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角色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不再对他使用幼儿期那种嘲弄的方式了，而代之以一种更加严肃的方式。到小孩八、九岁的时候，家人就会对小孩进行真正的排斥了。如果老师向家里报告说他不听话或什么不好的举动，或者操行分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店主人告状说小孩很淘气，那家里人就会觉得他是“辱没了门风”，因而全家都会批评他。我就认识两个还不到十岁的日本小孩就被父亲逐出家门，还不让他们到亲戚家去，说他们是丢人现眼。在学校老师也处罚他们。当时，这两个人只好呆在外边的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了才安排他们回家。小学的高年级孩子有时被关在家里“闭门思过”，他们还必须专心致志地写悔过的日记。总之，家里人都会把这种小孩看作是“问题少年”，在很多问题上都不支持他，整个社会也都批评他。因为他违背了“对社会的情义”，因而也别指望得到家庭的支持，也不可能指望得到同龄人的理解。要想得到同学们的亲近，他必须首先认错并保证下不为例。

　　杰佛里·格拉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对社会影响的力度是非常深远的。自人类社会有家族或类似的宗派集团以来，当一个家庭或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都会群起而攻之。只要他还能得到自己团队成员的认可，那么在需要帮助或遭到袭击的时候，他都能得到本集团的鼎立支持。然而，日本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也就是说，日本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有可能得到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批评他指责他，那本集团也就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改变对他的看法并不再对他加以指责。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日本与其他社会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人们都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外部世界’的赞同和认可。”⑥

　　在这段年龄以前，虽然学校对女孩子的教育和对男孩子的教育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总体上差别还是不大的。女孩子从小在家里受的约束要比兄弟多一些。虽然男孩子有时也要承担看护婴儿的工作，但这种工作主要还是由女孩来做的。在准备礼物和致以问候时，女孩子也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对象。而且，她们不能像男孩子那样乱发脾气。但是，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女孩比较起来，日本的女孩子们已经是非常自由了。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服，可以和男孩子们一样在外面玩耍，有时甚至还可以和男孩子们打架，而且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小时候，女孩子们是“不知道羞耻的”。从六岁到九岁左右，女孩子们就和男孩们一样，开始懂得自己对社会承担着一种责任。九岁以后，日本的小孩就会按男女来分班。而往往男孩子们更注重男性间的团结，他们排斥女孩子，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自己和女孩子说话。母亲们也会告诫女孩子不要与男孩子交往。一般来讲，女孩到这个年龄之后都沉默寡言，不喜外出，也难教育。由于此时男孩都比较排挤女孩，因而日本女人都说这就意味着女孩无忧无虑的童年已经结束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女孩的人生轨迹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一直贯穿在她们今后的生活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如果男孩子只是懂得了“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那还不能说他就已经把日本男子应负的所有义务都弄懂了。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情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将男人知辱而后起视为一种美德。男孩还必须从小就学习一系列的规矩：比如应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应采用间接的手段来洗刷污名。我觉得日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让小孩从小就学会一些可能侮辱别人的过激手段。因为男孩子从小就往往对母亲粗暴无礼，他们还经常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执不休，因而没有必要说在十岁以后再教他们怎样攻击对方。然而，在学习“对名分的情义”的时候却的确要求十几岁的少年能够将他们对别人的攻击方式限定在社会公认的范围之内，并逐渐学会如何来协调好他们间的关系。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与攻击别人比起来，日本人其实更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即使是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的小学毕业后，小孩们就会面临着一场非常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大概只有总人数15％的学生能继续升入中学，而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较高。竞争几乎涉及了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们一下子就被抛入了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之中。对于这种竞争，他们并没有多少经验，因为从小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社会都是尽量把这种竞争降低到最低程度的。这种突然而来的竞争性的考试，使竞争激烈的程度更高，也使人们对此更加关注。大家都很在意名次的先后，也爱怀疑这其中是否有私人交情的因素。然而，在怀恋过去时，日本人谈得最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欺辱史。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还想出了很多捉弄他们的恶作剧，老让低年级学生干一些无聊的丢人的事情。因而，低年级学生一般都对此十分憎恨。日本男孩子是不会把这些事仅仅只看作开玩笑的，当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时，他会咬牙切齿，记恨在心并图谋总有一天要报复。而由于在现实中他们不能立即报复，因而就会更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们认为这是事关“名誉”问题的大事情，维护自己的“名誉”是每个日本人应该具有的美德。因而，有时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刻苦练习剑术或柔道，待毕业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羞辱对方。总之，仇一日不报，他们就会觉得“心事未了”。日本人正是从受了侮辱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那些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参军后也会受到类似的训练。和平时期，每四个日本青年中就有一个会被征当兵。而且在军队里，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比中学里更加严重。军官们对此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即使是退役的军官也很少插手此事。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告状是丢脸的。士兵间的争端由他们自行解决。军官们会认为这是一种“锻炼”士兵能力的方法，因而从不会让自己牵连进去。一般老兵会把自己在头年受的所有委屈和怨恨一古脑儿地向新兵发泄，并想方设法侮辱新兵。据说从军队出来的人一般都跟变了个人似的，个个都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什么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他们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经受各种苦难体验的结果。那些从小就受典型的日本文化熏陶并对自己的“尊严”十分在意的男青年们，一旦到了军队那个环境下就极易变得非常野蛮。他们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因而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

