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日本人认为救助受难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撤退的时候军医甚至会先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让他们用手榴弹自杀。在我们看来，日本人对同胞简直犯了虐待罪。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一套对战争的独特看法，不管这些看法间的差别有多大，其中还是有一些在西方国家看来都是相同的。例如，当吹起号角的时候就是在动员大家要全民皆兵了；当局部战役失败后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气；当战死和伤亡人数达到一定比率时就应该考虑投降；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国家作战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应遵循哪些公认的行动规则等等。

　　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真正不同在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看法。在系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及其行为时，我们不必过多考虑他们关于战争的观点与传统西方的战争观点之间的差别，尽管其中的某些差别可能会影射出日本人的性格特点，而或许这个特点正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同理，我们也不必特别考虑这种差别在军事层面上是否重要。

　　日本人评判战争正义性的标准与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美国人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认为是日本、意大利、德国三国的非法入侵破坏了国际和平。美国认为：当轴心国占领了满洲国、埃塞俄比亚和波兰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推行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政策；他们践踏了“让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公认的国际准则、或者至少是侵犯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而日本对战争的看法却是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公路、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设施。据日本官方数字统计，日本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青少年都接受了义务教育。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帮落后的友邻之邦中国一把了。同时，又由于“大东亚”各国同属一个人种，因而日本应该首先把美国从这一地区赶出去，然后再来收拾英国、俄国，让他们“滚回到他们该呆着的地方去”。各国都是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一环，环环相扣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谈谈这种等级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所具备的深层次的含义，这种等级思想是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然而，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非也这么想，这可能是日本最大的不幸了。即使战败后，日本仍认为从道德角度讲不应该排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另外，日本战俘，即使是最不好战的士兵，也很少指责日本政府所勾勒的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制思想的信仰和崇拜。对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思想可能是陌生的、是不可思议的。但我们必须清楚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等级制在凝聚日本民族时起了哪些积极作用。

　　同理，支撑日本取得胜利的基础也与美国一直所理解的不同。日本叫嚷着日本必胜，宣扬精神必将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是个大国，军事实力确实优越，但这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根本不应放在心上。人们可以从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看出一些苗头。《每日新闻》上经常会刊登这样的句子：“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家、高级统帅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在美军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反复地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必将失败。”在塞班、硫黄岛战役溃败时，这一信条毫无疑问成了很自然的托词，但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借口。在日军炫耀胜利的几个月中，这个信条一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早在偷袭珍珠港以前，它就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号了。在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小册子中写道：日本的“天定使命”就是要在“全世界宣扬武士道精神，力量不足不是问题，我们日本人难道还怕那些纯物质的东西吗？”

　　当然，像其他许多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其实也很担忧。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国民总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了军备，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在偷袭珍珠港的那年，国民总收入将近一半用在了陆海军的军事装备上。有关民用的财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由此可见，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不关心。但是，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一贯注重实力，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独特的思想基础。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质当然也必不可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赤裸裸地体现在了战争之中。在日军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格言：“以我们精锐的士兵来对付敌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以我们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枪利炮。”这就是军队传统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定做的，日军部队手册的第一页就用粗体字印着“阅读必胜”四个字。日军的飞行员可以驾着战斗机以“赶死”的方式冲向我们的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信条的活生生的例子。日军把这支力量称为“神风特攻队”。之所以叫做“神风”是处于这样一个典故：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时，他的船队在驶向日本的途中因遇飓风而全军覆没，是这次“神风”挽救了日本。

