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可以忽视健康，不理会肉体是否能够承受……“就像死了一样活着”是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互相鼓励的常用语。同样一个词——“没良心人”在美国指坏人，在日本则指好人、有修养的人。
在外国观察者看来,一种文化的自我修养似乎总是没有任何相关意义。修养技巧本身是很明白的，但为什么还要如此不辞辛苦呢？为什么自己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运气于丹田？为什么从来都一毛不拔？为什么只注重一项功课的修炼，而对那些外人认为确实重要、应当修炼的东西，比如某些冲动却毫不克制呢？当那些来自从不教授修养方法的国家的观察者，来到极度信仰修养方法的国度里，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
在美国，自我修养的技巧和传统相对来说都不甚发达。美国人认为，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修炼自己以求实现这个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于他的雄心、良心或魏伯伦所说的“职业本能”（aninstinctofworkmanship）。为了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可以接受严格的纪律管理；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活动。由于良心的作用，他可以摒弃一切邪恶和轻浮的行径。但是在美国，自我修养不像做代数题一样，可以毫不考虑其对特定事物的影响，而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技术来学习。如果在美国也有这种修行的话，那一定是欧洲某些教派的领袖（Cult－leaders）或传授印度修炼方法的印度教牧师（swamis）所传授的。甚至基督教的圣特丽萨（SaintTheresa）或圣约翰(SaintJohn)所传授及实践的默想和祈祷式的宗教修行，在美国也很难存在。
日本人却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道比赛的人，或者过着贵族般生活的人，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特定内容之外，都要进行自我修养。不管你考试成绩多么优秀，剑术多么高明，也不管你的礼貌多么周到，你都必须放下书本、刀剑或社交形象，接受特殊的训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秘密的训练，即使那些不参与修炼的日本人也都承认自我修养这个词和实践过程，在生活中有一定地位。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运用那套普遍流行的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够培养能力的，另一类则是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这更多的东西，我称之为“圆满”。这两者在日本有很大的区别，其目的在于实现不同的心理结果，有不同的根据，并能通过不同的标志加以识别。第一类——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本书中已经有了很多的例子。如那位陆军军官在谈到演习的时候说，他的士兵平日演习可以长达六十小时，中间只有十分钟的小憩，“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睡觉，现在需要训练怎样保持清醒”。这种要求在我们看来未免过于极端，但其目的仅在于培养一种相应的行为能力。他讲的是日本精神控制术中公认的事实，也就是认为意志应当控制那几乎可以经受一切训练的肉体，而且肉体本身并没有一种可以自我良好发展的规则让人们可以不计代价。日本人的“人情”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之上的：当成为生命中十分严重的事情的时候，不论对健康如何重要，也不论健康是否允许，更不论肉体本身是否容许和能经受得住，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一个人应当以勇于牺牲一切为代价，修炼自我，弘扬日本精神。
但是，日本人如此表述自己的观点过于武断。因为在美国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atthepriceofwhateverself－discipline）”的意思往往是“不惜任何自我牺牲（atthepriceofwhateverself－sacrifice）”，而且有“不惜压抑个人”之意。美国人的理论是，男女自幼开始都需要经过训练而社会化，不论是外部强加的，还是内部形成意识的训练，也不论是主动接受的，还是由权威强加的。这都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对其愿望受到削减极其不满。他必须做出牺牲，并且反抗情绪不可避免地会被唤醒。父母在家庭中抚育每一代人的哲学——这种观点并不仅仅是许多美国精神学专家的见解。因此，精神学家的分析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来说确实有许多真理。孩子们到时候都“要去睡觉”，他从双亲的态度上就可以知道，睡觉也是一种自我压抑。在无数的家庭里，孩子们每个晚上都要吵闹一番，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他已是一个经过训练的美国人，虽然知道人“必须”睡觉，却仍然要坚持反抗。他的母亲还规定他“必须”吃的东西，可能是燕麦粥、菠菜、面包或橘子汁等，但美国孩子却学会反对那些“必须”的东西。他总结出，凡是“对身体好”的食品就一定是味道不好的。在日本，美国的这种惯例是绝对没有的，而在欧洲某些国家，例如在希腊也是看不到的。在美国，长大成人就意味着摆脱了食物上的压抑。作为成人，他就可以吃美味的食物，而不用再吃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了。
与西方人关于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相比，这些有关睡眠和食物的观念，都是琐屑小事。西方人的标准信条是：父母要为孩子做出很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其事业，丈夫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取一家生计。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社会可以不需要自我牺牲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种社会存在着。在这种社会里，人们都认为，父母亲会自然地疼爱孩子，妇女们喜欢婚姻生活胜于其它，肩负一家生计的人是在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比如当猎人或花工。为什么提到自我牺牲呢?社会强调了如下解释，并且允许人们遵照这种解释而生活，自我牺牲的概念根本不可能被承认。
在其他文化中，凡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事，都被美国人认为是相互交换。它们或者被看作是以后会得到回报的投资；或者是对以前受之于人的回报。在这类国度里，甚至父子关系也是这样处理的。父亲对儿子幼年时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的晚年或死后给予回报。每一件事务上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要求双方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对彼此都有利，哪一方也不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者背后的强制力当然也是相互的，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义务。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在日本与在美国截然不同。日本人总是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当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对自己的压抑。有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给予是对的。不管实际上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牺牲，我们绝不会为自己感到遗憾，我们也不认为，这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应当为此得到回报。”像日本人那样以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发现这里面还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极力推动自己去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则阻碍他们所持有的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