　　很显然，现代日本中学和军队中的少年们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性格特征，恐怕与日本人传统的对嘲笑和侮辱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在中学和军队中，人们对这种“侮辱”的反应其实并不是什么特例。显而易见，由于传统的日本人对“名誉”的看法，人们对羞辱、嘲弄的反应就会比美国人强烈得多。和日本古老的模式一样，尽管这批受到嘲弄的人迟早会再以同样的方式虐待另一批人，但这并不能防止当时那个受到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要对虐待他的人进行报复。许多西方国家中都习惯找替罪羊来发泄心中的积愤，但日本人却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如果一个新学徒或一个年轻的收割手遭到别人的嘲弄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自己的徒弟或其他新的收割手发泄。当然，有些日本少年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消除怨恨的，但更多的少年会选择直接复仇。只有在和虐待自己的人有个了断后，人们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战后的重建工作中，那些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战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现象。政府应该提倡“团结精神”，鼓励人们重视“同校关系”，尽量杜绝以大欺小、以高压低的陋习。在军队中应切实贯彻禁止虐待新兵的政策。虽然不论是各级军官还是老兵都应该对新兵严格训练，但这种训练不能构成对他人的侮辱、嘲弄和虐待。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军队中，上级和老兵都不能让下级或新兵模仿小狗摇尾巴的样子、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倒立”，违者都要受到惩罚。如果能做到这样，那将对日本国民的再教育起到深远的作用，它将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或是把军国主义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女孩们不用学习一系列“对名分的情义”的准则，因而她们不曾有过男孩子那种在中学和军队中受辱的经历，也不会有类似的体验。女孩子的生活比男孩子要稳定得多。打她们懂事起，她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有份的。在生活中，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准则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公然发表自我主张。尽管如此，在孩提时代，她们还是和男童一样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特别是当她们还很小时，她们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那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只有到了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因为她的第二个真正的特权期才到来。在家里，由于一般情况下婆媳的关系都不会太好，因而不论是媳妇还是婆婆都会来笼络她；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希望能与自己的子妹关系融洽，因而也会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尊敬她；而孩子们为了赢得她的偏爱也都争着抢着要与她同睡，而她也会经常把祖母给她的小恩小惠分给那些两岁左右的晚辈们。日本人不喜欢自己一个人睡觉，晚上小孩们可以把自己的睡床搬到自己喜欢的长辈的旁边。证明“你对我亲不亲”的证据就是看两个人的睡床挨的紧不紧。虽然女孩子九、十岁的时候就不能再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了，但作为补偿，她们可以炫耀自己新的发型。十四岁到十八岁间日本姑娘的发型是最讲究的。那个年龄的女孩子们可以穿丝绸衣服了，而以前她们只能穿布料的。这时，家里也会千方百计地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优雅迷人。这样一来，女孩子的虚荣心也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社会对女孩子的各种约束是要靠她们自己直接来承担和履行的，而不是要靠父母来强制执行。父母亲拥有的特权不是说他们可以任意体罚小孩，而是他们可以心平气和、一如既往地对小孩们提出自己的期望，希望女儿们能够按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来生活。我觉得引用一下下面的事例很有必要，因为它说明了在女孩成长过程中这种非正式的、特殊的来自父母的压力是多么的重要。稻垣钺子从六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她背诵经典中文诗词：

