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美国全力以赴进行的所有战争中，与日本的战争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在和其他国家打仗时，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来考虑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习惯上的差异。比如在1905年的美俄战争中，美国的对手就是一个在文化上不属于传统西方阵营、同时又很精锐的民族。西方人觉得，即使是在战时，也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符合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文化里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因而，美日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就不仅仅只是岛屿海滩的登陆行动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后勤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性”成了最核心的问题。要对付日本，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日本人的行动意图。

　　这其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日本打开紧闭的国门已有七十五年了，如今人们提及日本人时，仍对他们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等词句记忆犹新。这类词句极高的使用频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人文社会学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在谈及其他民族时是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同时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他也不会既说这个民族顽固不化，又说：“但是，他们也蛮适应激烈变革的”；同理，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命令；不会既说该民族忠诚、宽厚，又宣称：“但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无惧，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不会既说他们在做事时很照顾别人的感受，又说他们其实更关注自己潜意识里的思想；不会既讲他们规规矩矩遵守军队中的规则，又描述他们是如何不服管制，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如何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的顽固保守。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观察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是不会在一本书渲染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而在另一本书中却笔锋一转，大肆描述该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了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这些矛盾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刀与菊便是这样一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的；是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的；是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的；是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的；是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的；是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的；是既勇敢而又懦怯的；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击倒。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他们又生性叛逆。

　　既然了解日本人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再对上述相关的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正等着我们解决。比如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攻打日本本土，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哪些有用的信息?对日军和日本本土人民我们应采取哪种舆论策略，才能既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又消磨日本人那种顽固抵抗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日本通”也会众说纷纭。如果战争结束，为了保持世界和平，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部队是否准备要在日本深山老林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谁将领导这次革命呢?如果没发生，那是否意味着日本民族只有等待灭亡?对这些问题的预测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组织要求我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尽早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那年夏初，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日反攻行动。在美国，许多人都认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持续三年，或许十年，或许更长时间。在日本，民众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可能会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远呢！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媒体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坚信他们会是真正的胜利者。

　　然而，进入六月以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放在军事优先考虑的地位，现在由于对德战争即将取得胜利，这种策略就显得不再那么必要了。在太平洋地区，美军部队已在塞班岛登陆，这将是一场预告日军大败的重要的战役。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军更是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决一死战。从以往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地与日军的战役中，我们已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难对付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尽快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不仅要关心日本军事、外交方面的事情，还要关心她一段时间内的大政方针政策以及她对后方普通老百姓生活产生的舆论影响，对每一个细微的细节我们都必须仔细观察。日本正在全力以赴的进行战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不仅要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她的经济、军事实力，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她本国国民的期望值，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处事模式；我们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撇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必须尽量从事件中超脱出来，不要觉得美国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的事情，日本也会这么做。

　　我的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美日两国正在打仗，往往在战争中很容易诅咒和痛骂敌军，但要真正了解敌人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这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会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作“正值”，即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也就是不利条件来看待。对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件本身，我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研究，而不是当作一个军事问题来看待。与在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人的特点。那么，日本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呢?看看日本的将领都在做些什么吧！他们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在战争中他们把什么视为最核心的资源？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了解日本人。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方法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也无法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我无法亲眼目睹他们作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当时唯一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Embree)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未涉及。

　　尽管困难很大，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至少我可以利用最保险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直接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通过与他们交流，我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他们的观点给了我很多启示；我想，这种启示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其他的社会学家多是通过采用分析图书文献、历史事件、统计资料，及日文的报纸来从事日本研究的。但我深为确信，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更多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从生活在那种文化的人开始研究，收获可能会更大一些。

　　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不去查阅资料，也不意味着我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请教。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初见成效。这些优势是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们所没有的，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文字，不能用文字、笔墨来记录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风情的描述很少，即使有，也大都是浮光掠影。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层面。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文献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不少自身不寻常的心路历程的书。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描写、剖析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日常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宏伟的全球侵略计划，其露骨程度实在让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时经常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东西，可能这些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了吧。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已经习而不察、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较喜欢剖析自己的。