美国人要想理解自我修养的习惯在日本的状况，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概念施行外科手术。我们得把我们文化中“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的概念周围所纠缠的赘生物割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也是“牺牲”。当然训练是艰苦的，但这是事物本性所导致的。新生婴儿虽然十分“幸福”，却没有能力“体验人生”。只有经过精神训练(“自我修养”)才能有生活得充实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Onlysocanheenjoylife)”。修养能修炼丹田之气(自制力之所在)，从而使人生更加广阔。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的理由，在于它能改善其掌控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在修养初期可能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最终他会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放弃修养。这一切正如学徒要在事业上充分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新媳妇要很快适应婆婆的要求。所以在训练的最初阶段，那些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逃避这种修养，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就会教导到：“你希望是什么?要体会人生，接受一些训练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一定不会快乐。如果这些后果发生了，我是不会袒护你不受社会非议的。”用他们经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剑。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道德诫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是能理解这种区别的。桥牌冠军绝不会抱怨为了打好牌而必须做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成是一种“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说当一个人在下大赌注或者争夺冠军时，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切与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张不是没有关联的。日本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过，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于己有利，使得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其所能胜任的行为，而不像美国人那样为自己找借口。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人，他们更不会因为达到美国人的所谓平均幸福(averagehappiness)而沉湎于自怜自惜当中。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圆满”是超越了培养“能力”自我修养的更高境界。日本作家的有关著作并不能使西方人很容易理解日本人关于能力修养的技巧，而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专家又往往对它不太重视。有时候，他们称之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认为，他们完全是“无视常识”，最讲究修养的教派——禅宗是“集严肃和荒谬之大成者”。日本人企图通过这种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却不是不可理解，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明日本人的精神控制术。
在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命名自我修养达到“圆满”者的精神境界。这些词汇有的适用于演员，有的适用于宗教信徒，有的适用于剑客，有的适用于演说家，有的适用于画家和茶道宗师。一般来说，它们的大体含义都是相同的。我仅举其中的“无我”一词为例，这是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的一个禅宗用语。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它所表达的“圆满”境界的体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犹如电流从阳极直接导入阴极。没有达到“圆满”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则仿佛有一块绝缘屏。日本人把这个称作“观我”、“阻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满”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就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一样，这也一点不需用力。这种境界就是“一点(One－pointed)”。该行为所产生的图像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即使最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满”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CharlesEliot)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她来到东京一个著名传教士处，说希望成为基督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想乘飞机。于是传教士就让她说说坐飞机与入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定、遇事不慌乱的心，而这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宗教，因此前来求教。”①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而且他们还能把“镇定、遇事不慌乱”与应考、演讲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一点”能力对从事任何事业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
许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训练的目标与技巧具有完全独特的性质。更加有趣的是，日本的很多修养术都来自印度，在印度它们都被称为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控制感觉的技巧至今仍能显示出与印度修行方法的相近之处。二者都同样重视“空灵（排除杂念）”、“体静(身体静止)”，以及成千上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和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标志。甚至印度的术语在日本也通用。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修养术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禁欲苦行的教派，它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除了这种解脱(“涅”)外，人别无其他解救之道，而获得解救的障碍则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忍受饥饿、自取其辱、自我折磨才能消除。人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脱俗入圣，位列仙班，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世俗世界，逃脱无边苦海从而得以解脱的修养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就越能尽快实现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属于异类。