　　“在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老师除了双手和嘴唇外，简直就是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必须同样正襟危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我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太合适，就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双膝换了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角度，老师脸上立刻显出惊愕的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肃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你先回房好好思考思考吧。’我心里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的画像行了一个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就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平日结课后我都会去向父亲报告一下情况，今天当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时，父亲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但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的功课学得真快啊!’这就犹如被丧钟重击了一下。直到今天，想到这件事时我仍然隐隐作痛。”⑦

　　杉本夫人在另一本描写她的祖母的书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日本父母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祖母脾气谦和，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按照她的想法去做。虽然没有叱责，也没有争辩，但祖母的希望却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使整个家庭都能按她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这种“像真丝一样柔软而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祖母在训练每个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得非常明确。女孩子要培养的是一种习惯，而不仅仅是教会她们一些规则。在小时候就应该培养女孩正确用筷、进房的姿态。成年后她们还要学习茶道和按摩。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由长辈手把手的教，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并形成习惯为止。长辈们从不认为小孩子们没人教也能“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的习惯。在书中，杉本夫人描写了在她十四岁订婚后大人们是如何教她给未来的丈夫准备早餐的，而她却与她未来的丈夫从未谋面过。她未来丈夫现在美国，而她在(日本的)越后。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下厨给松雄(未来的丈夫)做了几个据哥哥说是他特别爱吃的点心。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给他夹菜，并劝他先尝尝。我学习关心我未来的丈夫，要让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做松雄就在跟前似的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好像丈夫真的在房间里一样。这样，我学会了如何尊重丈夫，如何摆正我作妻子的位子。”⑧

　　对男孩子的要求虽然不像对女孩子的那么严格，但人们也会通过一系列的实例和模仿练习来教他们逐渐养成细致的习惯。在“学了”这些习惯之后就不能犯任何错误了。然而，对青春期的少男们来说，却是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靠他自己主动摸索的。长辈们是不会教他们怎么求爱的。在家里禁止做出任何公开的示爱活动。而且，在八、九上十岁的时候，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男女孩间是没有机会接触的。日本人的理想就是双亲要在男孩自己对性感兴趣之前就为他订下婚约。因此，大家都觉得男孩与女孩接触时最好表现的“害羞”一点。农村人常常用这个话题来逗男孩子们，而他们在谈到这个话题时的确是很“害羞”的。然而，从古至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农村，也有许多姑娘，有时甚至还是大多数，都会未婚先孕。这种婚前的性行为是日本社会中比较自由的领域，不属于事关大事的范围，而且父母在谈婚论嫁时也对这些事不在乎。但是今天，就像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士讲的那样，社会仍然是教育女孩子们，甚至连女佣都应保持贞洁。中学的男孩也不许与异性有任何过密的交往。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两性在婚前有过分亲密的行为。日本的电影也把那些爱与年轻妇女调情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把那些对可爱迷人的女子采取一种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是粗野态度的青年当作是所谓“好”青年的标准。日本人认为爱与女人调情的男子一般都是花花公子，人们不是追逐艺妓、就是爱与妓女、咖啡女郎们勾勾搭搭。经常光顾艺妓馆是学习示爱的“最好”方法，因为“艺妓会教你，男人只需旁观即可。”他不用为自己笨手笨脚而发愁，因为他也从没指望要与艺妓发生性关系。但是，日本青年中有能力光顾艺妓馆的人并不多。多数青年都是到咖啡馆去看其他男人如何接近女人的，但是这种直接的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所受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男孩们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会显得笨手笨脚的。性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为数极少的不能得到年长者亲自指导的领域之一。有声望的家庭会在年轻夫妇结婚时送给他们一本《枕草子》和一些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看书就可以学。这就好比庭园布置，父亲并不会教导如何布置一个日本式的庭园，但当你大了之后就会自己培养这种爱好了。”虽然大多数的日本青年都是通过别的办法来学习关于性行为的知识的，但日本人能够把性行为和园艺联系起来，并认为这两种都是看书就能学会的，这的确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性的知识都不是靠成年人的教导就能学会的。这其间种种差异使青年深信，性是独立于人生大事以外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里，不需要长辈的亲自指教、也不是说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能掌握的。这是一个由自己控制并获得自我满足的领域，尽管人们在刚开始时都会有些不安和迷惑。性的领域和其他领域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男人结婚后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寻欢作乐，这样做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妻子则没有同样的特权，她必须对丈夫保持忠贞。即使对他人有了好感，也只能偷偷进行，而且在日本很少有妇女和别人的暧昧关系不被丈夫发现的。人们常常把那些精神紧张或心绪不宁的妇女说成是“歇斯底里”患者。其实，女人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不是日常生活的麻烦，而是性生活的不协调。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歇斯底里(神经过敏、心绪不宁)患者都是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和谐。“妇女只能靠丈夫来得到性的满足。”⑨一位须惠村的农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的病都是“始于子宫”，然后殃及大脑的。丈夫如果只迷恋其他女人的话，妻子也会不由自主地手淫。下至农村上至大户人家，妇女们都秘藏有这种用于房事的传统器具。而且，在农村，妇女如果有了小孩了，她们就可以相当随便地谈论性行为。在没有作母亲之前，她们是不能开半点关于性的玩笑的，而当作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玩笑就成了男女聚会时的家常便饭。她们还会合着下流小曲的节拍，扭腰摆臀，毫无顾忌地跳着色情舞蹈。“这种动作必定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士兵服役期满复员回乡时，村里的人都会跑到村外去迎接。这时，妇女们就会女扮男装，互开下流玩笑，还假装要强奸年轻姑娘。

