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张天翼、艾芜等作家的小说创作

　　创作队伍的扩大，是“左联”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即提出“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建议。他自己身体力行，对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新进作家，奖掖指导，不遗余力。“左联”也为培养青年作家，发展文学创作，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十年内战期间，新人新作大批涌现，其中尤以短篇小说创作，取得最为丰硕的成果。

　　作家张天翼出现于一九二九年，初作《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十期)上。此后创作产量日丰，短篇有《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春风》、《追》等集子，中篇有《清明时节》，长篇有《鬼土日记》、《一年》、《在城市里》等。当时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开始感到厌倦，张天翼的出现，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很快就拥有大量的读者。

　　张天翼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父亲靠当教职员来维持生活。张天翼从小随父亲漂泊流转，当过职员、教员、记者，接触的生活面很广；对于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他都注意观察、了解。这使得他的作品能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并塑造出不少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熟悉许多地方的方言土语，而又能去粗取精，较好地运用它们。文笔洗练明快，泼刺新鲜，往往只用很少笔墨，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性格面貌；冗长的叙述描写和浮泛的抒情议论，在他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他是一个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

　　张天翼写得最多的，是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庸俗虚伪、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这些人物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用喝酒、闲逛、谈情说爱来打发日子。他们时或也感到苦闷不满，但又无力自拔，有的甚至自甘堕落。《从空虚到充实》里的荆野，《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移行》里的桑华，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作者用严肃而又诙谐的笔调来写他们，剖露他们的灵魂，鞭挞他们的弱点。对于一些以肉麻为有趣、玩着令人作呕的恋爱把戏的知识分子，作者有时采取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尽情地加以嘲讽，读来引人发笑，并且使人从笑中产生出对丑恶事物的憎厌与鄙视。尽管反映生活的深度不足，有些作品还存在着谑而谑的缺点，但大体说来，幽默而不失严肃，滑稽而不落轻佻，是张天翼创作的特色和长处。

　　深刻地描写了小市民生活并批判了他们向上爬心理的作品，是短篇《包氏父子》。主人公老包是某公馆的仆役，他渴望儿子包国维能够读书成名，千方百计地借债为他缴纳学费，而包国维却在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和富家子弟引诱下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当老包知识他的儿子因打人被学校斥退、自己还须赔偿医药费的时候，因为受不住失望和债务的重压而昏过去了。作品生动地描画老包望子成名和包国维骄纵愚妄的心理和性格，笔致犀利，不仅批判了老包的小市民的庸俗观念，而且表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对青年有多大的腐蚀作用。在另一篇讽刺向上爬的市侩思想的小说《欢迎会》中，尽情揶揄和嘲笑了赵国光这个竭力向反动当局献媚的奴才，还把锐利的笔锋暗暗指向对外卖国、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些作品都显示了作者运用讽刺喜剧手法的才能。

　　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也在张天翼笔下得到了正面的反映。他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封建地主阶级残害农民的血淋淋的图画。《三太爷和桂生》揭露了恶霸地主活埋革命农民的血腥罪行。《笑》于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控诉了土豪劣绅的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中篇《清明时节》通过对两个地主内部斗争而最后以手下人(三个士兵)为牺牲品、复又言归于好这一事件的描写，进一步揭示了封建势力凶残毒辣的本相。地主谢老师受辱后始则愤不欲生，继而出于利用的目的向三个士兵卑躬屈节、竭力讨好，终于出卖他们：这种种卑鄙无耻的行径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管致的描画。写另一个地主罗二爷的笔墨虽然不多，但也突出地展示了他的阴险专横的恶霸面貌。而对于来自农村、误入地主圈套的三个士兵，作者则又满含同情地渲染了他们忠厚憨直的性格。故事波澜起伏，不枝不蔓，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匠心。

　　张天翼的笔触有时也转向在统治阶级压迫和欺骗下逐渐觉醒的劳动人民。如果说《三太爷与桂生》里革命农民桂生的形象还不免模糊，稍后的《儿女们》里新的一代的面目已较为清晰。以反动军队的士兵生活为题材的《二十一个》，描写在军阀混战中一群从死亡线上撤退下来的士兵，终于受不了反动军官的非人待遇而走上了“叛逆”的道路，并因为觉悟到双方士兵都是在“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才跑来”的，于是拯救了对方的一个伤员，和他血肉相连地团结在一起。它与稍后写成而主题近似的《仇恨》，都是张天翼的较好的作品。

　　此外，张天翼还写过童话《大林和小林》(《两林的故事》)、《秃秃大王》等。作者熟悉儿童心理，想象丰富，作品能寓教育意义于活泼生动的故事讲述之中，使少年读来饶有兴味。这些作品的出现，推进了我国年轻的儿童文学的发展。

