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读《楚辞》
读《楚辞》
一屈原是谁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
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
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子）传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
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何能知
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
二可疑。
（丑）《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屈平。”次说：“屈平
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
张仪不及。”又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
行。’”又说：“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又
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
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
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说“放流”，出使于齐
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说“虽放流”，忽
说“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
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
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
《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
竟是汉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汉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
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我这个见解，虽然很空泛，
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
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只有那笨陋的汉朝学究能干
这件笨事！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
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
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
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
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了！
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
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
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
他们做“箭垛”。
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
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
他们做“箭垛”。
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
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
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
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
——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
用了，渐渐消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
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苑》也载此事，而补《史
记》的人也七拼八凑地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补《史记》的人很多，
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原贾生
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
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辞》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作的。那二十五
篇是：《离骚》一，《九歌》九，《天问》一，《九章》九，《远游》一，
《卜居》一，《渔父》一，《招魂》一，《大招》一。这二十五篇之中，《天
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
的。《卜居》、《渔父》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
进步已高的时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变体。《大
招》似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决非屈原作的。
《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
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
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作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作的。
《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
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
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
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们可以把上述意见，按照时代的先后，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九歌》
（2）稍晚——屈原？《离骚》、《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招魂》
（4）稍后——楚亡后《卜居》、《渔父》
（5）汉人作的《大招》、《远游》、《九章》的一部分。《天问》
三《楚辞》的注家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
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
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
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
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
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
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
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