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教义被少数僧侣所接受，但从未对民间思想习俗产生过影响。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灵魂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思想也不是。一般民众对它一无所知，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使之绝迹。有僧侣学者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即在此时此地，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涅”。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对死后的世界有任何空想和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从不讲死人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人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龛中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它当然是不会追求涅之类的困难目标的。如果一个人怎样都能成佛，那就不用使肉体终生受苦去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正如该教义在日本是异类一样，肉体与精神也是不相容的。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寄于肉体之中。然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感官享受乐趣也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就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的方法方面，这一信条已经在逻辑上扩展到了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他们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遁的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并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没有一丝半点的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未发现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是件容易的事情。顿“悟”者是得自于自我冥想和质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禁绝声色犬马之娱。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品茶对饮、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甚至要求其信徒尽量避免衣不足、食不足和眠不足这“三不足”。
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在日本也属于另类：因为这是种认为可以把修行者引入一种忘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神秘主义修行。无论是原始部族的民众、伊斯兰教的阿訇、印度的瑜伽修行者还是中世纪的基督徒，虽然其信仰各异，但是推行神秘主义的修行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都体验到“人世所没有的”快乐。日本虽然也有神秘主义修行法，但却没有神秘主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入定，其实他们也能的。但他们不把它称作“超凡入神”，而是把这种境界看作修炼“一点”技能的方法。他国的神秘主义者说，入定时五官会停止活动；禅宗的信众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入定会使“六官”达到极其灵敏状态。通过训练位于心中的第六官，可以使其支配平常的五官，不过，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都要接受特殊的训练才能入定。禅宗修行者的一项练习是要听足音来准确地跟踪其足迹；或者在三味境界中仍能辨别诱人的美味。嗅、视、听、触、尝都是“辅助的第六器官”，人要在这种境界中学会使“各器官都非常灵敏”。
对于任何重视超感经验的教派，这都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即使在入定时，参禅者也不想游荡于自身以外而像尼采（Nietzsche）所描述的古代希腊人那样，“保持原状，保留名分”。在许多日本佛法大师的言论中，有很多对这种见解的生动描写。而这其中讲得最精彩的是在十三世纪创立曹洞宗（SotocultofZen）的高僧道元，至今该宗仍是禅宗中最强大和最有势力的教派。谈到自己顿悟（satori）时，他说：“我只知道眼睛是在鼻子之上的……(禅的体验)并不神秘。犹如时间自然流逝，太阳东升西落。”②禅学著作也不认为“入定”体验能够给人以力量而不是能培养自我修养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到：“瑜伽认为通过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但是禅宗不采纳这种荒谬的说法”。③
瑜伽派以印度教派为基础的各种观点，就这样被日本完全抹杀了。日本人极端喜爱对事物限定，这自然让人联想到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的修行方法理解为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自我修养方法；还理解为为使人与其行为之间毫无空隙可言，从而达到“圆满”境界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很有效果的自我依靠的训练方式。它的回报就在此时此地，因为它能够使人们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只要付出恰到好处的努力它就能使其控制胆大妄为的心，所以无论外来的身体上的危险还是内心的激情，都不会让他慌乱。
这种训练对僧侣和武士都有相同益处，准确地说，正是日本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在任何其他地方，你都很难发现他们会像日本人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如何格斗，而不是用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在日本，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起就一直这样。十二世纪日本禅宗的开山鼻祖荣西(Ei－sai)就写了巨著《扬禅保国论》（TheProtectionoftheStatebythePropagationofZen），而且禅宗还培养了武士、政治家、剑客和学生以实现其非常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CharlesEliot)所说，在中国，没有任何迹象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会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也许想象得到，这种神秘的教义主张从内心进行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观念，在十二、十三世纪社会动荡的年代，在逃避尘世的僧院中流行起来，但绝不会想到武士阶级会把它作为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恰恰如此。”④
日本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Shintoist)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这类神秘修行方法。其中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是上帝恩宠的体现，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助（tariki）”，即靠他人的帮助，亦即仁慈的上帝。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强调“自助（jiriki）”。他们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作为僧侣，或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施教者——他们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即通过禅宗修行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修禅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在自己身上可以发现光明，根本容不得半点的阻搁。要铲除路上一切妖孽，……遇佛杀佛，逢酋灭酋，遇圣屠圣，只有照此去做才能得救”。⑤
