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91年春节期间，正当周培源身体稍稍恢复，在北京的寓所里与前来拜年的朋友学生们热烈地谈论三峡工程时，国家副主席王震、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在广州邀请了部分专家、干部座谈三峡工程。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原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光斗，长江水利委员会顾问杨贤谥，总参工程兵部顾问殷之书，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等人。这些专家、干部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有关部门和科技人员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反复的考察、论证，特别是198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为慎重起见，责成原水利电力部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后，又对三峡工程的重大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补充调查、勘测、设计和试验研究工作，证明了兴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现在该是作出决策的时候了。’
同年，李伯宁致函总书记江泽民，强烈要求三峡工程立刻上马，江泽民指示：“看来对三峡工程是可以下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新闻界传达这一指示的同时，布置了正面宣传的要点。（注12）
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中央已经有了一个倾向性意见，快上三峡工程宣传的力度加大，更成一边倒的趋势。但是，深知三峡工程利害的周培源、李锐、孙越崎以及一批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学者，依然心所谓危，坚持已见，不怕冒犯，率直而言。中央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也没有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体现了一种大度宽厚的开明态度，较之黄河三门峡不可同日而语。时代毕竟进步了，科学民主精神也正在逐步深入人心。虽然少数人的执著未能根本改变主流派的意见，但很大地促进了问题的展开、论证的深入，为重大工程的科学民主决策，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在1992年3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三峡工程成了会议的重头戏。许多代表是有见识有责任感的，有一种强烈的参预意识与难能可贵的真诚忠贞。
山东代表侯国本仗理直言，他说：“‘蓄清排混’是种现象，不能实现，三峡水库必然是短命的”。他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水沙共运动是伪运动，即渤水流以高流速强制泥沙运动，一旦流速减少，泥沙自沉降，共运动即消失，所以多泥沙的河道必然淤积。长江每年有6.7吨泥沙，库容200亿立方米，约40至50年必然淤死。在水库内的水是平静的，不可能强制泥沙随水运动，即使水库排沙起作用，也是限泄水闸附近。600公里长的三峡水库，淤死是必然的。黄河三门峡水库长130公里，也只有5年的时间淤死了。蓄清排混在三门峡水库失败了，在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都失败了。在三峡更要失败，因为三峡水库长且深，排混效应更有限。
“水库淤死了，水库末端就会翘尾巴。三门峡水库淤死了，翘尾巴自潼关翘到咸阳，长240公里；三峡淤死了，长300公里，就会自万县翘到重庆。因此，水库以上的河道成为悬河、游荡性河，自然河道要重新调整它的动力要素至少要100—200年。现在，渭河已成地上河，拔地5米。
“水库下游开始是高流速，强制泥沙自河床跳起来随水共运动，一旦流速变了，泥沙沉降，下游河道游荡，无平稳的日子。专家们认为：蓄清排混，先受害的是水库，后受害的是河道，遭殃的是子孙后代……” 。（注13）
重庆的一名清洁工人高素芳，决不是一个陪衬式的人物，虽然位卑但素质很高，有胆有识。她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讲不出来的一些见解：
“关于环境污染问题，我所在重庆市中区环卫局也有一些材料……。重庆市境内河流纵横，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来自各类污染源的污染物排入江河的量与日俱增。1990年重庆市废水量已在10亿吨左右。加上上游约20亿吨废水，致使两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市中区段，长江约30公里，嘉陵江约23公里，大肠杆菌群等污染物浓度出现严重超标，而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呢？由于市中区江段地处库内，两江流速大大降低，水源的横向扩散能力减弱，”水体复氧能力下降，引起周岸边水域污染物浓度愈发升高，水环境纳污能力愈发减少，这将严重地制约着今后重庆的经济发展，对这个城市的工业布局、产业结构都将带来深远的影响……”（注14）