　　一度和张天翼齐名的，是来自湖南的另一位作家蒋牧良(1901—1973)。他们是挚友，并且经常互相阅读对方的初稿，两人的艺术风格在某些方面有近似之处。蒋牧良有短篇小说集《锑砂》、《夜工》和中篇小说《旱》。他出身贫农家庭，小说大多取材农民的苦难和抗争，也接触到矿工、旧军队和公务员等题材。他的作品没有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情节，却能在短短的生活片断中，写出尖锐的社会矛盾。《赈米》叙述救赈大员扣发赈米，将它借给商人作抵押，激起民变。《夜工》描写落第秀才依靠女儿为生，她为了养活全家，被迫卖淫，却谎称上“夜工”。事情被发现后，父亲认为有辱家门，把她打伤了，内心却很难过。没有收入集子的短篇《集成四公》，刻划骄横凶狠的地主，在得知农民揭竿而起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对于这类人物的外强中干，写得入木三分。作家将剥削者压迫者的丑态揭露出来，加以嘲弄，但写得比较含蓄，主要不是依靠夸张，而是揭示出事件本身的矛盾所在，因而具有内在的讽刺力量。他写的小说题材不同，表现方式多样，注意构思和剪裁，而且都有严肃的思想意义。抗战爆发后，蒋牧良主要从事新闻报导工作。

　　当时相当活跃而又享有盛名的作家还有丁玲。丁玲出身没落士绅家庭，早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五四”以后多种思潮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的秋，在彷徨苦闷中开始写作小说。她后来概括自己进入创作生涯时的思想状态是：“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上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注：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人民文学》三卷二期)这种思想情绪在她初期作品中留有明显的印记。丁玲最初引起注意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初。其中描写的莎菲，是一个在“五四”浪潮中冲出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她痛恨和蔑视周围的一切，却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她将“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混同起来，错误地理解为应当“享有我的一切”。这种没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莎菲堕入自我毁灭的绝境。小说曾在一部分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歧途的知识分子中间激起过共鸣。后来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的其它各篇，大多也弥漫着比较低沉的情调。一九三年前后，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又得到“左联”的直接帮助，丁玲的创作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三年春上海》(注：丁玲曾经写过两篇题为《一九三年春上海》的小说，此外所指的是第一篇)写的是知识青年美琳为蓬勃展开的革命形势所吸引，毅然抛弃庸俗的生活和爱情，在实际斗争中发现了新生的喜悦。小说的视野较前开阔，色彩也较前明朗。写于一九三一年秋的中篇《水》，以该年震动全国的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反映了湖南地区农民在空前的天灾面前，更加认清阶级矛盾、思想迅速变化的现实，暗示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际上乃是比汹涌的洪水更大的祸患。这篇小说以主题的战斗性和题材的现实性，受到读者的好评，发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丁玲还写了一些短篇：《消息》刻划一群工人家属盼望革命队伍胜利的迫切心情：“要他们早些来!”《奔》通过几个农民在农村中无以为生、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的遭遇，从侧面反映出城乡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局面，烘托革命形势的高涨。艺术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外，写于一九三一年的《田家冲》，虽然在主题安排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通过复杂的生活，塑造了几个富有性格的人物，象幺妹、大哥和三小姐，都写得生动活跃，有血有肉，便连着墨不多的姐姐和小哥，也各有特点。小说对当时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作风，实际上是有力的否定与冲击。丁玲的创作在以后的更重大的发展。

　　创作比张天翼他们开始得早些，在这个时期以新的成就受到文坛注意的，有魏金枝、彭家煌等人。他们都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写作的。魏金枝(1900—1972)以《奶妈》、《白旗手》等作品见称于时。《奶妈》从侧面描写一个艰苦斗争和英勇牺牲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后残酷的阶级斗争，并对于那些失业后过着“没有纪律的颓败的生活”的小市民们也有所批判。《白旗手》写一群招来的新兵不安于“豸虫”般的生活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对于这些新兵们的生活和心理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作风略近于魏金枝的是彭家煌(?—1933)，他有《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喜讯》等短篇集，在细腻简洁的笔触下流露出作者对世事的愤懑和抗议。《贼》画出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的灵魂。《奔丧》写的是农村破败和荒凉的景象。《喜讯》一篇，则通过拔老爹盼望儿子，而他得到的“喜讯”却是儿子在外因为“政治嫌疑”被判十年徒刑的故事，对时代的血腥恐怖作了侧面的反映。他的小说题材多样，由于大多来自亲身的经验或者实际的观察，写得真实动人，而且结构自然，文字朴素，给人以亲切之感。魏金枝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作品不多，而写作勤奋的彭家煌又过早去世：这些都限制他们获得更多的成就。但他们的作品同样反映出左翼作家沿着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摸索前进的步伐。