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
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入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
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
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
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
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
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
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
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
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
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
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入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
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
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
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
“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它的文学趣味
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
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
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
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己，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
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
既诒湘夫人以袂褋，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
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它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
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这部书的长处，不仅在材料之多，而在方法和体例的谨严细密。简单说
来，有这几点：
第一，辑佚书的方法，清朝学者用在各种方面，收效都极大。但词集的
方面，王鹏运、朱孝臧诸人都不曾充分试用过；有时偶尔用它，如四印斋的
《漱玉集》，又都苟简不细密。到万里先生才大规模地采用辑佚的方法来辑
已散佚的词集。他这书的成绩，便是这方法有效的铁证。
第二，辑佚书必须详举出处，使人可以复检原书，不但为校勘文字而已，
并且使人从原书的可靠程度上判断所引文字的真伪。清朝官书如《全唐文》
与《全唐诗》皆不注出处，故真伪的部分不易辨别。例如同为诏敕，出于《大
唐诏令集》的，与出于契嵩改本《六祖坛经》的，其可靠的程度自然绝不相
同；若不注明来历，必有人把伪作认为史料。万里先生此书每词注明引用的
原书，往往一首词之下注明六七种来源，有时竟列举十二三种来源，每书又
各注明卷数。这种不避烦细的精神，是最可敬又最有用的。
第三，辑佚书的来源不同，文字上也往往有异同。万里先生此书把每首
词的各本异文都一一注出，这是校书的常法，而在文学史料上这种方法的功
用最大，因为文学作品里一个字的推敲都不可轻易放过。即如此书第一首词
——宋祁的《好事近》——的上半首，各本作：
睡起玉屏风，吹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帷箔。
《阳春白雪》本只换了四个字，便全不同了：
睡起玉屏空，莺去乱红犹落。天气骤生轻暖，衬沉香罗薄。
从文义上看来，《阳春白雪》本远胜于各本。在这种地方，虽有许多本子之
相同，不可抹煞一个孤本的独异。异文的可贵正在此。
第四，此书于可疑的词，都列为附录，详加考校，功力最勤。试举《漱
玉词》作例。《漱玉词》的散佚，是文学史上的绝大憾事，所以后人追思易
安居士的文采，往往旁搜博采，总想越多越好。王鹏运说：“吉光片羽，虽
界在似是，亦足珍也。”其实辑佚书所贵在于存真，不在求多。万里先生重
辑《漱玉词》，所收只有四十三首，余十七首列入附录。他所收的，也许还
有一两首可删的；但他所删的是决无可疑的。
第五，向来王、朱诸刻都不加句读，此书略采前人词谱之例，用点表逗
顿，用圈表韵脚，都可为读者增加不少便利，节省不少精力。
以上略述此书的贡献，但此书亦有一二可以讨论之点。此书所收词人，
除了极少数之外，多是普通读者向来不大认得的。万里先生既做了这一番辑
逸钩沉的大工作，一定收到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他若能给每位词人各撰一篇
短传，使我们略知各人的生平事实，师友渊源，时代关系，以及各人所作其
他著述的版本存佚，那就更可以增加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了。
逸钩沉的大工作，一定收到了不少的传记材料，他若能给每位词人各撰一篇
短传，使我们略知各人的生平事实，师友渊源，时代关系，以及各人所作其
他著述的版本存佚，那就更可以增加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五
《宋人话本八种》序
《宋人话本八种》序
灯花婆婆风吹轿儿
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
错斩崔宁简帖和尚
紫罗盖头小亭儿
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
西湖三塔小金钱
这十二种书很少人见过，见过的人也瞧不起这种书，故《也是园》以后竟不
见于记载了。
王国维先生作《戏曲考原》初稿（载《国粹周报》第五十期，与《晨风
阁丛书》内的定本不同），提及这十二种书，他说：
..其书虽不存，然云“词”，则有曲；云“话”，则有白。其题目或似套数，或似杂剧。
要之，必与董解元弦索《西厢》相似。
后来王先生修改旧稿，分出一部分作为《曲录》（《晨风阁》本），也引这
十二种词话，他有跋云：
右十二种，钱曾《也是园书目》编入戏曲部，题曰“宋人词话”。遵王（钱曾）藏曲甚富，
其言当有所据。且其题目与元剧体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杂剧段数，及陶宗仪《辍耕录》所
载金人院本名目，则其为南宋人作无疑矣。（《曲录》一）
民国十年（1921），我作《水浒传后考》，因为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有一条发凡云：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
所以，我疑心王国维先生的假设有错误。我说：
《灯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浒》的“致语”，大概未必有“曲”。钱曾把这些作品归在“宋
人词话”。“宋人”一层自然是错的了，“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未必是曲。
故我以为这十二种词话大概多是说书的引子，与词曲无关。后来明朝的小说，如《今古奇观》，
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别的事作一个引子，大概这种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灯花婆婆》一类的
致语的进化了。（《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这段话也有得有失：（1）我不认这些词话为宋人作品，我错了；（2）我
说“词话”的词字大概是平话一类的书词，这是对的；（3）我又以为这些词