尽管人大会议给人大代表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有的甚至当面向政府官员进行言词激烈的质疑，这种场景，恐怕是过去历次人代会未曾见过。但是毕竟大部分代表对三峡工程所知甚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边倒”的舆论导向，难以使许多代表全面而客观地作出自己的抉择。即使在这次会议上，有关部门还安排了代表去军事博物馆参观三峡工程展览，正面宣传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与巨大效益，部分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专家学者还亲自到展览会上当“播种机”和“宣传队”。会议上散发的材料大多是“可行性”的说明与论证，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与邹家华副总理关于三峡工程的说明，都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对兴建三峡工程的决心。因此，其中投赞成票中的很大一部分代表，与其说是自己作出判断，行使一个代表的权利，不如说是出于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忠诚和信任。正如人大代表，重庆华城日杂公司的女经理王亚平在小组讨论会上所说的：“既然国务院常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同意建设三峡工程，而且，邹家华在今天上午的报告中，对三峡工程的议案，作了那么多有根有据的说明，那么，至少出自于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任，在表决三峡工程议案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理由投反对票的。”（注15）
忠诚信任显然与科学民主不是一个概念。讲求科学民主者未必不忠诚信任，而习惯忠诚信任思维者，往往是以感情代替理性，以服从代替独立思考。我们的一些代表，缺乏民主的习惯，不懂得国家应由人民当家作主，人大代表应该独立地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因此，在中国人民刚刚告别二千多年的“皇上圣明”和文革期间的“三忠于四无限”之后，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如何当家作主人。因此，此次会议最终通过了三峡决议，虽有民主的程序，但民主的含量则是大打折扣的。即使是这样，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25人未按表决机器，反对与弃权数在新中国人大史上是空前的。它说明，我们许多人大代表已懂得正常行使自己的权利，懂得说“不”，敢于说“不”。此外，亦有人提出：在科学技术上的重大不同意见，不应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来解决。此种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
三峡工程以法律程序通过，这在中国民主法制史上是一种进步，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工程前景作出结论，一切有待于历史实践的检验。我们现在且不论三峡工程今后如何，先让我们品味一下，在人大会通过7年多之后，工程也上马了五年，1999年9月24日，快上派代表人物之一、实际主持三峡工程论证的负责人钱正英，在水利部机关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庆祝会上有关三峡工程的一番讲话：
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曾经有一些地方约我写三峡论证的文章，我都没有写，我感觉到最后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
先从泥沙问题讲……现在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当是在金沙江上建溪落渡水库，在嘉陵江上建亭子口水库，这对解决三峡库区末端淤积是最有效的，现在我还在积极促成这两个水库的立项建设。
再一个移民问题。……当年的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同志和几位专家专门找我提出,认为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不够。 ……大多数同志认为，三峡的环境容量还是可以的，论证是按照大多数的意见做了结论的，但我个人思想上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认为三峡环境容量究竟行不行，将来还得继续看。 ……照这两年的情况看起来。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
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当时在论证中间没有展开很大的讨论，就是污染问题，在重庆研究时也有过争论。……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展开，从现在的经验看来，我认为三峡库区污染问题应当非常重视，搞得不好可能是最重大的问题，所以还准备继续研究。所以我个人觉得，三峡的论证虽然是结束了，三峡工程虽然是开工了，对论证究竟行不行，还要经过长期的实践考验。目前讲起来，如果发现问题，还来得及纠正，决不能掉以轻心，对来自反面的意见应给予充分的重视。（注16）