　　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也特别注意分析那些自己不太理解的东西。比如我要怎样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一大堆罗列的概念?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无足轻重的事咆哮不止，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听之任之？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地问自己，“这幅画卷的症结何在?”“要彻底了解日本文化，我必须了解什么?”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拍摄的影片资料: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等等。看过后我也和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交流。与我不同，他们都是以日本人独特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的。当我被一些情节搞的迷惑不解时，他们却不会如此。而且，他们对剧情、动机的理解与我也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就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乐于褒奖日本的风俗习惯，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受益更多。但他们所透露出的规范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却是一致的，不论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如果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普通老百姓)本身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也无非是重复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任何一名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工作仅仅如此的话，那他是不可能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的。正是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正是由于他们的某些特质，他们才有可能在进行一段认真的研究后，在这个人才辈出的人文领域崭露头角。

　　人类学家已对亚洲和大洋洲的其他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日本文化中的一些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传统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里尼西亚的相似。根据这些相似来推测古代的移民和相互接触情况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我并认为文化研究的真正意义是要了解这种文化间的历史关联，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要用这类相似和差异来理解日本的生活方式。我对亚洲大陆的暹逻①（Siam）、缅甸和中国文化也多少有些了解，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亚洲博大精深的文化，因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常常把日本文化和这些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也反复强调这种文化比较是何等的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正式习俗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有可能有一小部分与周围任何民族都不相同，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体现着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最终决定着该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尽管他们在整体中所占的比率非常小。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共性的民族间的差异。

　　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解决这一难题，人类学家必须改进研究技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遇到某种状况时，他们对这种情况寓意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自己就亲身体验过这种巨大差别。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以血缘关系或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而这几乎是连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也无法设想的。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习俗对在构建种族行为说的影响，以及这种习俗是如何世代相传下去的。

　　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也应该关注这种不同文化间差异、影响及其后果。人们都意识到了美日文化间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现在我们还出现了一种误导：认为凡是我们干的，日本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也相信这种说法，将这种差异简单地夸大，认为不同文化的民族根本不可能相互了解，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已充分证明，即使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比起其他社会科学家来，人类学家应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当作“负值”来看待。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人类学者就应越加关注。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者不应只注意少数几个特别挑选出来的例子，而应该将面铺广，对他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的任何细节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未受过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在研究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时，往往会忽视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甚至人们对琐事的固有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他把太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他不明白正是这些习惯和普遍接受的说法深层次地渗透了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它们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对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加以研究，因为一个部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另一个部落看来可能就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人类学家如果要理解某一部落最恶的一面，或是某一部落中最胆怯的一面，或是在某些假想的情况下其他部落是如何应对、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如何理解那些日常习以为常的细节问题有关。人类学家必须认识到这些细节的重要性，并且也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和挖掘。

　　在研究日本文化时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人们只有高度重视一个民族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提出的理论前提的重大意义：不论是最原始部落还是最先进的开化民族，普通老百姓个人的处事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他们的行为是如何怪异、思想是如何的偏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往往总是与个人的经历有关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是有某些最平常的细节和琐事造成了这种奇特行为的产生。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小事中，我的研究就越容易出成果。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进步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的研究也是从这个理论前提开始的。即：许多看似孤立的行为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构成一个总体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模式。在人类社会中，总还是存在着某些公认的价值观的，人们会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解决方法表示认同，这些便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理论基础。无论有多大困难，人们都试图把这些公认的处事方式融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个人的微观生活中按照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保持自身和大环境的和谐统一，为了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整个大环境趋同，他们接受公认的动机和理性思维。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不复存在了。

　　因而，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都相互啮合在一起。一个部门发生比其他部门更急剧的变化，其他部门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内部和谐一致的需要。在权力至上的前文字时代，人们追求权力的意愿不仅表现在与其他部落的经济交往当中，也同样表现在宗教仪式上。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字开始出现，教会在宗教领域仍然保持了很大的权力，但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教会逐步失去了权威。宗教仪式还是一样的，但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宗教仪式、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再是各自圈在自己的小池之中，而是溢过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汇合，以至掺混而难以分开。事物间的真理就是这样：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散到经济、宗教、性生活、以至婴儿抚育等更多的领域，就越能探究他所研究的领域中的真理，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一个理论前提并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就越能学会把任何民族的任何政治、经济、道德的要求都理解为这是他们个人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一本探讨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书。它试图通过描述日本人的活动来揭示他们表露自我的一些动机和设想。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在二十世纪我们有很多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有许多合混偏激的概念在头脑中，不仅对日本民族的形成，而且对美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原因，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为俄罗斯民族等问题均是如此。各国之间由于缺乏了解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当一个民族整个经验、价值体系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设想截然相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时，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不能完全指望、相信各个民族自己关于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努力描述他们自己的民族，但这有一定难度。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所采用的视角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当然，任何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好的。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自己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自己会分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睛的度数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大夫，他就会通过特定的技术来检查眼镜的度数。无疑，将来我们也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提供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服务。