　　因而可以说，日本妇女在性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自由的。出身越是卑微，这种放任的空间就越大。她们一生要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男女之事。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时，当男人提出性要求时，她们也是克制的。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卑微，她的淫荡程度甚至会比男人毫不逊色。日本人对品行端正的理解是妇女要因年龄、场合的不同而对性采取不同的态度。日本人并不要求妇女始终保持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贞女”或“淫妇”的一成不变的形象。

　　男人们也是如此，有时他们放纵不驯，而有时他们却节制谨慎。男人的最大乐趣就是在艺妓陪坐下，找一帮男友尽情地喝酒助兴。日本人喜欢喝酒喝醉，他们没有节制饮酒的概念。两三杯酒下肚以后，就会一反平日拘谨的常态，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极少数“难缠的人”会发生吵闹以外，一般很少看见粗暴行为或打架。除了喝酒这种“自由领域”之内的事外，日本男人决不能干违反常规的事情。如果哪个人在生活中的其他重要领域做了违反常规的事，那就会被人骂作混蛋、傻子。

　　以前西方人认识到的日本人性格中的所有矛盾都可以再次从日本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得到明证。日本人的人生观是有两面性的，我们对它的每一面都应高度重视。日本人在幼儿期过的都是一种有特权的和娇纵的生活，虽然在今后的生活中他们经历了各种训练和考验，但他们始终怀念那种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因为，他们过去曾有过天堂。他们对自己童年的描绘都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众神慈悲以及作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的道德理念之上的。这样，日本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极端的思想，即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性”(成佛的可能性)，人人死后都能成神。这既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又使他们相当自负。因而很多日本人都会干一些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甚至有时为了坚持己见而以死表达自己对政府的反抗情绪。有时，这种自信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妄自大。

　　六七岁以后，强大的压力就要求人们应逐渐学会“谨言慎行”、“明晓羞耻”了；如果犯了错，家人就会一致反对他。虽然这种压力不如普鲁士士兵的纪律那么强大，但却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在无忧无虑的幼儿时代，也有两件事情为以后个人自觉履行义务奠定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坚持要训练小孩自己撒尿并手把手地纠正他的各种姿式；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经历使人们从小就对长大后将要面临的各种约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为了不被“世人”耻笑或是遭世人遗弃，他要学会抑制那种在幼儿时期的冲动，并不是因为那些冲动不好，而是因为那种做法已经与现实情况不相时宜了。现在他必须认认真真地生活。虽然童年时的那种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现在他可以享受更多的成人的快乐和满足。同时，幼年时代的种种经历并不会真正地在内心深处消失，那些刻骨铭心的儿时的经历对塑造人们的人生哲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所谓的“人情世故”上，他尽情地放纵自己；在那些成人的“自由领域”内，他再次体验儿童时代的特权。