　　比张天翼等人稍后出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芜和沙汀。他们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后，曾经联名给鲁迅写信，请教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鲁迅那封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就是对他们的答复。可以说艾芜和沙汀是在鲁迅的关心下，遵照鲁迅的教诲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艾芜，原名汤道耕，出生于四川新繁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家庭。五四运动爆发时，艾芜还是一个小学生，但他自述：五四“给我的影响是不小的”，“总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来读，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费多少力量”(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一九二五年，由于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和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劳工神圣”的信念出发，决心“凭我的双手、我的劳力走到世界上去”，“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从此，在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艾芜漂泊于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在社会底层过着自食其力的贫困生活。一九三一年春，因为参加缅甸的革命运动，被英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在国内，他怀着把他“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的决心，开始从事创作(注：《南行记·序》)。这些经历，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领域。把我国西南边境的绮丽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首先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艾芜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他的第一个短篇集《南行记》中的八篇小说，都是作者漂流生活的反映。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描写知识青年“我”流落昆明、走投无路的遭遇。他四出寻找混口饭吃的职业而不可得，因为交不出房金，眼看就要被人赶出客栈，连个栖身之处也将失去；但仍然执拗地表示：“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这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作者自传的性质；而蔑视困难、勇敢地向生活挑战的坚定不屈的态度，也确实贯串在艾芜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他的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其中《山峡中》是一篇技巧圆熟的作品，它描写了为当时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生活天地和人物性格。这是一群被不合理的社会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人们，他们懂得“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却还不曾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只是过着流浪和盗窃的生活。作品着重地描写了一个叫做小黑牛的悲惨的命运。这个老实的农民，“在那个世界里躲开了张太爷的拳击，掉过身来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又免不了江流的吞食”。在这里，作品严厉地批判了逼迫小黑牛走上这条不幸道路的旧世界。作者把故事放在一个夜色凄厉的背景上加以描画，情景交融，气氛更为动人。《洋官与鸡》和《我诅咒你那么一笑》两篇，写的是帝国主义者对边疆人民的勒索和蹂躏。在对那些海盗进行笔伐的时候，前者含着轻蔑的嘲讽，后者充满难以遏抑的愤怒之情。短篇集《南国之夜》中的《南国之夜》和《欧洲的风》，写的虽是缅甸和中缅交界地方人民的生活，但改变了自叙身世的第一人称的写法。《咆哮的许家屯》一篇，反映我国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兽行的浴血斗争。有些人物形象如蔡屠户、阿龙和汉奸马老幺等写得相当鲜明。在抗日救亡运动逐渐高涨的一九三三年，《咆哮的许家屯》的发表起到了积极的鼓舞斗争的作用。除《南行记》和《南国之夜》外，艾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有中篇《芭蕉谷》及《夜景》、《海岛上》等集。写得较早，没有收入集子的短篇《太原船上》，借着与红军作过战、为红军所俘的国民党士兵的口，曲折地歌颂红军的英勇业绩，反映苏区的崭新风貌，曾经得到鲁迅“写得朴实”的首肯(注：转引自《艾芜短篇小说选·重版题记》)。

　　艾芜的小说善于将抒情、叙事、写人三者结合起来。在他笔下的下层人民，包括那些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盗贼，虽然性格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社会扭歪了，沾染上许多恶习，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善良诚挚的品质。当周围是那么黑暗和污浊，命运对于他们又是那么残酷和不公正的时候，这些品质就显得格外光采夺目，增强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和斗争下去的勇气。不是凭借外加的标语口号，或者硬添的光明尾巴，而是透过人物形象本身表现出来，因此洋溢于整个作品中的明朗氛围和乐观精神，使小说具有一种内在的战斗的思想艺术力量，这也是艾芜作品具有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而生活实感又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沙汀与艾芜曾经是成都省立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一九三一年在上海重逢后，共同献身于文学事业。沙汀最初的创作企图是反映当时的伟大土地革命和多方面地刻划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短篇《法律外的航线》可以说是这时期作品的代表。作家把他摄取生活的镜头放在航行长江的一只外国商轮上，既写出了帝国主义者对待我国人民的海盗式的面貌，也显示了长江上游两岸逐渐咆哮起来的农村图景，可以看出作家可贵的革命感情和巧妙的艺术构思。但由于缺乏斗争生活的实际体验，描写无法深入；有关红军的活动和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的情节，一般都用侧面的、虚写的方式表现，若隐若现，不容易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沙汀以后便把笔端转向了他所熟悉的四川农村，赢得了“农民作家”的称号。农民中被压迫者的苦难生活和纯朴心灵，以及封建统治者及其走卒们种种可鄙可笑的行为，成了他接着出版的短篇集《土饼》和《苦难》的主要描写内容。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在地方军阀的中世纪式的统治下，闭塞落后，生活象死水般沉滞，霉烂发臭，又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丑事，是个十足的黑暗王国。在《凶手》、《丁跛公》等篇中，沙汀已经显示出他善于表现这种阴暗的现实生活的特殊才能。沙汀同张天翼一样，也是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和遭遇的时候显示出讽刺锋芒的；但沙汀没有张天翼那种明快和机智，而以含蓄和深沉见长。沙汀是一位以革命现实主义著称的作家。在怎样真实地揭露和有力地鞭挞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方面，他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创作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和理论方面的情况一样，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象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正是在小说创作中率先纠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初期的这种幼稚倾向而取得了可喜成果的代表作家。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样的进展，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同时也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成长。

　　第二节：叶紫和“左联”后期的新人新作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比上述小说作家出现得稍晚，而在描写农村阶级斗争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是叶紫(1912—1939)。叶紫原名俞鹤林，湖南益阳人。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时，他的叔父是益阳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农会斗争。暴见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使那时还在中学读书的叶紫受到很深刻的阶级教育，他进了武汉军事学校第三分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的叔父、父亲和姐姐都惨遭杀害。叶紫从故乡逃出后，度过一段时期的流亡生活，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加深了了解。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故乡洞庭湖畔农村的斗争便成为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他的全部分创作都充满着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