探索真理的人，不论是佛祖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都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十二篇佛因缘经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研究它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不能使顿悟的灵光一闪。有一本禅语对话的书中记载，一个新人求禅僧讲《莲花经》（LotusoftheGoodLaw）。禅僧讲得头头是道，弟子却失望地说：“这是为什么？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说：“禅并不是一无所知，禅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你并不是来求知的，你只不过是来求解佛经的罢了”。⑥
为了教给弟子如何“求知”，禅师们所传授的是传统的训练方法。训练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但不论是哪一种，训练者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取得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只属于“能力”范围的基本刺剑动作，但他还必须学会“无我（muga）”。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撑自己身体的那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了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那时他就得到“真知”了。他的心不再会因为有晕倒的感觉和摔交的危险而背叛自己了。
日本的这种站柱术只不过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SaintSimeon)派的立柱苦行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养方法。它已经不再是苦行了。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风俗习惯，各种身体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潜入冰水和站在山泉瀑布下这类苦行修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锻炼身体，有的为了祈求上苍的怜悯，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最喜欢的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或坐在冰凉剌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求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他意识不到水的冰冷，在寒冷的清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满”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回报。
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恰如其分。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指导”，因为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不可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弟子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进入新的知识境界。老师越是粗暴，对弟子的帮助就越大。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在这种冲击下，弟子就会像触电般地顿悟，因为这打掉了他的自满。在僧侣们的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
“公案”是师父们为使弟子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禅僧轶事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并不足为奇。“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合理的解决。比如“设想一只巴掌怎么能拍响”，或者“思考自己没有出生时母亲分娩时的情景”，以及“背着尸体迎面向我走来的是谁？”，“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法归于一宗，那一宗又归于什么地方呢?”。在十二、三世纪以前，此类禅语曾在中国使用过。在引进禅宗的同时，日本也引进了这种参禅方法。但在中国，公案没有生存下来；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满”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手册中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吞烧红的铁球”的人或“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加倍地努力，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终于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公案”与心融为一体，他就顿“悟”了。
读了这些描写神经紧绷的努力后，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得到的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Nangaku)花了八年时间思索“往我来者何人也?”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即使此地有物，也随即失去(Evenwhenoneaffirmsthatthereissomethinghee,oneomitsthewhole)”。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见一斑。
徒问：“我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曰：“谁使你受到束缚?(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谚语，就是“骑驴找驴”。他们要学的重要的“不是渔网和陷阱，而是那些用工具来捕捉的鱼和兽”。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学的皆与困境无关，这是一个二难推理，其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天目，现有方法即可解决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自食其力即可。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追求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因为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brickswithwhichtoknockuponthedoor）”。“门”就装在未顿悟的人性的周围墙上，这种人性不但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进行褒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有切身体会的“耻感（haji）”。一旦把门敲开，人就进入自由的天地，人就把砖弃之一旁，再也不用去解答什么公案了。功课已经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解脱了。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修行”而变成了“咬铁块的蚊子”。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在“义务”与“情义”，“情义”与“人情”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并且获得了自由。他们首次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muga）”的境界。他们的“修炼”成功地实现了“圆满”的目标。
