能进口足够的纸张。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质量太差。但是别去管这些困难吧。我们已经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有时间，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使全中国震惊的事情。我们现在从群众中间正在训练几十名教师，党也在培养。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要担任群众文化学校的义务教员。我们的成绩表明，这里的农民只要给他们机会是极愿意学习的。

　　“而且他们也不笨。他们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剪短发。男人现在慢慢在剪掉辫子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五

　　人生五十始！（下）

　　应该说明：在紧急状态下，苏区教育制度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多少都是苏维埃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各组织办的。重点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儿童初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等等冲突的故事，尽是共青团和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

　　在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自称已经办了约二百所小学，为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还办了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五个年级的工会学校、一所有四百学员的党校。所有技术学校的课程为期都只有六个月。

　　重点当然放在军事教育上面，两年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这个遭到四面包围的小国有种种困难。有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上文已提到。还有一所无线电学校、一所医科学校，后者实际上只训练护士。有一所工程学校，学员所受的实际上是当学徒工的基本训练。象整个苏维埃组织一样，一切都是十分临时性的，主要是当作一种加强红军后方的活动，为红军供应干部。许多教员连中学毕业生都不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们把什么知识都共同分享。这些学校是地地道道共产主义的，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利用他们所能搜刮的技术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甚至在社会教育方面，苏区的目标也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机会教授农民欣赏文学或者花卉布置。共产党是讲实际的人。他们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村苏维埃送插图简单粗糙的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以一个共产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一天始朗读短句，就在认字的同时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例如，你一进到山区这种小“社会教育站”，你就会听到这些人在这样高声问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此等等，一直到如果这个青年走在别人前面，第一个学会五、六百字，就可以拿奖，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者别的奖品。当然，这是粗糙的宣传。但是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而且，反正，我认为这比教人们用学“这是一只猫，那是一只老鼠，猫在干什么，猫在捉老鼠”来识字的方法有趣。为什么要教现实主义者学寓言呢？

　　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他们用二十八个字母，据说可以发出几乎所有的汉语语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把最常见的汉语辞句译成多音节的容易认读的辞汇。《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个班学生在进行试验。他相信繁复的汉字将来在大规模教育中终究要放弃不用，他对他的这个方法已做了多年工作，提出许多赞成的理由。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吹嘘他的拉丁化或其他教育工作上的成绩，他说：“这里的文化水平实在低得不能再低，所以我们自然获得了一些好成绩。”至于将来，他只需要时间。同时他要求我把重点放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方法，他认为在那方面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化的教学。这听来有些奇怪。“一边战斗一边学习”，这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句新鲜的口号，但是在中国，它有点使你难以相信。共产党向我保证，如果我到前线去，我可以看到这是怎样做到的。不久之后，他们真的劝我上了马，送我上路——但是主要不是去考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