　　叶紫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此外还有一些散文。《丰收》中的六篇小说，除《杨七公公过年》一篇以流亡上海的农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外，余均取材于湖南农村的生活和斗争。《丰收》是叶紫的第一篇小说，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组织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的过程。小说中的老农民云普叔终年勤劳，对地主抱有幻想，而结果则是他“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自己也终于忧愤成病。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动人的艺术形象鲜明地揭示了：农民如果想不再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和掠夺，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对那些“抢谷和强盗”进行斗争而外，实在没有第二条道路。云普叔的儿子立秋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小说在《无名文艺》上发表后，叶紫这个第一次出现的新人立刻赢得了文艺界的赞誉。《火》是《丰收》的续篇，它描写了农民抗租斗争的勃发和进一步开展，象云普叔那样的老一代农民站立起来了，抗租的群众汇合到雪峰山工农红军的革命洪流里去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和胜利前途同反动统治阶级垂死前的恐惧颤抖和疯狂报复，在小说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电网外》中的王伯伯同《丰收》里的云普叔一样，也是忠厚勤谨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当红军迫近自己的家乡、反动派军队架设电网企图阻击的时候，他留恋自己的家屋，不肯随同儿子去到红军那里，结果是房子被烧，儿媳和孙子被杀，但王伯伯没有在反动派屠刀下表示懦怯和畏缩，而是觉悟和勇敢起来。他跳下准备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鲁迅在《丰收》集的序文里说：“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电网外》发表后的巨大影响。其它如《向导》一篇，写刘翁妈牺牲生命引白军进入绝境，对觉醒起来了的老一辈农民坚强的性格，有着更直接的描写。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一篇，是叶紫的另一重要作品。故事是在深山的风雪之夜里由一个孤独的老人桂公公讲出来的：一个胆小怕事、受地主阶级欺骗的老汉首告自己参加革命的儿子，以为因此可以受到宽恕，实际上却把儿子送进虎口，使他立即被敌人杀害。从桂公公的激动的语调里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愤恨，而老汉的畏蕙愚蠢和他的儿子文汉生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也很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放弃对于敌人的任何幻想，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这是在叶紫作品的真实具体的艺术形象里曾经反复证明的生活真理。

　　叶紫的作品较之同时代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具有更鲜明更深刻的时代特色。他不仅写出了旧中国农村的残破和贫困，还写出了农民在血腥斗争中的胜利和光明的远景。他的故事所描写的，不是局限在某一地区的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和整个时代的革命暴风雨紧密地联系着的、按着生活的客观规律正在出现的事实。他不仅写了老一代的农民，还塑造了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一代农民的形象；在老一代农民中，他又不仅写了他们的苦难和保守，而是写了他们的觉醒和新生。在他的人物身上，总是闪烁着强烈、浓郁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色彩。他说过：自己的内心燃烧着“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要“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注：《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生活书店《我与文学》1934年版第41页)这样一种革命的激情和信念，促使他在作品中努力反映旧社会的必然灭亡和新社会的必然诞生，它们不惟使人读了愤怒，同时也使人读了鼓舞，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敌人百般摧残下所取得的坚实的成绩。

　　叶紫还写过一些散文。一九三六年，他曾将它们辑成《叶紫散文集》，却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正式出版。其中所写各篇，大多取材于包括他在旧军队那段生活在内的实际经历。抗战爆发后，叶紫由上海返回湖南故里。当他开始撰写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仅仅写了四万余字，贫病交迫的生活就夺去了他年轻的富有才华的生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以反映土地革命而受人注意的另一作者是丘东平(1910—1941)。他的家乡广东陆丰县，曾是农民运动较早蓬勃兴起的地区之一。东平少年时期在儿童团中受过革命教育。一九二八年春，他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并在革命政权中做过工作。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他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也曾在十九路军中任职，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这些切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一九三二年，当他在“左联”培养下开始发表《通讯员》等短篇小说时，就以农村革命生活的真实描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长夏城之战》和《沉郁的梅冷城》两集中的作品，讲述着红色区域发生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刻划着各式各样平凡而又坚强的战斗者的形象。《多嘴的赛娥》写一个在旧社会备受虐待与欺凌的童养媳，为完成革命任务而献出生命；这个向来被人误认为“多嘴”的人物，被敌人抓住后，“坚决地闭着嘴，直到被处决”，不曾丝毫吐露“身上所携带的秘密”。《红花地之守御》速写式地描画了一个平易近人、豪爽乐观的地方武装指挥员，在一次防御战中出色地指挥队伍，消灭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个小孩的教养》叙述一个天真少年在反动的保卫队面前因缺少警惕，致使其父惨遭杀害的故事，既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革命政权的密切支持，也表现了敌人的无比奸诈与凶残。《中校副官》则借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正直、爱国的军官的被杀，揭露了蒋介石媚日反共的真面目。东平的小说注重客观描绘，绝少主观抒情议论。作者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但有时由于对人物气质把握得不很准确，以致在某些形象身上出现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毛病(如《通讯员》一篇中，主人公林吉因护送任务未完成，而痛苦到了竟至于自杀的地步)。

