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他卷起全部东西，背着包袱就走了。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当一名画家，没想到自己这种纯真的感情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的名誉“被残害了”、“被玷污了”。因而，现在的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里并依靠自己的能力到美国去。只有这样，他才能雪除污名。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美国人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美国人看来，那位传教士的“惊讶之情”是十分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标准的。显然，这里牧野先生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语的。日本人认为那种蔑视别人、甚至都不屑和别人争吵的人是不诚实、不正直的。这种嘲笑是非常放肆的，是对人不诚恳的最好证明。

　　牧野曾说过“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我实在无可原谅”。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的正确态度，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报仇。现在牧野来到了美国，那么也算是洗刷了污名。在日本文化中，如果遭到了别人的侮辱，那么“报仇”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在日本传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那些通过写书向西方人传播日本文化的日本作家，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富有博爱思想的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在他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报仇可以满足人们某种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只有报仇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③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独特的行为习惯作了比较后写道：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日本人喜爱洁净、讨厌污秽东西的缘故。从小日本人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果他的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受到了别人的侮蔑，那么对于这些污秽和伤痛，一个人只有通过彻底的消毒、清洗、治疗才能最后恢复清洁和健康。不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的一系列报仇事例，人们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洁净成癖的民族正在进行的一场晨浴。”④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安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还有一点别人对你的侮辱，你就不再是贞洁的。那种只要一个人自己不感到受到了侮辱，就不能算受辱的观点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是站不住脚的。同理，那种认为他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使自己后悔、使自己受辱的观点，也是不被日本人所接受的。

　　在日本有经常公开倡导这种“晨浴”式的报仇理想的传统。这其中不乏许多家喻户晓的事例和英雄故事，最脍炙人口的恐怕要数《四十七士》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都被编入教科书，导成了戏剧，拍成了电影，印成了通俗读物。现在它们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们如何来面对偶然的失败。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一起来猜猜他的名刀是谁打造的。这三人便各自提了一个名字，等请的专家来后，专家说只有名古屋山三一人准确地说出了这把刀是出自“村正”之手的。另外两位家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趁山三熟睡的时候用山三自己的刀把山三刺了，但山三并未被刺死。此后，那两个人还是不甘心，更是寻机复仇，最后终于把山三杀了，保全了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对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是说，即使是自己的君主，在必要的时候也是要向他复仇的。按照日本的伦理观，“情义”就意味着家臣一定要对君主“尽忠”，同时，如果家臣感到受到了君主的侮辱，也必定会向君主复仇。德川将军家一位家臣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家臣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会是一个死相很难看的人”。这对一个武士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辱。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也不能忘记这等羞辱。当时，德川刚刚定都东京，主要着手于平定各地叛乱、统一全国。于是，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对诸侯，内应外合，纵火烧毁了东京，顿时整个首都废墟一片。他认为这样就向德川报了仇，实现了“对自己名誉的情义”。很多西方人在讨论日本人的忠诚时，都觉得日本人的忠诚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多很虚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不了解对日本人而言，“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永恒的主题是报复：一种是向你犯错误而他却没有犯错的人进行报复；另一种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君主。这两个报复的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多种多样。但在日本当代的历史故事、小说及纪录片，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报仇，今天日本人在现实生活的复仇行为并不比西欧的多，甚至比西欧的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对他们的名誉不再看重，而是意味人们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由进攻性的演变成了自卫性的。人们对耻辱感仍然看得很重，但人们现在更多地是以自我麻痹来代替争打独斗。明治维新以前，由于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还比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人们越来越难进行复仇行动。如果真的要复仇，那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们可以玩弄一些伎俩向敌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点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的做法。为了不让对方察觉，主人将粪藏在精美可口的食物中，而客人竟也真的毫未觉察。可是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手段也很少能够被应用了。今天，人们只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这种侮辱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就是继续对这种侮辱怀恨在心，从而使自己一事无成。