　　这项工作，即要求大夫具备坚强的意志和某种硬心肠，又要求他们持有宽容心态。一些善意人士有时指责所谓的强硬心肠人们。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坚信并且向全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信念：即“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凡是人，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来这帮软心肠的先生们有时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如若不然，国际亲善主义就无从建立。但是强迫他人接受这种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单一性，就好比强求自己的妻子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就未免太荒谬了。而硬心肠的人认为差别必须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确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是如此。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此种人生态度的滋长的想法都无疑是荒谬的，因为这类研究者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文化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②。同样，软心肠的先生们也无需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使之停滞静止。英国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丧失其英国色彩和性质，相反，正是由于差异和不同才使民族情节能够世代相传。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宽容心。只有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的人，才会有超乎寻常的宽容。只有这样，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发展。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决不是执狂。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一样，如果人们还在战战兢兢地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能发展。这种人决不会懂得，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身置于愉快和丰实的体验之外。他们是如此保守，以至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纳并接受他们的特殊方式。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一切民族接受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信条。但是，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的，这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单腿站立方式休息一样。

　　因此，这是一本阐述日本习惯的书：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或是说人们觉得日本的习惯就是什么样的。它将谈及日本人在哪些情况下希望能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他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都有哪些原则、要求等等。本书所论述的事项，要说最理想的论据，恐怕就是那些平凡的街头巷尾形形色色的清谈者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会亲自置身于书中提及的那些特殊情况，但他们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如何。之所以这样进行研究，目的是要勾勒出日本人灵魂深处指导他们思考、行动的态度。也许最终这本书都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目的，但这是此书追求的目标。

　　研究者在研究中很快就会发现，对一些现象的研究，即使再增加更多的材料，也不能保证它的确凿性。譬如，一个人应在何时向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每个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常识问题，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说清楚，只要有几个例证就行了，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一致的结论。

　　而如果研究者想弄清楚影响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理论前提条件，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工作艰巨得多。人们迫切需要明白的是，这些公认的习俗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赖以观察现实的镜片的；他们必须阐述日本人的理念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焦距和观点，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使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来观察人生的美国人也能听得明白。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参照物和标准就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普通日本人的代称了：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何况在他看来，为了能让美国人理解而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过分的累赘。

　　目前，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理论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理念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统计法，他们通过对大量调查资料、调查答卷、交谈者的回答、心理学的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关系。在对舆论进行调查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抽样调查，这种科学的方法现在美国已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了解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具体政策有多少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的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结果具有实践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道破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们都熟悉美国生活并且认为它的存在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还不太了解的情况。要想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国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辅以投票的方式才能有效。通过审慎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弄清楚他们对国家本身抱有什么样的理念，抽样调查结果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在清楚了他们头脑中国家的概念之后，我们才能弄清各种利益集团在街头或国会中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公众对政府所持的观点,要比标志各政党支持率的数字更具普遍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凶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对美国人来说，除了战时状态外，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民间事业职员的地位要高。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之间的差别悬殊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的正是日本人的国家观，以及这种观点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论上以及民族历史的神话、庆祝民族节日的词曲中的。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发现日本人的国家观。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会精确地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所赞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应进行仔细、详尽的研究。日本正是这样的国家，她的基本观念十分值得我们研究。我确实发现，一旦我们弄清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什么差别的话，并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觉得那些原本很怪异的日本人还是那么离谱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把原本很急剧的变化看作是和系统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试着分析原委了。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我会发现那些原本觉得怪异词句和概念，现在却一跃而变为具有重大含义、且充满情感的东西了。他们的道德观、罪恶观同西方人所理解的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价值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既包含了日本人长处也包括日本人不足的，日本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