话多是说书的引子，我又错了。——当日我说这番话，也只是一种假设，全
待后来的证据。但证据不久也就出来了。
第一是《灯花婆婆》的发现。民国十二年二月，我寻得龙子犹（即冯犹
龙的假名）改本的《平妖传》，卷首的引子即是“灯花婆婆”的故事。我恍
然大悟，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发凡所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
婆等事”乃是一时记忆的错误。“灯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传》的致语，
而杨定见误记为《水浒传》古本的致语。相传《平妖传》也是罗贯中作的，
故杨氏有此误记。（谢无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里也提及这
篇引子，但谢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后来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
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又是根据杨氏百二十回《水
浒传》发凡之说，因一误而再误。多年的疑团到此方才得着解决。
第一是《灯花婆婆》的发现。民国十二年二月，我寻得龙子犹（即冯犹
龙的假名）改本的《平妖传》，卷首的引子即是“灯花婆婆”的故事。我恍
然大悟，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发凡所说“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
婆等事”乃是一时记忆的错误。“灯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传》的致语，
而杨定见误记为《水浒传》古本的致语。相传《平妖传》也是罗贯中作的，
故杨氏有此误记。（谢无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里也提及这
篇引子，但谢先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后来周亮工《书影》说的“故老传
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又是根据杨氏百二十回《水
浒传》发凡之说，因一误而再误。多年的疑团到此方才得着解决。
最重要的证据是《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此事是缪荃孙先生（江东老
蟫）的大功，在中国文学史上要算一件大事。
民国十一年的旧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庙买得《烟画东堂小品》，始见
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其中《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种，
见于《也是园书目》。原刻有江东老蟫乙卯（民国四年）的短跋，其中记发
见此书的缘起云：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
《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
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旧物。《错斩崔宁》，
《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
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
后来《金虏海陵王荒淫》也被叶德辉先生刻出来了。故先后所出，共有
八种，其原有卷第如下：
第十卷碾玉观音
第十一卷菩萨蛮
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志诚张主管
第十四卷拗相公
第十五卷错斩崔宁
第十六卷冯玉梅团圆
第二十一卷金虏海陵王荒淫
看这卷第，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这种小说的数量之多，但其余的都不可见了。
江东老蟫的跋里说“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刻本只有《菩萨蛮》一篇
卷首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图章。《菩萨蛮》一篇也不见于《也是园书目》，
可见这几篇都是钱曾所藏，编书目时只有十二种，故其余不见于书目。
我们看了这几种小说，可以知道这些都是南宋的平话。《冯玉梅》篇说
“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
“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先朝一个宰相”，又说“我宋元气都
为熙宁变法所坏”；这些都可证明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是在南宋。《菩萨蛮》
篇与《冯玉梅》篇都称“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纪之末
了，故知这些小说的年代在十三世纪。
“我宋建炎年间”；《错斩崔宁》篇说“我朝元丰年间”；《菩萨蛮》篇说
“大宋绍兴年间”；《拗相公》篇说“先朝一个宰相”，又说“我宋元气都
为熙宁变法所坏”；这些都可证明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是在南宋。《菩萨蛮》
篇与《冯玉梅》篇都称“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纪之末
了，故知这些小说的年代在十三世纪。
○年，但书中提及金世宗的谥法，又说“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于一
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后二年。又书中说：
我朝端平皇帝破灭金国，直取三京。军士回杭，带得虏中书籍不少。
端平是宋理宗的年号（1234—1236）；其时宋人与蒙古约好了，同出兵伐金，
遂灭金国。但四十年后，蒙古大举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书之作在端平以
后，已近十三世纪的中叶了。
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话，初读时，颇使我怀疑此书的年代。
书中贵哥说：
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铃，只有人才是活宝。
这句话太像明朝人的口气，使我很生疑心。缅甸不见于《宋史》外国诸传，
但这却不能证明当时中国民间同缅甸没有往来的商业贸易。《元史》卷二百
十说：
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缅，招谕其王内
附。
其时宋朝尚未灭亡。这可见十三世纪的中国人同缅甸应该可以有交通关系。
又《明史》卷三一五说：
宋宁宗时（1195—1224），缅甸、波斯等国进白象。缅甸通中国自此始。
此事不见于《宋史·宁宗本纪》。《宁宗本纪》记开禧元年（1205）有真里
富国贡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记此事在庆元六年（1200）。真里富在真
腊的西南，不知即是缅甸否。《宋史》记外国事，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
故南宋一代同外国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记缅甸通中国的话是有
根据的，那末，十三世纪中叶以后的小说提及缅甸，并不足奇怪。
又元世祖招谕缅甸之年（1271），即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东游之年。中国与“西洋”的交通正开始。不过当时所谓“西洋国”并不很
“西”罢了。大概贵哥口中的“西洋”，不过是印度洋上的国家。
故我们可以不必怀疑这些小说的年代。这些小说的内部证据可以使我们
推定它们产生的年代约在南宋末年，当十三世纪中期，或中期以后。其中也
许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许远在蒙古灭金
（1234）以后。
这些小说都是南宋时代说话人的话本，这大概是无疑的了。（参看鲁迅
《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粱录》