　　由于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等都很敏感，因而很容易恼恨自己，怪自己没用，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近几十年，日本小说的趋势就是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是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彻夜难眠的。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厌烦了一切：他们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他们的厌倦感并不是由于他们未达到理想，并不是说与理想的宏伟目标比起来，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显得虚无漂渺；同时，这种厌倦感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因为一旦日本人有了崇高的使命感，他就不会产生厌倦感。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日本人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过于感伤的疾病。他们由于害怕遭人拒绝便把这种恐惧感藏于内心深处，最后他自己都迷失了。日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厌倦心理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的根源。乔治·桑塞姆爵士（SirGeorgeSansom）曾经说过，日本人没有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澄清自己对日本人厌烦根源的看法，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他们这种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的确，日本人的这些观点与西方人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同时也说明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是与日本人动不动就抑郁是有很大关系的。与美国不同，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而美国的小说不太涉及烦闷的题材。美国小说往往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社会的虐待，但他们很少单纯描写这种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小说所暴露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漂荡。不论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作者都认为没有必要对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进行分析，他们不想弄清阴云都是从何处而来的。人们觉得，忧愁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因而人们也都很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人们有时也找些事件当作原因，但更多情况下这些事件只不过是一种象征罢了。

　　自杀是现代日本人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自己的方式。他们觉得用比较得体的方法来自杀可以洗刷自己的污名并给世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美国人觉得自杀只不过是人们因彻底绝望而试图自我毁灭的表现，因而他们对自杀是持否定态度的。日本人则不同，他们认为自杀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是应该值得人们尊重的。在特定情况下，自杀是保全人们“对名誉的情义”的最体面的方式。这就像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以及那些避免当俘虏的士兵们一样，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那些在年末还无法还债的人，那些因工作失职而引咎自杀的官员，那些因在现实中无法结合而同归于尽的恋人，以及那些反对政府迟迟不对中国宣战的日本志士等等，最后都只有以种种自虐甚至自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些日本的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现象是日本最近出现的新事物。但很难判断这是否是事实的真相。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分析人士们过分渲染了日本最近自杀率的上升。按自杀比率来说，其实上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德国的自杀率要比日本任何时代都高。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日本人很偏爱自杀这个主题，这就如同美国人对犯罪的切身感受一样。与杀别人比起来，日本人更愿意导出一系列自杀的事件。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日本人就是把自杀当成某种最中意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case）。在这种事件中他们可以得到某种无法释意的满足。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社会中的自杀事件更富自虐性。历史故事中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很大程度上是想避免朝廷不光彩的刑罚。这就像西方士兵为了不受绞刑或者不至被敌军俘获后倍受侮辱而宁愿被枪杀一样。日本武士选择切腹自尽的道理和普鲁士军官被允许秘密自杀是一样的。因为犯罪的普鲁士军官知道除了一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还能挽回他的名誉，这时他的上级就往往会在他卧室的桌上放上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样的。死是必然的，只不过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罢了。过去日本保全名誉的方法是向他人报仇，残害他人，现在人们往往把暴力转向自己。在封建时代，自杀说明一个人非常勇敢、果断，而今天，人们选择自杀则意味着他们主动选择了自我毁灭。在日本过去的两代中，每当人们感到“世界的混乱与无秩序”、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需要用“晨浴”以洗净污秽的时候，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自杀，毁灭自己，而不是毁灭别人。

　　不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近代，自杀都是人们为达到目的而最后使用的手段。但在近代，事态的发展有所变化。在日本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德川时代，幕府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担任将军监护人的职务，在一次推荐将军人选的事情中，他曾经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袒腹抽刀，威胁说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就要以切腹来表明自己的忠心。最后这种威胁手段奏效了，他推荐的人顺利地继承了将军职位。这位将军监护人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不用再自杀了。用西方语言来说，这位监护人是在用“切腹”压倒一切反对声音的。而在现代，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已不再是一种谈判手段了，它最多也只能算是为主义殉身。因为当时的多数情况是他所提主张未被采纳，或他自己反对的某些条约已经签字生效了（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影响舆论，他只有选择真的自杀了，而不是说摆摆架式吓唬吓唬人就能奏效的。