　　日本的精英阶层即使对民间也崇拜精神优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例如，老百姓不是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被通宵达旦的轰炸搞得筋疲力尽了吗?他们就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昂扬”，“越是疲倦，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在广播中命令大家做御寒体操，声称这一体操不仅能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可以代替一般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而又极其缺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在食品缺少的时候谈不上做什么体操。但此话不对。食物越是不足，我们就越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必须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美国人看待体力的标准，总是看昨天是否达到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合理；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贮存体力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至上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存在精神可以战胜生理上的死亡的例子。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飞行员战胜死亡的故事。“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都是三、四架一组地飞回机场。大尉是最先回来的一批。他从自己的飞机上走下来，然后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沉着。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后，他写了报告。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察，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在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是不可能如此冰冷。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所以，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正是这个大尉的强烈责任感才使他一直坚持到最后并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美国人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编造得太荒诞。然而，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则广播却并不感到好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为什么不能有奇迹?灵魂也是可以训练的。这位大尉显然是一位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懂得：“崇高的精神可以永恒”，那为什么这种精神就不能在这位责任感极强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一个人的精神能够达到最高境界。大尉通过训练已达到了这种境界。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对日本人的这一系列极端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不开化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欺骗者的幼稚幻想。但是那么，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看待，我们就难以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通过大肆的宣扬和特殊的训练，一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已深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信条并不仅仅只是某些怪癖的体现。只有当美国人了解了这些后，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在战败时会说“光有精神是不够的”；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承认“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真是幻想”的内在含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日本人的“光有精神是不够的”的论断时，我们知道这是通过在战场上、在工厂中与美国人的精神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而得出的结论。就像日本人在战败后所说的那样：在战争中，他们“完全是凭主观感觉行事的”。

　　日本人关于在战争期间等级制的必要性的看法、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理念以及对其他事情的看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进行研究提供了素材。他们不断宣扬安全、士气等问题只不过是为了预警而事先准备问题。不论遇到什么灾难，城市的空袭也好，塞班岛的溃败也好，菲律宾的失守也好，政府总是对日本老百姓说：这些是早在我们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收音机仍播着冗长的文字，希望日本人继续坚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都预计到的世界之中。“美军占领了基什加岛(Kiska)，从而使日本本土处于美国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作了必要充分的准备。”“敌人肯定会以陆、海、空三军的立体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对这些，我们早就预料到了。”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中战败的人也认为，轰炸不可能完全摧毁日本本土，“因为他们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大型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中发表讲话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上空了。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全体成员早就预料到了此事，并对此已做了充分的准备，因而，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只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已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日本人才能继续大肆宣扬说一切都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没有任何人将任何事强加给了他们。“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被动挨打了，而应该认为是我们自己主动地把敌人吸引过来的。”日本人会说：“敌人啊，你要进攻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所期待的终于来了。我们欢迎它们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格言说：“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撞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会。”另外，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微微一笑，诡秘地说：敌人的行动正中我下怀……”“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Bay)登陆后不久，马尼拉市就陷落了。马尼拉的沦陷可能事先已被山下将军料到了，因而事态的发展是与将军的部署一致的。山下将军的作战目标正在一点一点的实现。”这也就是说，马尼拉的溃败帮了山下将军的大忙。

　　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他们往往走向另一极端。美国人之所以要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是因为他们遭到了攻击，所以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美国军方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巴丹半岛事件时，决不会对普通士兵说：“这些都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反之，美国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故意挑起的，我们只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美国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因而他们时刻准备迎接挑战。而日本人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东西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不必感到害怕。真正使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是那些未曾料到的状况。

　　日本人在作战时经常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也显示了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他们会经常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注意着我们呢！”因而，在作战过程中他们必须将日本精神发扬光大。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必须体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对其官兵的指示是：“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上级命令你们弃舰时，所有海员必须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将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的。”日本人非常在乎他们给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这一点的关注正是源于日本文化的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到底真正拥有多大权力呢?一些研究日本的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其实在日本七百余年封建统治中，天皇不过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木偶。每个平民首先最应该效忠的就是他的庄园主，即“大名”；其次，他还要对将军和大元帅尽忠。对每个平民来说，天皇就如同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天皇深居在与世隔绝的宫廷之中，他的个人活动和各种仪式也都要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一般情况下，这些规章制度是由军事大元帅制定的。如果一个等级很高的封建诸侯表示对天皇敬意，那么他很有可能会被审判。对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如同不存在一样。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只有从日本的历史上寻求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日本。因为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能够立即被人们接受，并最终成为凝聚日本这个保守民族的力量呢？美国学者还认为：那些反复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其实是太夸张了，他们越这么说，就越证明他们论据的脆弱性。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必要去削弱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出的那种邪恶的纳粹元首理念，我们才应该给予坚决的回击。天皇是当代日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那么，整个日本的价值结构就会坍塌。