　　“左联”培养的青年作家中，发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周文(何谷天，1907—1952)。他曾在川康边区的军阀队伍里生活过，作品也大多取材于旧军队和地方政权，描写了上层的倾轧和下层的受苦；但又不限于这类题材，在短篇中还展现了社会许多角落的众生相。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五年间，周文先后写有《分》、《爱》等四个短篇小说集，中篇《在白森镇》，长篇《烟苗季》(注：《烟苗季》共十二章，先以《烟苗季》为题，出版了前八章，后四章，作为《烟苗季后部》另行出版)。他说过：“从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提出来”以后，他对这种创作方法“不断地在研究和探讨”(注：《我怎样写〈山坡上〉的》)。这种努力，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和支持。他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如《一天几顿》、《陈司事》等)和环境氛围的渲染(如《热天》、《父子之间》等)，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不少短篇，往往近乎生活速写和人物素描。优点是写得生动细腻，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具有个人的特点；但有些篇章所展示的社会画面不够广阔，思想深度也嫌不足。在他的创作中，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影响。这位曾经十分勤奋“多产”的作家(他还因此把一个集子取名《多产集》)，抗战爆发后，主要从事其他革命工作，除中篇小说《逃亡者》外，不再有多少创作问世。

　　虽非“左联”成员，却曾参加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并且在创作倾同上也与左翼作家一致的，是吴组缃。他从一九三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最初的作品通过一些个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了顽固保守的社会势力如何摧残着新的生机。随着思想发生变化，他的笔锋转向急剧破产中的皖南农村。一九三四年前后产生较大影响的《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就是《西柳集》、《饭余集》中较为优秀的作品。前一篇的副标题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八十八房、好几百家”(注：在《西柳集》中原为“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这里根据的是《吴组缃小说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5月北京第1版)的宋姓家族的地主豪绅们为了争夺宗祠一千八百担积谷，丑态百出。作者剖析深入，笔致细腻，在活泼流畅而富于个性的对话里栩栩如生地画出了众多人物的性格。结尾处写农民抢谷的场面，更反映了农村革命的勃起和地主阶级日就灭亡的命运。《樊家铺》里的线子夫妇，原是勤劳纯朴的青年农民，但在地主盘剥、官厅敲诈下，男的不得不去抢劫财物，女的为了要取得一笔钱去营救狱中的丈夫，竟致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作品对旧社会作了深刻有力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气氛比较阴沉，但作家着力描写樊家铺地方的残破和骚动景象，穿插了地主阶级惶惶不安、仓猝逃走的场面，把故事的发展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使得小说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作家自己说过，这两篇作品“都以昂扬之情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此外，象《天下太平》、《某日》等篇，也为读者所称道。吴组缃的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动乱的农村现实和发生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纠葛，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成就。

　　创作倾向与左翼作家相似的还有罗淑(?—1938)。她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等三个小说、散文集。其中《生人妻》一篇，写四川沱江上游山地里的一个农民，在贫困无助的情况下终于不得不出卖妻子的故事，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画了这一对夫妇的悲剧命运和纯朴真挚的感情。就题材而言，这篇小说颇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相似。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最初的觉醒。由于写得深切动人，《生人妻》发表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

　　“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关内。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文学活动。他们怀着对于敌伪的仇恨，对于乡亲的眷恋，以及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与叶紫的《丰收》一起，由鲁迅编入《奴隶丛书》)

　　萧军(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作品描写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比较宽广地反映了他们与敌伪军队，汉奸地主的战斗，他们内部不同成份、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他们在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间引起的反应。陈柱司令、“铁鹰”队长和在敌人凌辱下觉醒起来的李七嫂等形象，真实地体现了东北人民保家卫国、团结抗日的战斗要求。作品着重地表现出这支游击队在血泊中成长的生动历程，揭示出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小说在有关学生出身的肖明和安娜，尤其是两人的爱情纠葛的刻划中，对于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虽然也有所批判，更多的却是同情，不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就整个情节来说，“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小说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萧军除短篇集《羊》、《江上》外，还写有长篇《第三代》(后改名《过去的年代》)，反映辛亥革命后东北人民的斗争，生活气息浓重，艺术上也更见成熟。

　　当《八月的乡村》出版时，鲁迅就指出：“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事实果然不出鲁迅之所料，除了反动报刊上所谓作者是“从苏联回来，为‘共产党’的走卒”的喧器外，混入“左联”的张春桥化名狄克，也攻讦小说“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载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副刊)。鲁迅立即撰文，斥责这是“实际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其实是在向敌人“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注：《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卫护了这部作品，也揭露了张春桥隐藏在“左翼”名义下的真实面目。

