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尽管应该高兴，但清理旧城堡的废墟，仍需费心费力，“四人帮”极左思想的惯性，不可能戛然而止。中国在第二次“解放”之后，正如第一次解放之后一样，不会万事如意、一帆风顺。一个封建专制、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怎能轻易地进入科学民主、繁荣富强的理想社会？唯有进行百折不挠，执着坚韧的战斗，不气馁，不急躁，才能逐步接近理想的目标。周培源眼前以及后来的经历，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个道理。

　　希望在前，同志尚需努力。

　　虽然“四人帮”倒了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但北大的问题并非一清如水，北大党委中一些人并没有很快转变立场，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北大的问题。周培源和师生们一起，积极参加了这场“揭、批、查”的运动。10月25日，他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名谓：《郭宗林，休想摘掉自己戴上的江青派的帽子》。这张大字报，毫不含糊地把揭批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副书记郭宗林，揭露了他的“江青派”的真实面目，并旗帜鲜明地认定：“郭留在党委常委内参加对运动的领导不合适，应自己报名进学习班”。（注6）这场大字报不仅指向了北大党委，实际上也批评了北京市委，在北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法律系师生们在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即召开大会，敦促郭宗林揭发、交待问题，把他从领导位置拉到被告席上。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面对迅速发展的北大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群众运动，很不理解，很不支持，依然要求原北大党委主持工作，领导运动。对此，北大群众意见很大，认为：“不符合北大运动的实际，条条框框多”。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批评吴德的大字报。提出“重新正确地处理天安门事件问题”，说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应该平反。吴德10月21日所说的：“中央没搞出‘四人帮’前，反对‘四人帮’，就是分裂中央”。此话极不妥当，吴德讲话违背中央精神，应该做深刻检查。吴德派往北大和清华的新领导人竟然说：“北大、清华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注7）显然，吴德的思想与“新的历史时期”格格不入，他遭到了包括周培源在内的北大、清华的师生们的严肃的批评。

　　因为周培源给吴德提了意见，吴德对此耿耿于怀。在中共十一大召开之前，北大的学生和老师都纷纷推举周培源出任十一大代表，但北京市委就是不予批准。这不但引起了北大广大师生的不满，亦使首都其他一些高校的师生为之愤愤不平。有的甚至表示，要腾出一个名额来让给周培源。后来，还是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才补给了北大一个名额，让周培源出席了十一大。一次在北京市的一次科技会议上，周培源事先准备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稿，亦遭到了百般的阻挠。

　　尽管如此，周培源的心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恬静过、兴奋过。

　　“死人帮”垮了台，他的政治宿敌聂元梓、迟群、谢静宜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当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政治暴发户，如今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抚今追昔，周培源想起了夫人当年的调侃：

　　“你这个老头算了吧！你搞不过人家。你是搞科学的，人家是耍政治，搞阴谋的！”

　　如今，这些耍政治搞阴谋的家伙，却败倒在搞科学的白发老头面前，历史是多么无私呵！

　　不假，在某个时候，某个单位，埋头搞科学或艺术的老实人，常常斗不过搞政治权术、耍阴谋诡计的人。但是，这不是人间社会的正常现象，当邪气满盈的时候，正义之剑常常会发挥神奇的作用。尤其当科学与民主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时，乌云是遮不住天空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在社会，在人心；在现实，也在历史。

　　周培源毕竟是幸运的。他既赢得了人心，也赢得了政治；他既是现实的胜利者，也势必被历史所认同。历史的机遇，给他已逾古稀之年的老迈人生，带来了青春的光彩。他的人格威望与科学威望，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一道丰碑。一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有多少工作在等待着他？！

　　同事、学生、朋友们的许多冤假错案，等待他去帮助纠正平反。

　　北大，以至教育界、科技界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计划，需要他帮助谋划。

　　周总理生前的科学主张，需要科教界去完成；零乱的科学队伍，需要重整旗鼓。

　　……

　　他主持了叶企孙的追悼会。

　　他还主持了翦伯赞的追悼会。

　　华国锋主席分别接见杨振宁、李政道，请他作陪。

　　叶剑英副主席接见任之恭夫妇，请他作陪。

　　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宴请杨振宁一家，还是请他作陪。

　　他在中国科协举办的大型报告会上作了《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路线斗争》的报告。“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正如中国科协的章道义、何志平两人《在科协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一文中叙述的那样：“听众群情激昂，对周老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港澳的报纸更是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大字标题做了引人注目的报道。……沉寂了多年的科技界的心声，在周老的振臂高呼中，苏醒了，翻滚了，并以最快的速度传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感染着激励着千千万万的莘莘学子。”

