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必须忍耐饥饿，他们奉命即使饿到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并用牙签剔牙……日本人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得不到的某种满足。

　　对日本人来讲，爱惜自己的名声、使它不受到任何玷污就是在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这种“情义”涵盖了许多美德。在西欧人看来这些美德中有些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但日本人却认为他们是完全统一的整体。因为这些美德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不是要对别人施恩情况的回报，因而不属于“恩的范畴”。人们在保全自身的名誉时，不需要考虑以往某个人是否对自己有恩。因而，人们要做的只是按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礼仪的要求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出充分的忍耐、在专业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侮辱和诽谤，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名誉的清廉，因而必须雪洗。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要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己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方法外，其实人们还有很多路可以选。但人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这些诽谤淡然一笑、听之任之。

　　日本人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表达我所说的“对名誉的情义”的意思。他们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东西。而这一点正是与“报恩”最大的不同：对世界的“情义”是人们接受了社会的善意和恩惠，因而有回报的义务；而“对名誉的情义”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也包括对他人的报复和复仇。西方人一直纳闷为什么上述的这两种“情义”一种表达的是感激，而另一种表达的却是报复呢？日本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说：为什么一种德行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污蔑的反应呢？

　　在日本，人们在做事时就是这样一分为二的。一个正派的人在接受他人的恩惠时，他对这份恩情是记忆犹新的；而当他受到别人的侮辱时，那种耻辱也将是刻骨铭心的。不论怎样，最后都得有个了解。在对待这两种情义时，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把他们区别成“侵犯性”和“非侵犯”的两种。在日本人看来，只有“情义范围”之外的行为才能被称作侵犯。只要是在“情义”范围之内洗刷污名，那就不能说这个人犯了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帐罢了。日本人认为：只要一天没有对受到的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复或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人性中善的东西，而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日本人在理解“情义”时往往掺和了感激和忠诚的复杂因素，欧洲历史上，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一直都被视为是一种美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情义”曾经盛极一时。在很多方面，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valorEspol（西班牙文的勇敢）和德意志的dieEhre（名誉）颇有相通之处，有些方面甚至还有几分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的其他各国，只要主流文化重视雪洗污点的地方，人们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更加注重那些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一个人越是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及个人生活，他就越会被人们认为是品德高尚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情义”的定义是符合的，另外它也是这些国家所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单从物质角度讲，这种做法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可以说真是“得不偿失”。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使人们“对名誉的情义”与日益充斥着美国人生活中的剧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名誉上的占有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物质上谁能获得真正的利益，人们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至于肯塔基大山中的居民间为了名誉习俗而械斗的事件，那只不过是一场例外罢了。现在这种为了“对名誉的情义”而战斗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过，这种文化层面的“对名分的情义”以及伴之而生的敌视心理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道德观中所特有的。这不是什么所谓的东方特质。比如中国人就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都看做是“小人之举”，认为那些都是些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才干的事。而日本人认为：珍视自身的名誉也是高尚品行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如果一个人因为受到了他人的侮辱就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这将是大错特错的。人们会对这种如此神经质的行为感到可笑。同样，中国人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种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暹罗，人们也不会对此种侮辱如此敏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当自己受到侮辱时，他们只是认为诽谤者的这种行为非常滑稽可笑，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暴露对方卑鄙无耻的最好办法就是容忍和退让。”

　　只有当人们把这种“对名分的情义”放到一个非进攻性大背景下去理解时，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情义”的涵义。在当时特定的场合下，复仇只是这种“情义”所要求的手段之一。除此以外人们还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忍耐和自我克制是任何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对自身的“名誉的情义”都必须承担的责任。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呼小叫，男人面对痛苦和危险不能惊慌失措。当发洪水时，每个日本人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收拾几件必需品，然后朝高地逃跑，而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当狂风暴雨袭卷日本本土，每个日本人也是以同样的态度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虽然并不是每个日本人最后都能完全做到这样，但它已成为了每个日本人的自尊心的一部分。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自尊中不太要求自我克制。因而，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了更加深层次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就往往比对庶民要求高。虽然这种要求不是强制性的，但它却构成了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在这种要求下，武士必须要能忍受非人的肉体折磨，而庶民则要在战争中能够对持刀武士的侵犯表示顺从和容忍。