　　现在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人们在自己的“名誉”受到威胁时更倾向于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但这种倾向并不是意味着人们一定得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有时也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那种在日本知识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在这个阶层中广泛蔓延，是有它充分的社会学原因的。现在知识分子普遍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缺乏安全感。只有相当少数的人能够大展宏图。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府当局觉得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很反动，使这个阶层更加受挫。日本的知识分子常常认为：西化给人们思想上带来了迷惑，才使人们更加的茫然和挫败，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贴切。典型的日本人在情绪上都会经历一种从强烈的献身感、贡献感到极度厌倦的过程，很多知识分子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种心理摧残的过程。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很多日本人也是用这种传统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他们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号，把攻击的矛头再次从自己内心转向了外部。他们大肆发动对外极权主义的侵略战争，并在斗争中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走出了自己内心的黑暗世界，重新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的源泉。日本人坚信，虽然他们自己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能摆脱精神上的压抑，但日本这个民族在对外发动战争时却是无往而不胜的。

　　现在，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日本人上述的想法是错误的，因而日本人再次陷入了心理上的消沉之中。不论当时他们的动机如何，日本人仍然很难接受目前的现实。这种向外扩张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位东京的日本人说：“解放了也好，我们再不用担心炸弹了。但一下子没有仗打了，我们也好像没有了目标。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也打不起精神。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也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像病号一样，干什么事都慢腾腾、无精打采的。人们都纷纷抱怨政府无能，没有对战后的清理及救济工作进行妥善的解决。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危险的麻木状态与解放后的法国是差不多的。这个问题在德国投降后最初的六至八个月里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在日本这种情况则成了问题。美国人是可以充分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心情的，但同时，日本人却又对战胜国如此友好，这是让美国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欢迎美国人。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郁，也没有怨声载道。用天皇在宣读投降令时的话来说，日本人是已经接受了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在接受现实后又不全力重建家园呢？在战胜国联合占领时期，日本人重建家园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占领军并没有对每个村庄都进行占领，行政事务的管理权仍掌握在日本人自己的手中。但当时的日本民族似乎对自己的事情漠然置之，全都在欢笑、都在致敬，都在欢迎占领军的到来。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的奇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军队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向披靡，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但是这并不是说日本这个民族变了，它的确丝毫未变。日本人还是按他们的性子来办事的。他们可能有时特别努力，而有时却又极度懒散，消磨时光，日本人在这两种情绪中不断摇摆是很自然的。当前，日本人的主要精力是希望在战败后还能够保全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因而，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此目的的最安全办法。既然要倚赖美国，很努力、很积极反而会招人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在日本国内当时的消沉情绪蔓延成风。

　　但是，日本人绝不会沉浸于消沉。“自己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起来”，这既是与当前日本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相一致的，也是和战争期间广播的宣传辞令相吻合的。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与消极无为作着斗争。1946年春天，一面是日本报纸仍在大肆地宣扬：“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而另一面却到处都是狂轰乱炸后废墟的瓦砾以及处于瘫痪状态的公共事业。这对日本的名誉该是何等玷污啊！日本人还对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大加责难，说他们意志消沉，居然选择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他们的可怜相！日本人知道这些呼声都是为了保全日本人的名誉。而且每个日本人都希望能倾注自身最大的努力，将日本建成一个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的国家。那固然也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却全然一新了。如果未来大国间能够保持和平，日本是能够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保全名誉，这是获得他人尊敬的前提条件。至于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决定。情况变了，日本人就依据变了的环境来采取相应的新的方式。与西方人不同，在日本人看来改变并不涉及到一个人的品德问题。而美国人却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即使失败了，我们的信念也不变。在欧洲，到处是战败的人仍在进行一系列的地下活动。而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外，根本没有什么抵抗组织或地下组织还在和美军的占领部队较量。从道德角度上讲，日本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还要继续坚持旧的阵地。在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即使是单身一人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他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问题担心。到达目的地后，他还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至今在日本还未发生任何一件反对美国人的报复事件。当美军的吉普车穿过村子时，孩子们会站在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抱着他用他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舞致敬。