　　萧红(1911—1942)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也出版于一九三五年。这本作品真切地反映了东北人民沦陷前后的生活，正象鲁迅在序文中所说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幅“力透纸背”的图画。小说的前十章描写沦陷以前的东北：在哈尔滨附近的广大农村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民们把耕田的老马送进屠场换来两块纸币，随即全被地主夺走；人民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惩罚那些吸血的剥削者们，但得来的却是监牢和更沉重的灾难；年轻的一代牢牢记住亲人惨死的仇恨，随时准备索还血债；疾疫伴随饥饿夺去人们的生命，威胁着每一个活着的人。自第十一章以下，描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广大人民的苦难和斗争。他们“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在斗争失败后，他们认识到只有再组织起来去当革命军，才是正确的道路。于是辞别残破的家乡，走向更艰苦、更漫长的路程。作品没有一条贯串全局的故事线索，它只是许多生活画的连续。因为作者观察的深入和笔致的细腻，在明丽的画幅中含蕴着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因此忽视阶级矛盾，从而真实地写出了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深重灾难。这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是它胜过同一时期不少同类作品之所在。继《生死场》之后，萧红还写有《旷野的呼喊》、《手》、《小城三月》(短篇)、《马伯乐》(中篇)和《呼兰河传》(长篇)等作品。其中如《手》通过一个染匠的女儿在学校里因为一双黑手受到歧视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作品构思既巧，描写亦复深婉动人。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萧红还有以“悄吟”的笔名发表的散文集《商市街》和《桥》，内中也不乏优美之作。

　　端木蕻良，在这个时期里写有短篇集《憎恨》。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在其中怀着强烈的憎恨心情描写了东北人民在敌人铁蹄下的悲惨的生活。集首《鸷鹭湖的忧郁》一篇，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是东北农村生活的一幅凄厉郁怒的画图。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背景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下的东北，主人公却是失去了祖国的朝鲜孩子。小说通过中、朝、苏三国少年的真挚友谊，表现出对于侵略者同仇敌忾的激愤。此外，他还写有中篇《老兵》等作品。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大家所熟知的青年小说作家还有葛琴、草明、欧阳山(罗西)、荒煤、奚如等。这些青年作家当时都是在“左联”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后来的发展并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从叶紫到“东北作家群”诸作家的作品，无论题材的开阔、思想的健康和表现技巧的熟练，较之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了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正面地、大规模地描绘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写出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胜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三节：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等的创作

　　三十年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风起云涌的救亡活动，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蓬勃开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又为诗歌创作指出了较为明确的方向。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在本时期获得较大的发展(注：从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时起，不少左翼作家受国外文艺思潮和1926年以来某些理论的影响，把浪漫主义笼统地看作唯心的没落阶级的创作方法(可参阅《太阳月刊》1928年7月号《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冷静的头脑》，《文化批判》第1期《科学的社会观》诸文)，这曾使郭沫若这样的诗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也成为“左联”时期诗歌趋向革命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934年秋，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情况才逐渐有所变化)。中国诗歌会的出现，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趋向。

　　中国诗歌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它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发起人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森堡)、蒲风等。他们在《缘起》中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国诗歌会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新诗歌》的《发刊诗》表达了中国诗歌会诗人的共同创作主张：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

　　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

　　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

　　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由郭沫若、蒋光赤、殷夫所代表的新诗的战斗传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反蒋抗日；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希望“借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的形态，接受它们普及、通俗、郎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注：《我们的话》，载《新诗歌》第2卷第1期)鲁迅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他那封讨论新诗形式的信(注：《致窦隐夫(1934年11月1日)》)，就是回复他们的提问，并且发表在《新诗歌》二卷四期上的。中国诗歌会除上海总会外，还在北平、广州、青岛、厦门以及日本的东京等地设有分会，这些分会大多办有刊物或在报纸上出副刊。到一九三五年冬，当“国防诗歌”被当做“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出来的时候，中国诗歌会的同人们就热情投身到这一救亡运动中去，并在稍后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蒲风(1911—1942)是中国诗歌会中最热心、最活跃的诗人，写有诗集《茫茫夜》、《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以及长诗《六月流火》、《可怜虫》等。蒲风积极实践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主张，他的诗作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两类迫切的主题：农村从苦难到觉醒的革命变革，人民争抗日以图存的强烈要求。在诗歌大众化方面，蒲风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探索。他的作品，虽然艺术上缺少锤炼，大多思想健康，感情充沛，诗风朴实，语言通俗，在摧毁旧世界、迎来新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蒲风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着重反映现实生活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描绘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痛苦和他们的反抗斗争，有的作品(如《咆哮》等)还进一步刻画出变革后的新农村“赤帜浴在日光里”的一派“蓬勃生气”。《茫茫夜》一篇以母亲和儿子对话的形式，表现了农村中年轻一代的觉醒。在一个风狂雨暴的黑夜里，贫苦的老母亲深切地怀念着失踪的儿子。她不了解儿子何以别母离妻远走高飞，盼望儿子早日归来，但她在狂风里，隐隐约约听到了风在回答：

　　“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

　　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

　　母亲，母亲，别牵挂!”