　　在日本，有很多著名的描写武士容忍力的故事。武士们必须能够战胜饥饿。当然，这事可能太小以至于都不值得在这里专门提出来讲了。当武士们都饿得要死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装出刚刚吃饱的样子，并且要用牙签剔牙。俗谚说：“雏燕长鸣就知道他们是在寻找食物了，而武士们口含牙签就表明他们已经饿了”。在这次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就像那个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态度：“受伤了？不，报告将军，我被打死了！”即使面临着生命危险，武士也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面对痛苦，他们要毫不畏缩。据传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也出身于武士家庭，从小家境贫寒。有一次他的睾丸被狗咬伤了，被送去医院做手术时，他的父亲用刀戳着他鼻梁骨说：“一声都不许哭；要是哭就再也不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武士了，以后死了也要遭人唾弃。”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人们按照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方式来生活。如果一个人缺少这种“对名誉的情义”，那他也就丧失了自尊的权利。在德川时代，一个自重的人就是要按照社会详细的规定来办事，包括穿什么衣服、买什么东西、用什么用品等等。美国人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在美国，自尊始终是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反对一成不变的法律法规是美国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得知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一种洋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给他的小孩买另外一种娃娃时，美国人感到特别震惊，觉得这几乎就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美国，虽然办事的规则不一样，但结果往往也是一样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如果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该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自尊自重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薪金收入。布娃娃的好坏只是由薪金收入的高低决定的，它并不是对我们道德价值观的亵渎。有钱的人理所当然地可以给孩子买高级布娃娃。而在日本，当一个人特有钱时人们就会怀疑他的行为动机，人只有做和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才是安全的。即使在今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人们只有在遵守现有的等级制规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自尊。美国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在自己书的引著中指出了这点。虽然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平等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仍然只对贵族生活情有独钟。他说：虽然美国有很多它特有的美德，但他却缺乏真正的尊严。所谓真正的尊严就在于搞清自己的身份，不卑不亢。上至王子，下至农夫，皆应如此。”阶级差别本身并不是不体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

　　今天，人们在对各种文化进行了客观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同的人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像人们如何来定义屈辱一样。有些美国人叫嚷道：“只有日本也推行这种美国式的平等原则，日本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尊。”如果真如这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确实希望日本是一个自尊的日本，那么首先他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日本人的自尊的基础。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也认识到以前的那种贵族制度的“真正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我们相信，另外一种不同的更加优越的尊严正在慢慢形成并最终取而代之。今天的日本也将如此，它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它的自尊。而且，它也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别人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自尊。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提升。

　　“对名分的情义”，除了要求每个人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外，它还要求履行其他的义务。借款人在借钱时可以把自己“对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上辈人在借款时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没还清债他也不会真的受到公开羞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的惯例。但是，在新年来临之际，借款人必须还清所有债务。否则他只能自杀，以此来“洗刷污名”。至今，仍有一些人会选择在除夕之夜自杀，以此来挽回自己的名誉。

　　在所有专业性的工作中都涉及到人们“对自身名誉的情义”。在特定情况下，当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他人责难时，日本人对“情义”的要求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如，如果一个学校里失了大火，然后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就会集体引咎自尽。其实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是因为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损。还有一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被活活地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他们是多么珍视“名誉的情义”、证明了他们对天皇是多么的“忠诚”。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是说，有些人在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如宣读天皇诏书、或是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因为一时口结而偶有读错，最后竟要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的统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而误把自己的小孩也起名为“裕仁”。由于这是当今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因而最后他只能杀死自己的儿子并自杀，以此谢罪。

　　在日本，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名誉的“情义”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这种严格却不一定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要保持技术水平上的先进性。教师会说：“为了保全教师的名誉，我不能对我的学生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哪类动物，他也必须装作知道。即使一个英语老师他自己本身也只学了几年的基础英语，他也不能容忍别人来订正他的错误。对“教师名誉的情义”指的正是这种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自我防御性。商人也是这样。对“商人名誉的情义”就是说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公司的资金运转不良，也不能向外界宣布公司的某项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出于“情义”的考虑也不能承认自己某项外交方针的失败。这种在专业工作上对“名誉情义”的尊重实际上是把一个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任何对某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这种对别人指责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能的反应，在美国也在日复一日地重复上演着。比如有些人一听到诽谤就会气得发狂。但是美国人却很少会像日本人那样对自己的职业高度防御。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是属于哪种种属的动物，他会觉得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要比硬装自己知道好得多，虽然在刚开始他也很可能想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商人们对自己的设计方针不怎么满意，他会考虑再进行另外一种新的方针。他不会固执地认为，要保持自己自尊就必须坚持自己的一贯作法，而一旦承认自己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然而，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礼节，不在太多的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是一种智慧。