　　许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国人，在他们读了来自前线的一些材料或日本媒体方面的报道后，往往会对上面的观点持相反的意见。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会比用言语诋毁天皇，或对天皇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更刺痛日本人的心、激起他们斗争的士气了。这些人非常清楚，日本人决不会把对攻击天皇看作是对军国主义的攻击。一战后，当“德谟克拉西”①（在英文中的意思是“民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时，当军国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士兵去东京的街头都要换上便服时，日本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仍旧是那么的狂热。但一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指出：不能将日本人的这种对天皇的崇拜与德国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为一谈，后者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日本俘虏的口供中找到类似的观点。与西方的军人不同，日本战俘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在被俘后他们往往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因此，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杂乱无章的。这种现象可能与日本的不投降主义有关。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这种状况还是没有改变。即使有一些改变，那也只限于特定的军团和地方部队。我们应特别重视这些战俘的口供，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日本军人的意见。除了极少数是因受伤或失去知觉无力抵抗而被俘的以外，几乎所有的这些战俘都不是因士气低落而主动投降的。就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对他们的口供进行认真的研究。

　　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本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与天皇联系了起来。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天皇的意志”，是为了“让天皇放心”，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他们认为：“发动战争是天皇的旨意，作为臣民我们只能遵守”。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思想归功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讨厌战争的人称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天皇”，他们说天皇“一直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里事件时，天皇就表示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和未被天皇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因而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参战。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们受到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和德国战俘的完全不同。不论德国战俘对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行为表示如何的不满，他们仍然认为希特勒是挑起战争、发动战争最大的唆使者。而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及极端的战争侵略政策是两回事。

　　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根本难以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谴责。“人们不会觉得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人来承担责任，天皇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即使日本战败了，所有的日本国民仍然会继续崇拜天皇。”

　　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是人就免不了会受别人的怀疑和批判。因而他们对日本国民对天皇的顶礼摩拜感到极度的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即使在日本战败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态度和看法仍然没有改变。经验丰富的审讯官都觉得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笔记上都写下“拒绝诽谤天皇”的字样，因为没有一个战俘愿意诽谤天皇，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和盟军有过合作、并帮助过盟军对日军进行颠覆的人。在所有审讯战俘的口供中，只有三份不同程度上表示过对天皇的反对意见。一份比较露骨的提到：“保留天皇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第三份则只是提到：“如果天皇将皇位让给皇太子，而在皇太子执政期间废除了君主制的话，那么日本青年妇女就会像她们羡慕已久的美国妇女一样得到解放了。”

　　因而，当日军将领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时、当他们在天皇生日那天率领部下向东方三拜并高呼“万岁”时，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崇敬。在“部队日夜受到敌军轰炸时”，日本将领们会带领部下一起早晚共吟天皇亲自在“诏书”中向军人颁赐的“圣旨”，“朗朗诵声在树林中徐徐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用尽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之情。他们号召所有官兵要以对天皇的敬爱之情来“实现天皇的愿望”、“消除天皇的困扰”，并愿意“为天皇而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的尊崇却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只要天皇下令，即使只有一根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下令，日本人就会马上停止战斗。”“如果天皇下诏，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连最彪勇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不另外。”“只有天皇的诏书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这一事实，并为了战后家园的重建而继续生活下去。”