　　日本人则为他们的侵略活动寻找另外堂而皇之的理由：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所有的大国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再加上日本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为了能够和这些大国平起平坐，他们必须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当他们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的时候，这只能说明武力侵略不是赢得名誉的最好方法。而一般来说，要保全“对名誉的情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武力侵略，另一种就是遵守现有的互敬关系。在战败之后，日本人便从第一种方法转到了第二种方法，而且他们在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日本也有过类似的举动，这同样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日本国内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惨遭杀害，于是英国派了远征军对萨摩进行惩罚。萨摩是日本的一个藩，也是排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在整个日本都是闻名的。英军来后立即炮轰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由于日本在整个德川时代所有的武器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制造的，因而从装备上讲鹿儿岛的日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然而，这次炮击的结果却是出人意外之外的。在战败后，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寻求报复，反而是希望能够与英国建立某种友谊。萨摩藩的日本人也亲身体会到了敌人的强大，并希望能够向敌人学习。随即，他们就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回忆道：从此以后萨摩的日本人就开始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的奥秘，……日英关系也因生麦事件而持续发展”⑤。所谓生麦事件就是指英国为惩罚萨摩而炮轰鹿儿岛港的事件。

　　这并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事件。在日本，另外一个可以与萨摩藩相媲美、也同样彪勇好战的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养“王政复古”势力的温床。1863年（阴历）5月11日，当时已经没有实权的天皇曾发布一道敕令，命令将军把日本国内所有蛮夷赶出日本国土。当时的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决定履行天皇的命令。在要塞，向每艘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由于日本的火炮和炮药质量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太大损失。西方国家为了惩罚长州藩，迅速组建了一支联合舰队并击毁了长州藩的要塞，最后还向日本索取三百万美元的战争赔偿。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在谈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曾这样写道：“不管他们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些曾经是排夷急先锋的藩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这种决定证明了他们处事的现实和冷静的态度。对此，我们表示敬意。”⑥

　　这种识实务的现实主义正是日本人“对名誉情义”光明的一面。像月亮一样，“情义”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它的黑暗面在于它使日本人对“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极端仇视，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从而将日本卷入了这场不幸的战争之中。它的光明面则在于它使日本能够以善意平和的心态来看待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与日本人的性格不谋而合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义”时，往往是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并进行加工，最后称之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有理由说，正是这种介绍才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能够激起人们深厚的民族感情，也不像“情义”的具体内容那样复杂多样。它是评论家们灵感的杰作。而且，由于武士道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在军国主义领导人都已名誉扫地，于是人们对武士道的内涵也产生了很多疑虑。当然，这不是说日本人今后就不再“懂情义”了。而是说，现在对西方人来说理解“情义”的真正内涵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了。把武士道和武士阶级等同起来也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情义”是所有阶级都必须遵从的道德规范。在日本，与其他的义务一样，人的身份越高，他所承担的“情义”就越重。比如，日本人认为对武士“情义”的要求就要比对平民的“情义”要求高。外国观察者则认为，似乎“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回报最少。在日本人看来，“回报”多少的关键在于自己在他那个圈子里是否受到尊敬。只要受到了充分的尊敬，那他得到的回报就是巨大的；否则的话，那些“不懂情义”、“无情无义”的人只能得到同伴的藐视和厌恶。

　　美国人对战败后日本人态度的这种大转变实在无法理解，因为对美国人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要理解全体日本人的这种行为要比理解俘虏营中日本俘虏态度的转变还要难。因为俘虏们知道，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他们无论干什么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的。对那些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来说，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在日本战俘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战后的日本公众身上出现。这些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人“只知道胜利或失败”；并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耻辱，必须要以疯狂的暴力活动来进行报复。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认为，日本的民族特性注定了日本人不可能接受任何媾和的条款。其实，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情义”的涵义。在众多的日本人为保持名誉而采取的各种方式中，只挑出了复仇和侵犯这两种最显著的传统方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会习惯性地采取第三种方式。他们把日本人这种关于侵犯的伦理道德观与欧洲人的处世方式混淆了起来。欧洲的任何民族或个人，如果要进行战斗的话，首先必须保证战争目的永恒的正义性，而这种战斗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胸中沉积已久的憎恨和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