　　特别当一个人与他人竞争失败时，他对这件事就会特别敏感。比如，面试时录用了其他的应聘者，或者自己在激烈的竞争考试中被淘汰了，这时失败者就会对这种失败特别在意，觉得自己因此而“蒙受了羞辱”。虽然这种羞耻有时会演变成催人前进的动力，但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感到非常沮丧。他要么丧失自信、忧郁不振；要么咆然大怒，或者兼而有之。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受到了挫败，一切都是没用的。因而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竞争在日本并不会发挥像在美国那样积极的作用。在美国，人们都把竞争看做是一件好事，对它的作用也深信不疑。心理实验的结果也证明竞争可以督促人们更出色地完成工作。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自己一个人被动地去完成一件工作时，效果当然是没有在一种竞争的状态下好的。然而，在日本，这种心理测验的结果却正好相反。特别是当人们告别了少年期，这种结果就更加明显，因为儿时的日本人多半把竞争看作是一个游戏，对它并不怎么在意。而对青年和成年人来说，一有竞争他们就会有压力，工作效率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低。人们单独工作时，由于很少犯错误，因而速度也就相对提高，这个工作的进展就快。而一旦有了竞争对手，人们就容易分散注意力，因而也就容易犯错误，工作效率也就自然地下降了。如果对日本人说最后衡量工作业绩的标准纵向地与他自己以前的成绩比，那么日本人一定会尽力发挥他的最佳状态；而如果对日本说最后衡量的标准是横向地与其他的竞争对手比，那么他们就会马上慌了阵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几位实验者对日本人这种竞争状态下的不良表现的原因作了认真的分析。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在做一件事时存在竞争，那么做事的人就会担心失败，因而精力不能集中，工作业绩自然也受到影响。在竞争状态下，人们往往对对手异常敏感，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被侵犯的状态，因而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因而不能专心地工作。①

　　在接受测验的学生中，大多数人因担心失败可能带来的蒙羞而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如教师、商人们重视自己“名分的情义”一样，学生们对他们“名誉的情义”也看得很重。在学生组竞赛中输的一队会尽快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摆脱这种耻辱感。赛艇运动员会一下子扑在船上嚎嚎大哭；输了的垒球队员也会聚在一起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帮家伙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美国人比较绅士的礼节是承认更强的一方会取得胜利，然后向胜利者伸手致意。虽然人们都不愿意自己在比赛中输掉，但人们更看不起那种因失败而情绪冲动、大哭大闹的人。

　　因而，日本人常常会想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的竞争。日本的小学中几乎不存在什么竞争，这是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教师的天职只是帮助每一个小孩在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而不能拿一个学生和另外一个学生做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制或重读制，一年入学的儿童都在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他们平时在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们的学业成绩。在小学升中学时，会对每个小孩进行一场入学考试，这时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每个老师在得知自己的学生中有没通过考试之初都曾有过企图自杀的念头。

　　在日本人的整个日常生活中到处都体现着这种尽量避免直接竞争思想的。日本文化中的“恩”不允许有太多的竞争的余地，而美国人生活的宗旨就是在竞争中追求卓越。日本的等级制度繁琐复杂，这样就把直接的竞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另外，严格的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因为从辈分上说，父亲与儿子就不能像美国那样成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他们可能有某些利益上的冲突，但绝不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当日本人看到在美国家庭生活中，儿子与父亲经常会为谁使用汽车、或由谁来照顾母亲或妻子而发生争论时，他们感到特别的不可思议。

　　日本生活的另一个比较独特的特点就是在社会机制中安排了很多的中介人，这样即使有冲突关系的两者也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这种中间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由于自身力量的有限而可能在做某事上失败时，为了避免失败给自己带来的羞辱感，他就非常需要有个中间人。比如，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其他无数的日常事务中，中介人都起着为当事者双方沟通桥梁的作用。甚至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事件中，双方也都是各自先找中介人做细致的沟通，然后再分别向对方传达另一方的意见。如果是双方直接的接触，在交流中难免会听到一些别人对自己名誉的责难，从而使自己的名誉受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当事者往往会借助中介人来推进事情的进展。而中介人也以他自己成熟的斡旋技巧博得社会的好感与尊敬。由于中介人的介入和斡旋，事情顺利进展并取得期望结果的概率也就随之增加。另外，中介人还以同样的手段来帮助求职者打探雇主的招工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给雇主。

