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三最后一个学期才知道陶老师患了肺癌。在我们班上，我的学习成绩优异，一直名列前茅，深得陶老师喜爱。实习前夕，陶老师特意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吃力地从抽屉中找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告诉我说这是他的一个未完成的中医道德论述课题，希望我能帮他完成。我有点不知所措，说：“这么重要的课题，我怕我完成不了。”陶老师说：“你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我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是一个有中医道德信仰的人。”我答应了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陶老师抽屉里堆放着一堆药。我忍不住关心地问：“陶老师，你身体怎么啦？”陶老师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说：“没什么，就有点咳嗽。”我顺手拿起一盒药，“肺癌”两个字突然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一下子就沉重起来。那时候我已经发现陶老师已经骨瘦如柴，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得东倒西歪。

　　陶老师不再隐瞒我，他主动告诉我说，两年前就去医院做体检，结果查出患了肺癌，并且晚期。尽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内心却真实地为之震撼。陶老师说：“没想到晚期还让我活了这么久，这是老天爷开恩。”看着陶老师枯瘦的身影和满脸善意的笑容，我有种难以言说的悲凄。陶老师又说：“生命总是有限的，就算活一百岁一万岁也只是一辈子。一辈子可以做很多事，但不见得每一件事都有意义，如果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哪怕多么地短暂，也是有意义的一辈子。”

　　从小我就懂得人跟人是有区别的，比如贫穷富贵，高尚低贱，而当我认识陶老师之后，我顿然领悟，人的区别远不止这些，一个人对于生命的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才是人与人最大的区别。

　　我不忍心看着陶老师被病痛折磨，可我也无能为力。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我们学校发动全体师生为陶老师捐款，希望能帮助陶老师去医院进行治疗。陶老师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甚至还说：“老天爷下定的主意，我们人能改变？那是不可能的，就让我无怨无悔地活过每一天。”并把所有捐款转捐给了省红十字会。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这让我第一次感到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像是要把我们的身体高高地举在高处，然后飞起来，从一个空间飞向另一个空间。我之所以能这么准确地记住时间，不是我对时间的敏感，而是我对父亲的深深怀念。

　　在大学里，前三年是基础理论学习，第四年则是实习。陶老师介绍我去了一家私立医院实习。而我的许多同学利用实习时间，要么打工，要么经商。我带着陶老师交给我的那个课题，一边实习一边调查研究。

　　那家私立医院的老板叫何西东，听陶老师说是他以前的同事，多年前辞职下海经商，从办诊所开始，慢慢地发展到现在的私立医院，几年时间挣了不少钱。陶老师的肺癌就是在何西东的医院做体检时被查出来的，何西东建议陶老师去大医院复检，陶老师当即就说：“我看没那么严重。”何西东劝他说：“这不是开玩笑的，都晚期了还不严重。你必须给学校打个请假报告，上大医院尽早治疗。”陶老师就说：“既然都晚期了，身体也不那么重要了，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得争分夺秒，干些有意义的事。”

　　在这家私立医院实习期间，我遇到一件至今难以释怀的事。那天一个老人急匆匆地跑来医院，神情紧张，右手臂裂了一个小口子，血糊糊的一片。是我接诊了她。我问老人是怎么啦，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过马路被车撞了，等我从地上爬起来，撞人的车跑掉了。”我见她受伤，伤口需要马上处理，于是把她带到医院的外科门诊室，外科医生让老人先去挂号缴费，老人看着门诊医生说：“我没钱。”外科医生说：“没钱你让我怎么给你处理。”我跟外科医生说：“救人重要，还是先处理伤口吧。”那外科医生爱理不理说：“不说了先去挂号缴费。”我有些气愤说：“医院不就是救死扶伤吗？”外科医生瞟我一眼说：“救死扶伤我们也得领工资吃饭，将来你要是当了医生，你也会跟我一样，救死扶伤和吃饭是一样一样，都很重要。”老人无助地回过身来看着我，我摸了摸身上仅有的几十块生活费，跟外科医生说：“你先给老人处理伤口，我去帮老人挂号。”门诊医生这才同意给老人处理伤口。我挂好号，重新回到外科门诊室，外科医生跟我说：“老人的伤口处理好了，也打了破伤风针，还得去缴费拿药，要不伤口会发炎。”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就跟医生说：“先开药吧，药费我替老人还。”外科医生指了指对面的划价收费窗口说：“我只负责开药，钱的事你得跟他们去说。”我陪着老人去划价收费窗口，还不等我把话说完，那人没好声气地说：“这是医院，不是银行，不是慈善机构，懂不？”没有办法，我只好跟医院的老板何西东打电话，何西东说：“你让划价收费的人接电话。”我把电话递给刚才那个人，那个人跟他们的老板简单说了几句，又把电话还给我，我听见何西东在电话里说：“下不为例。”挂上电话，我感觉内心一阵隐隐的剧痛。我去药房给老人取好药，老人提着药，跟我连说两句“好人”，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望着老人远去的方向，再看看医院墙上“仁心仁术，救死扶伤”的宣传标语，我顿感自己脚下的光芒，若隐若现投射着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