钱正英能够及时认识问题，修正观点，在大会上公开亮出自己的思想，并表示“要对来自反面的意见要给予足够重视”，我们应鼓掌欢迎，虽然，这是一种迟到的认识，但迟到比不到强，正视问题要比无视现实开通唯物，有良心。不足的是，她的唯物程度尚不彻底，泥沙问题、移民问题、污染问题，在旷日持久的论争中，李锐也罢，孙越崎也罢，周培源也罢、黄万里也罢，还有其他许多专家学者，以至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侯国本、高素芳等许多人，早就尖锐地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了，这并非钱正英个人的新发现。先在长江上游修水库以防泥沙，这种“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先易后难”的方针原则，周培源等人早就大声疾呼过，也非钱正英的新创见。历史的无情之处，便在于它铁面无私，不容丝毫修饰做假。在当初激烈的论辩中曾经壮怀激烈，不惜“身败名裂”的钱正英，难道没有听见过“反方辩友”的再三陈述吗？钱正英之口，道出了三峡工程是在尚有几个重大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它至少与科学精神有着很大的差距，更与我们老一辈领导人所提出的“万无一失”的要求，差距十万八千里。如此耗资巨大的世界超级工程，竟是在如此情况下上马的，难道不是在与国人开“国际玩笑”吗？早知今日问题重大，何不当初虚心倾听反方的意见呢？如今，钱正英发现了问题——虽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毕竟是迈出了重要一步。最重要的不只是发现问题，更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解铃还得系铃人，愈早解开也就愈为主动，我们急切地期待着。
人大会议通过三峡工程后，李锐依然以政治家的顽强不屈，再三再四上书江泽民总书记和中央常委，要求继续论证三峡工程，延缓开工；孙越崎则抱定一贯的“刚直不阿”的态度，该说的我都说了，让改口说别的不可能；周培源则以科学家对科学的认真执著的态度，坚持论证研讨，决不中途放弃自己的努力，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黄万里屡次上书中央，阐述三峡大坝将会出现十二种灾难性后果：长江下游堤坝崩塌；阻碍航运；移民问题；积淤问题；水质恶化；发电量不足；气候异常；地震频发；血吸虫蔓延；生态恶化；上游水患严重；终将被迫炸掉。
就在1992年4月底，人大通过三峡工程之后20多天，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京召开了“第二次振兴大西南经济研讨会”，对《大西南连片贫困岩溶地区脱贫与振兴经济建设报告》及其8个附件进行了论证研讨。这次研讨会，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九三学社组派专家进行了为时一年的实地调查，入深山，进农户，行程万余里，处理了十多万个数据和大量资料，才写出了这些文件。这是1989年九三学社向中央呈报的《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区的建议》的深入，站在更高远更宏观的视野上来看待包括长江三峡工程在内的生态平衡和社会平衡。尤其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当三峡工程在人大会议上刚刚落锤定音，明眼人是不难看出主持者的用意的。
会议结束之后，周培源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名义，又一次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江泽民总书记，通报了这次会议，并呈送了有关会议文件。信中，虽然只是蜻蜓点水似地提了一句“保护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上游的生态平衡”，而更多的含意已勿须赘述。
周培源累了，比任何时候更为瘦弱，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如玲、如苹不得不经常出面挡驾，让一些爱戴他的友人和学生们勿上门面晤，以免影响他的休息。周培源身体虽弱，但思想一直没有休闲过，三峡工程与湍流理论是他头脑中的兴奋点，尤其是三峡工程，他一直念念不忘，虽然深居简出，但心里一直颇不平静。
大江如奔马，踏在他的心头。
高峡平湖，顶在头上，一旦开裂，多少人将成鱼鳖？
“治乱有方，兴邦难”，薄一波总结了数十年来我们党经济建设几起几落的沉痛教训。为何解放初期治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仅三年时间就走上五年计划的建设轨道；但刚有起色就头脑发热，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使经济骤降，野见饿莩；经过三年整顿，稍有起色，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又来了个“洋跃进”。（注17）仓促上马的三峡工程难道又顺应了这一惯性轨迹吗？我们真正实行了科学民主决策了吗？
他的眼前常常浮现着为缓上三峡工程奔走呼号的身影：孙越崎、李锐、黄万里、陆钦侃、林华、田方、林发棠……
他的耳畔依然听到一些刚直的声音：
乔培新：
“我抱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本着科学态度考虑三峡问题，老实说，我起草的一篇关于三峡工程害大于利的文章，整整写了两年，还是8个人反复讨论的成果。我们要对国家、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总而言之要说真话。”
彭德：
“三峡工程真要上去就下不来了。建成后，真的出了预料不到的大乱子，那时，我们这一代人也许都不在了，用不着负责了，可子孙后代怎么办？”
“三峡工程一旦斩断了黄金水道，炸坝也难恢复原航道，中国人能另挖一条长江吗？”
侯学煜：
“不管怎样，既然参加了，我又是研究生态问题的，有看法就要讲，要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一个人可以说错话，但不可以说假话。我讲的是真心话，对不对自有公论，也有待于历史实践的检验。”
…………
人大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议案，否决了“缓上派”的具体主张，但否决不了科学与民主精神；相反，这种精神却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弘扬。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问过的那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18）
鲁迅先生替我们作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