　　日本人对天皇是毫无保留的无限忠诚的，而对其他的人和团队又是无比的吹毛求疵，这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是日本的报纸、期刊杂志还是其他战俘的供词中，都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评意见。战俘们公开指责那些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离，而让士兵们自己抵抗到底的指挥官，日本战俘们更是深恶痛绝。一般来说，战俘们对有的军官赞赏有加，而对另一些军官却严厉谴责。这说明日本人并不是缺乏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即使日本本土的报纸、杂志也有时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指责，他们要求更强有力的政府、更高效的组织协调部门。他们甚至抨击政府限制了言论自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7月，一些报纸编辑、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政党头目和皇家顾问联盟的相关领导人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东京一家报纸对此次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认为唤醒国民良知的办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言论自由。这么多年来，日本国民都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讲了些什么后会受到责怪。他们疑心很重，往往只是表面应付，做事缺乏气魄。这样，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力量可谈？”另一位发言者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进行座谈，问他们对好多事情的意见，可他们就是唯唯诺诺不肯开口。当人的言论自由都没有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刺激人们战斗的意志呢？在所谓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下，日本国民的言行深受限制。因而他们像封建时代的老百姓一样，唯唯诺诺、胆小如鼠。内在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批评政府、军部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全盘地盲目地接受等级制的一切规则。然而，在对待天皇这个问题上却除外，天皇不会受批判。直到近代，天皇的至高无上性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他会如此受到人们尊重呢?日本人的性格中的什么因素会使天皇的神圣性不可侵犯呢?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样，只要昭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的事实，接受占领。这种看似滑稽的现象是会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歧图呢？还是会指引我们寻找真理？

　　日本人的这些关于战争的看法不仅影响了日本国内人们的态度，而且也影响了前线军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都有反物质主义的倾向，对天皇都虔诚崇拜。其中有些关于战争的看法深深影响了日军的战斗风格，比如只要取得胜利，不会考虑牺牲的人数。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给台湾海峡危机总指挥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时，日本媒体的宣传口径与美国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国官方认为，之所以授予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勋章并不是因为他使日军开始考虑要不要卷入冲突。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正是在尼米兹公报上所确认的。美国觉得：授予麦肯因将军勋章是因为他成功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地护送到了基地。这篇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件真人真事，而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军舰。但是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美国，挽救了两艘军舰就能被授予勋章。”

　　一次次的救援行动，一批批对落难者的救援物资都让美国人深深地感动。对美国人来说，“雪中送炭”不仅仅只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而日本人所理解的英勇是排斥这类救援行动的。他们甚至将美国人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的行为称作“懦夫行为”。日本的报纸、广播不断地谈论着这个话题，只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冒险精神才是最高尚的，小心谨慎、提前预防是无价值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量都将是一个问题，而要治疗这些伤员简直就是在浪费资源。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很少的医疗服务变成了空谈。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在这里，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往往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我们这样对病者的治疗实际上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这就好比要在轰炸机上安上安全设备一样。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去看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伤病患者的关注和怜悯要远远地超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关于这一点，即使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常常谈论到。这种对弱者的关照对日本人来说是很陌生的。在战争中，日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队伍，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进行最及时的抢救；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对医疗药品补给就更不用说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为了避免麻烦，干脆把伤病员干掉了。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由于欠缺考虑，日军往往在伤病员还没被转移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从还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了。在敌人就要占领这个阵地的时候，日军医院的负责人才开始执行所谓“撤退计划”。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临走时先将伤员全部杀掉，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日本人可以用处理废品的方式来对待本国的伤病员，那么他们对待美军战俘的态度显然也不会好到哪去。依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美国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W.Glattly)讲述他自己的战俘经历时说，在他被监禁在台湾的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享受的医疗待遇要比日军好。在俘虏营中，盟军的军医经常照顾盟军的战俘，而日军却几乎连一个军医都没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给日军战俘看病的唯一的医务人员只是一个非专业的下士，后来变成了一个巡官。那个巡官说他自己一年也就只见过军医一、两次。