等书所记，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话本：
《小说史略》第十二篇）据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和吴自牧的《梦粱录》
等书所记，南宋时代的说话人有四大派，各有话本：
小说。
（2）讲史。
（3）傀儡。“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
（4）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说“四
家说话人”，与王国维先生和鲁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专篇论
这个问题）
大概“小说”一门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种子目：
（a）烟粉灵怪传奇。
（b）说公案。“皆有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态之事。”
（c）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d）说经。“谓演说佛书。”
（e）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我们现有的这八种话本，大概是小说和讲史两家的话本。《海陵王》和
《拗相公》都该属于“讲史”一类。《冯玉梅》一卷介于“说公案”和“铁
骑儿”之间。《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和附录的
《灯花婆婆》），都是“灵怪传奇”。《错斩崔宁》一卷是“公案”的一种，
开后来许多侦探小说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先路。
崔宁冤枉被杀，起于十五贯钱，后来“十五贯”也成了侦探小说的一个“母
题”，如昆曲中有况太守的《十五贯》，便是一例。《菩萨蛮》一卷虽不纯
粹是“说经”，却是很进步的“演说佛书”的小说。“说经”的初期只是用
俗话来讲经，例如敦煌残卷中的《法华》俗文之类。后来稍进步了，便专趋
重佛经里一些最有小说趣味的几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残卷中的《八相成道
记》，《目连》故事，《维摩诘》变文等。到了更进步的时期，便离开了佛
书，直用俗世故事来演说佛教的义旨，《菩萨蛮》便是一例。
这几篇小说又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说话人”的神气，和说话的情形。
陆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诗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乡村的说话人。京城里的说话人便阔的多了。他们有“书会”，有“雄
辩社”（均见周密的《武林旧事》）。至少他们有个固定的说书场。他们自
称为“说话的”（见《菩萨蛮》）。他们说一个故事，前面总有个引子，这
个引子叫做“得胜头回”。本书《错斩崔宁》一卷说：
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
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鲁迅先生说这种话本的体制：
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
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
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
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
故冠以吉语曰得胜。
这个方法——用一个相同或相反的故事来引入一个要说的故事——后来
差不多成了小说的公式。短篇的小说如《今古奇观》、《醉醒石》等都常常
保存这种方式。长篇的小说也往往有这样的引子。《平妖传》的前面有《灯
花婆婆》的一段；《水浒传》的前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醒世
姻缘》更怪了，先叙晁家的长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后，晁
家的故事依旧继续说完。后来清朝学者创作的小说如《儒林外史》，如《红
楼梦》，如《镜花缘》，如《老残游记》，各有一篇引子。有时候，这种引
子又叫做“楔子”，但这个名称是不妥当的。元人的杂剧里，往往在两折之
间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没有放在篇首
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
不但这个引子的体裁可以指示中国小说演变的痕迹，还有别的证据可以
使我们明白“章回小说”是出于这种话本的。本书《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说：
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十数回蹊跷作怪的小说。
《西山一窟鬼》全篇不过六千字，那有“十数回”呢？大概当时说话的人随
时添枝添叶，把一个故事拉的很长，分做几回说完，也有分做十数回的。《西
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话，添几个鬼也不嫌多，减掉几个也不算短，故可以
拉长做“十数回”说完。但写成话本时，许多添的枝节都被删节了，故只剩
得六千字了。
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诗“高楼明月笙歌夜，此
是人生第几回”的“回”字。说书的人说到了一个最紧要的关头，——一个
好汉绑上了杀场，午时三刻到了，刽子手举起刀来正要砍下；或者一个美貌
佳人落在强暴之手，耸身正要跳下万丈悬崖，——在这种时刻，听的人聚精
会神，瞪着眼发急，——在这个时候，那说书先生忽然敲着鼓，“镗，镗，
镗”，他站起来，念两句收场诗，拱拱手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他说了这句话，收了鼓，收了摊，摇头去了。这便叫做“一回书”。
本书的《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上回之末说崔宁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
这一天崔宁到湘潭县官宅里承揽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
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
了一看。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
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
这正是全书的吃紧关头，但说话人说到这里，念了两句收场诗，忽然停止了。
“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说话人却远远地从刘两府的一首词说起，慢慢说到
崔宁的东人郡王派了郭排军送钱与刘两府，路上遇着崔宁。这种分段法，和
后来的小说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浒传》第八回之末写林冲被绑在树上，
这正是全书的吃紧关头，但说话人说到这里，念了两句收场诗，忽然停止了。
“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说话人却远远地从刘两府的一首词说起，慢慢说到
崔宁的东人郡王派了郭排军送钱与刘两府，路上遇着崔宁。这种分段法，和
后来的小说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浒传》第八回之末写林冲被绑在树上，
：
万里黄泉无旅店，三魂今夜落谁家？
毕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写武松和庵里那个先生相斗，
两个斗到十数合，只听得山岭旁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但见：
寒光影里人头落，杀气丛中血雨喷。
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拿这两条例子来比《碾玉观音》的分段之处，很可以看出“章回小说”
是从这些短篇话本里演变出来的了。
我有一天问汪原放先生道：“你看这几篇小说之中，那一篇作得最好？”
