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金秋，香山枫栌正红，北京天高云淡时节。

　　一列火车缓慢地向着北京推进，它大概不会想到，它正在为日后中国两位蜚声世界的物理学家奋力驱驰。

　　车上坐着应聘清华大学教授的周培源，他身旁还有一个天庭饱满、瞳仁灵透的男孩，叫做杨振宁。周培源应其父亲——芝加哥大学同学杨武之之嘱，托他一路照看小振宁并他的母亲，并把他们带到清华。一路上，一个27岁的应聘教授与一个年仅7岁的小学生，一起谈笑娱乐，成了“忘年之交”。周培源觉察到，小振宁聪颖好学而气性文静，并且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熟知《龙文鞭影》、唐诗宋词，并对数学有着敏捷的计算能力。他很赞赏并喜爱这个孩子，只是，他没有想到，小振宁后来竟成了自己门下的高材生，并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享誉全球的华裔科学家。他也没有想到，后来，他们的“忘年之交”，对中国的国计民生与科学教育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人生的机缘怎能说得清？它往往溯源于一些凡庸小事，一些平常的交往。

　　阔别清华，已然五年，莲叶依然田田，绿草仍旧萋迷，然而，物是人非，清华已非当年清华。清华学校已于1928年正式改制，成立了清华大学，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手书的“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制成长牌，赫然悬挂于校门。南京政府已批准撤消清华董事会和基金会，学校隶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不再为外交部管辖。在批准清华改制的同时，大学院任命了罗家伦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中与傅斯年齐名的北大学生领袖，他到校后裁汰了一批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完全靠私人关系走进校门的教职员工，同时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人到校任教，如冯友兰、叶企孙、杨振声、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等人，从而奠定了清华大学学术发展的基础。

　　学校的硬件也有所改善，第一批即扩建了三个项目。一是扩建图书馆，使图书馆的藏书室与阅览室增加了一倍。二是建生物馆，三是新建了气象台。与此同时，清华还购置了一大批图书和仪器。

　　更为重要的是，清华大学已经形成了“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这个比较完整的学校领导体制。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参加，评议会则由教授互选，有十多个成员组成，再由评议会中的若干人与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文、理、法三院院长共同组成校务会议。学校中的重大制度与决定，需经教授会讨论通过。评议会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校务会议则主持与行使日常工作。这种领导体制，显然是仿效了美国大学的管理模式，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浸染。它提高了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是民主自由思想在大学中的体现。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教授治校”的典型。当然，中国大学里这种领导体制的实行，清华并非始作俑者，但它的完整性与持久性，则在中国各个大学当属凤毛麟角。这种机制的运转，使清华遭遇战乱而不溃败，且始终保持了蓬勃的生机（西南联大时期虽无评议会，但“教授治校”的实质并无变化）。一直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此领导体制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清华“教授治校”机制的确立，教授的地位大为提高，原先“职教员”的称呼改为了“教职员”。当时清华流行一种舆论，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此话虽然不妥，但意味着知识的升值与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并且，这种地位差别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一个职员每月的薪金少则数元，多则数十元，而教授的工资则数十倍于此，由此可见其差别之巨了。

　　周培源初返清华，受到了罗家伦的礼遇。罗热情地接见了他，并高度评价他在相对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他对周培源大侃相对论。班门弄斧，一个学历史出身的人，怎能挠到相对论的痒处？周培源出于礼貌，不得不随声应诺，但心里则对罗留下了第一个印象：此公喜欢表现自己。

　　罗家伦虽然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完善清华”之举，功不可没，但他所谓“受命党国”，企图党化清华的意图，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反感和厌恶。他年所倡导的要在清华大学内实行“四大化”，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除了“学术化”效果彰显之外，其它几项均成为师生们嘲弄的笑柄。再加上他个人年轻气盛，办事独断专行，对教授与教授会缺乏应有的尊重，使得大多数教授们——其中甚至包括他从北大拉来的冯友兰、杨振声等人，都对他表示不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过分热衷政治，自我表现欲太强”，或讥之为“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喜欢展露才华的人”。（注2）这里所指的各方面“才华”，大概也应包括他在周培源面前所展露的相对论吧？

　　1930年5月，国民党内发生内讧，蒋介石在北方失势，清华师生趁机又一次兴起“驱罗”运动，最终导之罗家伦辞职。周培源来校不久，对当时清华形势与罗家伦本人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置身于事外，未介身于这场“驱罗”风波。后来，阎锡山又委任乔万选做清华校长，清华学生集于通道，阻止他进校上任，迫使阎锡山不得不收回成命。不久，由蒋介石亲自兼任部长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又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吴南轩曾是留美学生，来清华以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副教务长，在国民党内属“CC”派。他虽有政治角色，但无学术声望，就任清华校长难以服众。他到校后，又不尊重“教授会”这一政体以及教授们的意见，个人独断专行，激起了清华教授强烈的不满。教授们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撤换吴南轩，学生们也随之响应，闻风而动。吴南轩不敢呆在学校，便跑到城里，在东郊民巷使馆区设临时办公处，并托庇于洋人。此举有辱国体，更为清华师生所不容，“逐吴”运动犹如火上浇油。终于，迫使吴南轩向教育部提出了辞呈。在这场“逐吴”运动中，周培源作为“教授会”中的一员，而融入了清华教授主体，第一次以主人身份，承担了社会责任，申张了正义。他在教授们逐吴的联名上书中，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参加了与之相关的一些活动。

　　此后，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未再任命清华校长，由翁文灏、叶企孙先后代理该职。直到1931年10月，才由国民党政府署理教育部长事的李书华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期留美学生，归国后在清华任教多年，很多师生都与他熟悉，他深谙教育，为人谦和民主，颇孚人望，故他任职之后，清华渐趋稳定。

　　周培源的人生与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