　　不仅在直接竞争的领域，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中日本人为了避免给他人造成羞辱，引起所谓的“名誉的情义”问题，他们制定了各种礼节礼仪来缓和矛盾，以便把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日本人认为，主人在迎接客人时必须换上新衣并按一定的礼节来接待。因此，如果去拜访农民时发现他还穿着工作服，那拜访的那个人就必须先在外边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的礼节以前，那个农民是不能出来迎接客人的。甚至有时候，主人就在客人所等的同一间屋子里更衣打扮，在没有打扮齐整之前主人也不和客人搭腔，仿佛客人根本就不在现场一样。在农村，男青年都是挑夜深人静、姑娘们已经就寝的时候去向自己心爱的姑娘示爱。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去时都是用毛巾蒙上自己头的，这种装扮并不是为了怕姑娘们认出了他是谁，而只不过是鸵鸟式的小技巧，是为了在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不会感到羞耻。日后再见面时他也不必承认自己曾受到侮辱。另外，日本人还有一种礼节性的要求就是：对于任何计划，除非有足够成功的把握，否则尽可能的不要涉足太深。比如在谈婚论嫁时，媒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在双方没有确立婚期前，使尽他的一切手段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以一种特别偶然的方式会面相亲。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公开了想要撮合的意图，那么万一后来双方谈的不妥，就势必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在相亲时年轻的男女都要分别由自己的父、母、或双亲陪同，这时媒人就扮演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安排男、女双方去参观每年一次的菊展或樱展，或者去比较著名的公园或游乐园等等，这样双方就可以装作是“偶然”“碰”到一起的。

　　通过以上的这种种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虽然人们强调在受到侮辱时受辱者有义务要洗刷污名，但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这种洗刷污名的义务就是人们适当地做一些安排，使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不再感到那种受辱感。这点与太平洋诸岛上其他部族在洗刷污名时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人们往往把血洗耻辱作为首要的头等大事来看。

　　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等地从事园艺的原始部落中，人们普遍的观点是对受到的侮辱怒不可遏，必须找机会发泄出来。他们在举行盛大的部族宴会时，必定会说这是由于另一个村子的人说他们太穷了，穷得连十个客人也招待不起。还特别吝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了起来；那个村子的首领们也都是些蠢货，蠢得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因而，为了显示他们村子的豪奢和大方，他们就大办特办了一场宴会，请来众多宾客，灯火通明，以此来洗刷自己的污名。在婚姻安排和经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在双方交战时，敌我双方在真正真枪实弹动武前，必定会首先对一大堆鸡毛蒜皮的事互相谩骂一番。不管是多么琐细的事情，他们也会当作必须争取的利益来看待。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在乎别人对他们名誉的评价。另外，这些部落也多是些不怎么讲文明礼貌的团体。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崇尚礼仪的模范。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些礼仪的存在，使他们在洗刷污名时会有所顾及。虽然日本人会把受到的侮辱转化为自己获取成功的动力，但日本人总是会用一切方法来限制这种侮辱他人事件的出现。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侮辱的鞭策作用，日本才得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并在十年间成功地推行了它对英美战争的政策。然而，西方人在谈到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度以及他们对复仇的热衷度时往往会说：那种在新几内亚部落中知耻而后起的例子，其实更适合于日本人。西欧人之所以在预测日本战败后的反应时不太切合实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提到对名誉的“情义”时，其实往往还加有特殊的限制。

　　美国人在认识日本人时，不应因为他们崇尚礼仪就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性。美国人喜欢随便评论人，将之视同游戏。因而美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对如此随意的批评这么认真。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曾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如何对他所受到的“嘲笑”作出反应的。写这部传记时牧野芳雄已在美国和欧洲居住了多年，但他却感到自己好像仍然生活在故乡——日本爱知县的农村。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排名老小，自幼就受到家中无比的宠爱。在他的童年即将结束时他的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也破产了。为了偿还欠债，他们变卖了全部家产，牧野芳雄家从此败落了下来。牧野很想学习英语，可他的父亲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来帮助他实现理想了。于是牧野就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当门房，一边看门一边学习英语。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到美国去。虽然除了附近的几个乡镇以外，他还未出过远门。

　　“我于是去拜访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有点希望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想法，指望他能给自己一些帮助。可令我非常失望的是，这位传教士竟然喊道：‘什么？你想去美国？’然后他和他的夫人就一起在房间里大声地嘲笑我！霎时间，我觉得真是头重脚轻，天悬地转。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钟，然后连声‘再见’也没说，就返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我之所以离开的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他人就是最大的不诚恳。

　　“人们常常对我发脾气，我对此从不愤怒。因为人并不是每天都会乐呵呵的，心情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是很脆弱的，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无根无据的流言飞语，我也能够原谅。因为人们在听别人说闲话时很难辨明是非，难免会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都可以酌情体谅。而对于嘲笑，我却无法原谅。因为人只有在自己待人不真诚时，才会嘲笑无辜者。

　　“在这里，我想讲讲自己对两个词语的认识。所谓杀人犯就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而嘲笑者则是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而，嘲笑别人是最卑鄙的罪行。事实上，那对传教士夫妇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哭泣‘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