　　在日本儿童从少儿时期向成年人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得到伙伴的认同，这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儿童心中深深扎根的正是这种思想，而不是什么绝对的道德标准。在他还只会刚刚撒娇的时候，如果母亲把他抱到自己的床上让他睡觉，他就开始自己在心里慢慢地盘算自己得了多少糖果，而兄弟姐妹们得到了多少，以此来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如果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受到了冷落，他甚至会问姐姐：“你是最疼爱我吗?”稍微大点的时候，他会渐渐放弃自己纯粹的个人满足，而希望从“世人”的赞许和接纳中得到补偿。最大的惩罚莫过于遭“世人”的讥笑和嘲讽。当然，文化在儿童教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现象在日本则特别突出。遭“世人”抛弃在孩子心目中的印象就是母亲威胁说要抛弃他。因此，在他整个一生中，遭世人排斥比挨打还要可怕。日本人对嘲笑和排斥都异常敏感，尽管有时仅仅是心理作用而已。实际上，由于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没有什么秘密，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因而如果人们不满意你的做法，想要排挤你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再加上日本房子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还都大敞其门，因此，对那些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来说要保住自己的隐私就更困难了。

　　有些日本儿童由于在从少儿时期向成年人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断层，因而他们的性格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而了解日本人经常使用的一些象征符号将有助于了解这些人的双重性格。人都有幼年期“不懂羞耻”的一面，因而很多成年人都不免经常拿着镜子扪心自问，现在的自己究竟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能够“映射出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贬低你，而是反映人灵魂深处的真正的思想。人们可以从镜子看到那个“不懂羞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人们打开眼睛这个灵魂的“窗口”，看到自己正像那个“不懂羞耻”的真实的自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在镜子里他看到了自己理想的父母的形象。正是如此，人们才会随身带着镜子。甚至有人在自家供上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虽然有点不寻常，但并不费事。因而日本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供有镜子作为神器。在战时，日本的广播电台还特意播送过一首歌，赞扬几位女学生自己掏钱买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决不会联想到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会认为她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经常对镜自省可以检测自己的精神是否高尚。

　　在小孩还没有开始养成“对镜自省”的习惯以前，日本人就对镜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日本在照镜子的时候并不见得都是要“自省”，而主要是因为从镜中可以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是那么的自然和善良，根本不会让人联想到“羞耻”。镜子还隐含的另外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要通过自律来达到“圆熟”。在这种坚持不懈的自我修养中，日本人应尽量消除那种爱照镜子的潜意识，力求回归到儿时的那种天真无邪的状态。

　　尽管幼儿时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人们不认为那些建立在羞耻感基础的种种道德规范就是对人们自由的剥夺。我们都知道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日本人却对这种思想非常质疑，并批判这种自我牺牲的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日本人认为这种心甘情愿地选择去死才是自己要达到的人生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是毫无价值的。这与英语中的“dog'sdeath”意思是不一样的，在英文中“dog'sdeath”指的是因贫困而死的人。另外，“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在英文中指的是做事中规中矩的人，而在日文中则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做大事的人必须要保持克制，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自重”与“克制”具有同等重要的分量。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而具有不同文化烙印的日本人则认为光有自由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学会克制自己，这样才能更充分地体现自我价值。要不然的话，人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呢?生活中太多的激情会淹没人们正常的生活!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那样：

　　“日积月累，在上漆时底打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值钱。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开日本人的外衣，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杰出的工艺品。它不是任何瑕疵，没有丝毫杂质，至少它与坯质是同样精美的。”⑩

　　日本儿童教育中存在的断层现象使日本男人的性格中呈现出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这让西方人感到非常诧异。在日本，小孩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们宠坏了，那时的他们简直就是自己小小世界的神，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他们的一切要求也都能得到满足。后来，这种记忆虽然渐渐淡去，但潜意识里日本人的这种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双重性使日本男性在成人后既可能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婚姻的安排；既可能沉浸于享乐和安逸，也可能将责任义务看得高于一切。严谨的教育使他们在行动时表现得缩头缩尾，而有时他们却又勇敢得近于莽撞；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得极为驯服，但有时他们又是非常难以驾驭；他们殷勤有礼，但有时又显得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毫无怨言地接受训练，但在训练时却又是难以驯服的；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同时却又对新的东西很感兴趣；他们学习中国，却又不排斥西方。