　　他主持了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座谈会”，接见青少年代表，殷殷寄语，希望他们把“四人帮”糟蹋了的时间抢回来，刻苦学习，勇攀科技高峰。他把中国科学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转播、发表评论，一时，在全国青少年中，掀起了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潮。

　　1977年11月24日，邓小平副主席等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周培源任中国科协代主席。次年3月，他又受命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在同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以中国科协代主席身份，作了《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重要发言。之后，又在8月25日的《光明日报》上，与北大教师郭罗基、武际可一起，发表了长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观与科学观，为与“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斗争作了一个深刻的总结。

　　……

　　大任在肩。他以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全方位地开展工作。这里，借用古代小说的表述方法，花开数枝，仅表一朵，在这一章里，我们只是侧重表述他在科学道路上匆忙而厚重的步履。

　　1977年5月6日，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

　　周培源与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张龙翔、748工程负责人王选等坐着一辆北京造的吉普车，来到了新华社、参加电子工业部、新华社和北京大学748工程的三方领导会议，新华社社长曾涛、副社长杨家祥，电子工业部郭平欣局长出席了这次会议。所谓748工程，是指1974年8月国家计委批准的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其中一个重要的子项目即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北京大学成立了从事照排系统研制的研究室，自1975年5月开始研究工作。新华社是748工程的5个发起单位之一，又是第一用户。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新华社这一工程趋于停滞状态。“四人帮”被打倒后，新华社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从而召开了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748工程三方领导会议。

　　周培源是第一次接触这项工作。凭着广博的科技知识与敏锐的感觉，他很快地感知这项工作的潜在价值，并对王选等人的才华深为赞赏。他在会上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对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破坏，特别提到，解放后我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有水平，有能力的，748工程方案的提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从此之后，周培源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下，都宣传这一项目的意义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推动了这一项目，对之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北大748工程会战组办公场地狭窄，到货的机器无处存放，周培源与黄辛白、张龙翔等人，说服有关部门腾出了大图书馆的一层房间。会战组人员不足，周培源便亲自调兵遣将，从数学系、物理系、无线电系、中文系抽调精兵良将，协助王选攻关。使会战组在面临英国蒙纳系统抢占中国市场的关键时刻，保证了进度，抢在蒙纳系统展出前，完成了原理性样机系统和汉字终端的调试，输出了漂亮的报版样张，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能力与智慧。

　　一件有趣的事情令人难忘

　　1979年10月8日，英国蒙纳照排系统展览会在京举行开幕式，中方主持人介绍了蒙纳系统，称颂这一系统，并主张引进。会议事先并没有安排周培源发言，他却自行站起，做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有意偏离主题，只字不提会议宗旨，不提引进，却大讲特讲北大等单位研制的照排系统。一方面讲这一国产系统设计思想如何先进，另一方面又指出国产系统的元器件的不足之处，应克服不足，支持它不断发展。他的发言，特别强调以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展照排系统。借英国人展览会的开幕式，做了自己产品的广告宣传，也展示了一个彬彬儒者，机智与幽默的一面。

　　后来，“华光”照排系统名扬天下，北大方正公司如日中天，王选也被誉为新时代的“毕升”，从此，中国的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炎黄子孙们扬眉吐气了。

　　周培源隐身幕后，深感欣慰。他悄悄地剪下了报刊上宣扬“华光”照排系统的文章，放在案头，反复品赏，犹如品赏生在悬崖百丈冰，依然烂漫开放的山花。他舒心地笑了。

　　王选没有忘记他，印刷界的人们没有忘记他。本来与印刷业毫无关系的物理学家和力学家，在1985年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成立时，大家却一致推选他为名誉会长。这是对周培源为中国印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肯定，这是印刷界对他最大的尊敬与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