原放说：“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骂王荆公的新法，要写一位“拗
相公”，便捏造出一个故事来，处处写新法害民，处处写出一种天怒人怨的
空气，同时处处写一个执拗的王荆公，总算能达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说
这篇最好。”
原放的话颇有见地。这八种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识阶级中人所
作，章法很有条理，内容正代表元祐党人的后辈的见解，但作者又很有点剪
裁的能力，单写王安石罢相南归时途中亲身经历的事，使读者深深地感觉一
种天怒人怨的空气。《宣和遗事》里也有骂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无文学意
味，比起这篇来，真是天悬地隔了。我们在今日也许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
为他辩护，但我们终不能否认南宋时代有这种反对他的舆论，也终不能否认
这篇《拗相公》有点文学的趣味。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一种艺术。此篇中写
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个老妪的茅屋内借宿。第二天——
将次天明，老妪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
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喌，
喌，喌，王安石来”！群鸡俱至。
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
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诨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
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
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
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
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今世没奈何他，后
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荆公暗暗垂泪，不敢开言。..
这个老妪的政论固然是当日士大夫的议论，不见得一定代表民间的舆论，却
也未必完全出于捏造。王荆公在几年之中施行了许多新法，用意也许都很好，
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县官也许有好人，
而吏胥里保未必不扰民敲诈。在一个中古时代，想用干涉主义来治理一个大
帝国，其中必不免有许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许很好，但国
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
的敢做敢为，自然可以钦敬；但当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对新法，也未必完全
没有事实上的根据。
这个老妪的政论固然是当日士大夫的议论，不见得一定代表民间的舆论，却
也未必完全出于捏造。王荆公在几年之中施行了许多新法，用意也许都很好，
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县官也许有好人，
而吏胥里保未必不扰民敲诈。在一个中古时代，想用干涉主义来治理一个大
帝国，其中必不免有许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许很好，但国
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
的敢做敢为，自然可以钦敬；但当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对新法，也未必完全
没有事实上的根据。
以小说的结构看来，《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种巧妙的
政治宣传品，其实算不得“通俗小说”。从文学的观点上看来，《错斩崔宁》
一篇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这一篇是纯粹说故事的小说，并且说的很细腻，
很有趣味，使人一气读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没有一点神鬼迷信的不自然
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气贯注到底。其中关系全篇布局的一段，写的最
好，记叙和对话都好：
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
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
声：“来了！”起身开了门。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
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
“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
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
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
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
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
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
他的酒才来的。”
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
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
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
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
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的一
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
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
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
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
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
我从前曾很怀疑宋元两代的白话文学发达的程度。在我的《水浒传考证》
里，我曾说：
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我又说：
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
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
（《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三）
我在那时这样怀疑元代的白话文学，自然更怀疑宋代的白话文学了。
但我现在看了这几种南宋话本，不能不承认南宋晚年（十三世纪）的说
话人已能用很发达的白话来做小说。他们的思想也许很幼稚（如《西山一窟
鬼》），见解也许很错误（如《拗相公》），材料也许很杂乱（如《海陵王
荒淫》，如《宣和遗事》），但他们的工具——活的语言——却已用熟了，
活文学的基础已打好了，伟大的小说快产生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夜
《胡适文存三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