　　儿子青是个觉悟的革命者，他离家参加了“穷人军”，为了大众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诗集《茫茫夜》中不少作品都在正确地显示：有了千百万人的觉醒，就有了改天换地的力量，就能在“黑暗中诞生光明”。

　　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通过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攻革命根据地，侵占农民的土地修筑公路。王家庄上爆发了“我们爱护土地”、“我们不能白白饿死”、“我们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铁锁”的愤怒呼声。他们

　　象决堤的黄河水，

　　谁有力量去拦堵?

　　象海洋的浪

　　澎湃汹涌着的是我们的队伍。

　　虽然后来大批白匪军来了，在王家庄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但是农民在工农红军支援下终于赶走了敌人，革命烈火向更广大的地域蔓延开来。长诗写的是一个村庄的事，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星火燎原的时代风貌。诗人为了实践诗歌大众化，努力引用口语入诗。在奔放的气势中洋溢着充沛的革命热情。该诗虽然艺术上比较粗糙，表现农民落后面也嫌过多，但在当时的诗坛上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

　　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蒲风还努力提倡“国防诗歌”，为了多出宣传抗日的作品，在他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倡导过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诗集《钢铁的歌唱》，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热情地呼唤人民团结战斗，打败日本侵略者。其中的《优良的射击手》、《我迎着狂风和暴雨》、《第一颗子弹》等诗篇，刚健有力。但这个运动也促成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产生。一九四二年，蒲风病殁于皖南抗日前线。

　　中国诗歌会上海总会的成员，除蒲风之外，尚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杨骚的《记忆之都》、《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等诗集，大多借爱情题材抒发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于光明未来的追求。长篇叙事诗《乡曲》，描写了在地主、兵匪、捐税、灾荒等天灾人祸煎熬下农民的痛苦不堪的生活，表现了他们要“打碎这乌黑的天地”的愿望和信心。杨骚的诗歌虽有旧诗词的痕迹，但笔调清新，具有浪漫主义气息。任钧写有诗集《战歌》、《冷热集》。“我要唱出漆黑的暗夜，和那暗夜中透露的曙光”，“祖国，我要永远为你歌唱”这两句诗，道出了他诗歌的战斗倾向。目睹过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历着“九一八”故土沦亡之恨的穆木天，写有《流亡者之歌》等诗集，充满了“唱哀歌以吊故国的情绪”(注：《流亡者之歌·自序》)。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间》，描写了“一二八”事变中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他的《生命的微痕》，以“缥缈的琴音，一声声歌出我个人的不幸”。石灵的短诗《新谱小放牛》、《码头工人之歌》等，曾被聂耳配曲，广泛流行。

　　王亚平是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编北平出版的《新诗歌》。他写有短诗集《都市冬》、《海燕的歌》和以“一二·九”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十二月的风》。“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灯塔守者》)作者怀着揭露黑暗、寻求光明的思想，为人生歌唱。他由破碎穷困的农村流浪到饥寒畸形的都市，身感“生活的铁鞭，惨酷的捶击着脊背，恶魔的黑手在四周伸张着”(注：《〈海燕的歌〉题后》)。他以自己的社会见闻为题材，描写了农村的破产，城市的萧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抒发了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灯塔守者》、《黄浦江》、《孩子的疑问》、《大沽口》、《农村的夏天》等，是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诗篇。作者笔下夏天的农村，由于旱灾严重，“催粮吏”逼粮，迫使人们离乡背井，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

　　夏天真没有夏天模样，

　　没有人耘田，也没有人插秧，

　　大道上奔涌着饥饿的群，

　　为了活才撇下自己的家乡。

　　王亚平的诗歌明快朴实，长于描述，由于作者注意向民歌、民谣学习，语言也比较接近大众口语。

　　温流(1912—1937)是中国诗歌会广州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编过《诗歌》和《诗歌生活》，对推动华南的诗歌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写有《我们的堡》和《最后的吼声》两个诗集。温流的诗大都反映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素朴流畅，不在一句一节里追求诗意，而使全篇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意境，保持着一些民间歌谣的风格。他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同时反映出时代风貌，表达了和他们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打砖歌》、《凿石碑工人歌》、《大年夜》、《卖菜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特点。例如《卖菜的孩子》的第二段：

　　“卖菜啊，卖新鲜的青菜!

　　一束两个铜仙!”

　　瞧瞧四面：

　　一篮一篮的菜，

　　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脸，

　　生意是一样的冷淡。

　　朴素地写出了时景的萧索。在温流的诗集里，还有许多诗篇是对革命者和爱国志士的赞扬，以坚定的信念表达了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他的有些诗篇笔锋主要针对着日本侵略者和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他唱出了中国人民日益炽烈的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要求，喊出了那“澎湃在天空里，澎湃在黑夜里，摇动了黑夜，摇动了大地”(《冲》)的抗日的呼声。在温流的笔下，抗日的人民“象海上的暴风，象喷着的火山”，他们的呐喊会“使同伴们醒来”，“叫汉奸们抖战”(《五十个》)。这是抗日战争前夜时代特色的描画，是鼓舞人们战斗的革命诗篇。在二十五岁的短促生命里，温流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提起的诗篇。

　　中国诗歌会之外，臧克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诗坛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农村里，从小熟悉农村，热爱农民，所以他的诗篇多为歌唱农村之作。一九三三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恶的黑手》。这正是“现代派”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臧克家的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风，因此立刻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并且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拓了崭新的天地。