　　本人性格的二元性使日本人经常陷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何正确处理儿时那种纵情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现实中处处受限、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对大家都关注的核心利益上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虽然大家都觉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有些力不从心。有些人像道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唯恐稍微的放纵会扰乱自己实际的生活。而由于人人都会有这种放纵的念头，而且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因而人们才会对这种恐惧更加担心。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而有些人则更加压抑，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有一天会爆发，于是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他们让自己沉溺于日常的生活琐事，不让自己有认清自己真实感情的机会。每天他们都只是机械地重复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还有一些人，由于对儿时的生活过分依赖，长大后面临社会对成年人的一切要求他们都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总是想依赖别人，而实际的年龄已不允许他们再这么做。他们觉得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从而动不动就会陷入紧张状态。只要不能以常规的方法来妥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会使他们感到恐惧。瑡

　　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人排斥或受人非难的情况下就会陷入上述的危险境地。在没有压力的时候，一般的日本人既能享受生活的乐趣，又能仔细小心的注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成功。他们儿时的经历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同时也没有什么罪恶感的负担，虽然后来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而必须受到各种束缚，但这种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个人的冲动仍可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众所周知，日本人一向喜欢接近自然。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活动与一个主旋律是烦闷和侵略的民族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非消沉颓废。在日本没有想要发动战争之前的幸福年代里，农村的人们在闲暇时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而当他们工作时，那种勤勉的态度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难以相比的。

　　但是日本人却要求得太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诽谤的重大威胁，他们宁愿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幸福。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也必须抑制这些冲动，而极少数违背这些规矩的人甚至也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为了不让世人“失望”，他们会把个人的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值”之中。只有这样，世人才会认为你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也才能为自己的家族、家乡和国家添光加彩。这种思想强加给日本人的压力是巨大的，日本人也就一心要让日本成为东方的领导者和世界的一流强国。每个日本人都承担着巨大的心理负担，人们高度紧张，唯恐失败，唯恐自己所有的付出换来的仍只是人们的藐视。有时他们的积愤也会爆发，也会做出极端的攻击行动。与美国人觉得是自己的主张或自由受到威胁的出发点不一样，日本人有时发动进攻主要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这时，那个危险的自我就被激怒了，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就会向诽谤者们发泄；否则，他们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很多在美国人看来如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自由。我们应该注意到自战败以来，日本人一直都在追求民主。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率直而无所顾虑地任意行动，那他们将会多么地高兴啊!杉本夫人就曾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了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的经历，在那儿，除了能学习英语之外，她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自己喜爱的花。老师给每个女学生分了一块苗圃并供给她们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苗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自我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难以想象，像我这种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名，从不惹父母、老师、领导生气，也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的人，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瑢

　　还有一些女学生打算种花，而她居然打算种马铃薯。

　　“没有人会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当时给我心灵的冲击，啊，自由之神在叩响我的心扉。”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家的花园中有一块土地是特意让它荒着以保持天然野趣，但也会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在上面。”

　　和刻意营造这样一种天然野趣一样，对杉本夫人来说，日本人也是长时间以来都被教育成要伪装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的，然后还用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也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菊花也都是裁在盆里，时刻准备着参加一年一度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肉眼不易察觉的金属线圈定型，以保持其优美的形态。

　　当杉本夫人亲自摘掉菊花上的细线圈时，她的心情是欢悦而纯真的。那些经过修剪的菊花，其花瓣一旦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就显现出满心的欢悦。但是，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如果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并怀疑“羞耻”感在社会中的能量，那将无疑会破坏人们生活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人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要提出新的观点、构建新的道德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人不能指望着日本人能立即吸收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并把它们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悲观地认为日本永远不可能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体系也是不正确的。在美国生活了“二代”的日本人已经对本国道德方面的知识和实践非常陌生了，他们骨子里也没有必须要遵守父辈们习惯的想法。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在新的国际环境下，

　　也有可能形成一种不像过去那样强调自制和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即使不经人工的修剪照样可以秀丽多姿。

　　在这种崇尚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还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生活的平稳。其中的一种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日本人喜欢把自己形象地比作一把刀，而“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要自己负责擦净自己“身上的锈”。如同持刀者有保持刀的光洁的责任和义务一样，人们也应该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勇于承认并接受与自己相关的一切后果，这可能是由于他身上固有的缺点所致，也有可能和他的立场不坚定以及做事的力度不够有关。在日本，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要求要远比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刀不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梦想和责任感的比喻。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品德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育和处世哲学已经把这种自我负责的品质融为了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已经“放下刀”了，投了降了，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们仍将继续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始终保持洁净的光芒。以日本人的道德观来衡量，即使在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和平的世界里，刀作为日本国一种象征仍然是不能丢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