禅宗的权威铃木(Suzuki)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入迷境界”(ecstasywithnosenseofIamdoingit)，“不用力”。⑦“观我”被根除了；人的“失我”，就是指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事者和观察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事者(真我)要求摆脱(观我者)束缚”。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nosoulentityasanunknownorunknowablequantity）”，⑧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如果变换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人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他的观我者极易受伤害。一旦进入灵魂的入迷境界，他就根除了这个易受伤害的自我。他已经意识不到“他正在作（heisdoingit）”。这时，他就觉得，和习剑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面无惧色一样，自己的心性已修炼好了。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是通过这种类似的训练来达到“无我”境界的。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infinitude）”，而是不受干扰的对有限的美明晰的感觉；或者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到好处的努力，刚好达到目的。
即使完全没经过训练的人也可能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在欣赏能乐和歌舞伎时，一个人陶醉于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上满是汗水，他感觉这就是“无我的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以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了观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瞄准时，他消失在周围的世界里，同样会渗出“无我的汗”并找不到“观我”。凡是身处此种状态的人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都达到了最高境界。
以上概念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人把自我监督和自我监视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一旦这种牵制消失，就感到自由并且很有效率。美国人把他们的“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当作是一回事，并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进入灵魂入迷境界，摆脱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去除千斤重担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的思想，而日本人则极力辩解：当心理负担消失时，人的意识会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对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应该是“活死尸”，在西方任何语言中，这句话都是一种厌恶的表达。我们讲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在人世只空留一具躯体。日本人讲“就像死了一样而活着”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很容易通过考试了。”在鼓励进行重要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的路时，也常以“权且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Kagawa)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像被恶鬼缠身的人一样，每天他都躲在房间里哭泣。他那火山爆发般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他的挣扎持续了一个半月，最终生命取得了胜利。……他要像已死之人一样……他就当已经死了一样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⑨战争期间，日本士兵说：“我决心就当已经死了，以谢天皇之恩”。这句话蕴涵了一系列的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捧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零”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体现了“就当已死地活着”。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一切恐惧和警惕。他已经成为死人一样了，也就是说不需再为恰当的行为而考虑了。死者自由了，他们不用再报“恩”了。因此，“我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了一切冲突，意味着“我的精力和注意力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我的“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负担已经不再阻隔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困扰我的紧张和消沉也随之消失。现在，对我来说万事皆有可能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吾身已死”的状态中已经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扰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标准。这就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的美国人，是指他在作恶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一词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和受到困扰。同一个词，在美国指坏人；在日本则指好人，有教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而又需要无私奉献的人。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泯灭，那他就不再能有罪恶感从而变成了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本来都是善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自然而然就会实践德行，并且非常容易。于是，他想努力修炼“圆满”，消灭对“羞耻感”的自我监视。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消除“第六感”的障碍，才能从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中彻底解脱出来。
如果你脱离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来考察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这就会成为胡言乱语。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人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是日本人身上沉重的负担。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很难讲清楚他们的精神控制术的真正哲学意义。在任何文化中，其道德规范总是要代代相传的，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是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观点的，因此研究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