　　比日本这种不计较伤亡人数思想更极端的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会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很光荣，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会很快通报给他的祖国，以便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平民，他都不会觉得有任何愧对家族的地方。然而，日本人却不这么想。荣誉就是战斗至死。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军进行自杀性的冲锋。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投降。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知觉而作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做人了”。他丧失了名誉，那个以前的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上述的规定，但在前线却显然没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教育。日军忠实实践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独自来或两、三个人结伴来“投降”的情况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里，有个公认的原则是如果阵亡者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这个仗就不值得再打下去了。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日军在霍兰迪亚(Hollandia)第一次大规模投降中，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比起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了。

　　所以，在日本人看来，那些美国战俘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让人觉得可耻的了。即使没有受伤、或得疟疾、赤痢等病，也已经是个“废物”，没有资格在被称为“完人”了。许多美国战俘都坦言，在俘虏营里大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这会极大地刺激看守。在日本人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比做战俘更让人感到可耻了，而美国人居然不懂得这个，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另外，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一些命令，也是日本军官要求俘虏营的日本看守们必须遵守的。在夜间集合或是乘坐拥挤的运输船转移，对日本看守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了。尽管日本哨兵只是要求美国战俘不要公开违抗规定，要他们慢慢学会如何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可美国战俘还是觉得哨兵的管制太严。战俘们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厂做工时，按规定是禁止从外边把食物带回来的，但这个规定常常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来，不让上头发现就行了。但是，一旦被发现，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就意味着是在向日本哨兵的权威挑战。公然向权威挑战，哪怕只是“顶顶嘴”，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是很讨厌顶嘴的，在军队中对顶嘴的惩罚更加严格。由于文化习惯不同，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俘虏营中，对于“恶迹”和“叛逆”只能是严惩不怠。

　　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很多日本士兵深信：一旦被捕，敌军肯定会虐待战俘，甚至会把他们杀死。所以大家更加觉得作战俘是可耻的了。在日本国内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美军的坦克都是从在瓜岛战役中投降的战俘的尸体上碾过的。也有一些日兵打算投降，但美军很怀疑，为安全起见就把他们都杀了，这种做法却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一个视死如归的日军最大的骄傲就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即使在被俘后他们也会这么干。就像一个日本战俘所说的那样：“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临死前不能作出什么壮举那才是奇耻大辱呢。”正是这种思想才使美军倍加警惕，也使日军不愿投降。

　　投降是可耻的，这一思想已在日本人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这与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战争惯例有所差异，而日本人却视为理所当然。同样，我们的一些行为在他们眼里也不可理解。他们非常吃惊的说，居然会有些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自己的家属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至少，日本兵没有想到在巴丹半岛战役中美军会向他们投降，因为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像日军一样奋战到底呢！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被俘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西方兵和日本兵之间在行为上最戏剧性的差别，是日军在被俘后竟会与盟军合作。日军不知道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应该怎么办。作为一名日本人，他已没有什么名誉可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说：不论战争结果如何，他们都希望能够回国。还有一些人则要求处决自己。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规定不许这么做的话，那我就要做一个模范战俘。”事实上，他们比模范战俘表现得还要好：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还为美军写宣传品，甚至还与美国飞行员同乘一辆轰炸机去攻打军事目标，好像他们的生命又开始了崭新的一页。虽然现在生活的内容与过去完全不同，但他们此时的信念却与过去同样坚定。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战俘都是如此。也有少数坚硬不摧的人。而且，对这些顽固不化的人来说，不论最后结果怎样，在一开始就必须先给他们一些好处。因而，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从不接受日本人主动提出的帮助。甚至在某些战俘营，美军根本不打算要利用任何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帮助。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必须首先通过调查消除原本的顾虑，随后慢慢在对日本战俘有好感的基础上建立对他们的信任感。

　　美国人并未期望每个战俘都会做出这样180度的大转弯，因为这和美军对日本战俘的认知不符。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一旦选定了一条路就全力以赴去做，如果失败了，就很自然地再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么，他们这种行为方式对我们管理战后的日本人有什么启发？还是说只是个别被俘士兵身上出现的特殊情况?就像日本人在战时的其他特殊行为一样，战后它们引起了我们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它们不仅涉及到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各种机制运行的方式，还涉及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