　　臧克家的诗有其独特的风格。他不用柔曼的音调来诉说个人的哀乐，也很不用热烈的呼声来抒发对于旧世界的愤懑，而是以经过锤炼的诗句，抒写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勤劳与坚忍，让读者从咀嚼和回味中体会诗人深沉的感情。《难民》和《老哥哥》写出农民悲痛的遭遇，《村夜》和《答客问》描会了三十年代前期北方农村的动乱，语多含蓄，笔有藏锋。诗人有时也以暗喻的手法，以启发人们的深思，例如收在《烙印》里的《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这里歌咏的是一匹老马，轭下的生活却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来农民背上的苦难的重荷。全诗朴素凝炼，间行押韵，音响沉着而又不流于板滞。《歇午工》和《洋车夫》发表当初都曾传诵一时。《洋车夫》刻划入微，结尾处突然发问，使全部描写集中在一点上，读来使人从心底里感到痛楚。《歇午工》更是独具匠心之作，出语清新，造境浑朴，虽然把生活写得过于无忧无虑，全诗主旨却仍然是对劳动的赞美和歌颂。

　　臧克家热爱劳动人民，有时不免把他们的缺点也当作美德来歌颂，例如对农民的坚忍就有揄扬过分之处。不过诗人也有一些迸发着反抗火花的诗篇。臧克家曾亲身参加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革命失败后度过一段流亡生活，这使他能够在表面平静的土地上看出斗争的波澜。虽然《生活》一篇极受闻一多的称道，但诗人笔下的现实并不是永远灰暗的，他曾以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篇预告了革命的即将到来。《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罪恶的黑手》就正是这样的诗篇。在《天火》里，诗人对“要从死灰里逼出火星”的反动统治者提出警告：“到了那时你得去死，宇宙已经不是你的”；在《不久有那么一天》里，他告诉人们：“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而不久就会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罪恶的黑手》一诗揭穿了帝国主义掩盖在宗教外衣下的罪恶实质，也热情歌颂了工人群众的伟大变革力量，帝国主义者在都市的道旁修建教堂，想用宗教来麻醉群众。但是“神圣的教堂”只是那些“手上还留着血的腥臭”的屠伯们，或者是那些“在现世享福还不够，为来世的荣华到此苦修”的寄生虫们去的地方；而这，与眼前的这一群工人是无干的：“他们在一条辛苦的铁鞭下，只忙着去赶契约上的时间”。大海会起风暴，古井会出波涛，工人们驯服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那时他们会

　　用蛮横的手撕碎了万年的积卷，

　　来一个无理性的反叛!

　　“太阳”也会“落到了罪人的头上”。诗人的预言不是一个缥缈的空想，这是有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所以它是那样理直气壮而富于感人力量。

　　《罪恶的黑手》结构绵密匀称，形象鲜明生动，在和谐的韵律里有着奔放自如的气势。作者说他是在“内容方面，竭力想抛开个人的坚忍主义而向着实际着眼”，“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向博大雄健处走”(注：《〈罪恶的黑手〉序》)。除以上诸诗外，长诗《自己的写照》通过诗人自己的生活道路，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曲折前进的时代风貌，也是臧克家本时期的一篇优秀诗作。臧克家后来曾回顾说：“一个诗人把他全灵魂注入的诗，才能成为好诗。”(注：《〈十年诗选〉序》)这句话有助于人们去理解诗人投入创作时的严肃的态度。

　　当时登上诗坛的新人，还有艾青和田间。他们和臧克家一样，以自己的诗作，丰富了新诗的内容和形式，提高了新诗创作的水平。艾青和田间的主要成就，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时期他们的诗作，也一并在后面叙述。

　　和上述诗人具有不同情调的是戴望舒。戴望舒(1905—1950)曾经是三十年代所谓“现代派”的代表诗人。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和以后的《灾难的岁月》。早期诗篇写的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忆，对生活的寂寞和厌倦。感伤气息浓重。当他低吟“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注：《我底记忆·林下的小语》)这样诗句时，充分地表达了逃避现实和自我安抚的感情。他怀念“如此青的天”，因为那里“可以安憩的睡眠”(注：《我底记忆·对于天的怀乡病》)；但又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憧憬，在《乐园鸟》(《望舒草》)里，他向天上的“乐园”发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人间既多苦恼，天上也不安乐，诗人带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无边的空茫。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三十年代虽然有一定社会基础，但和激越剧烈的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戴望舒受过中国旧诗和欧洲诗歌特别是法国象征派诗歌很深的影响，在意境创造和词汇选择上，努力追求意象的朦胧。他的诗注意语言的铸炼，比喻恰切，易于引起人的联想，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戴望舒也有少数从侧面描写现实生活的诗，如《断指》(《我底记忆》)表现对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朋友的怀念；《村姑》(《望舒草》)写一个乡村少女劳动和爱情的纯朴羞涩的心情，亲切动人。《游子谣》(《望舒草》)所抒写的心情也比较开朗。抗日战争爆发，民族解放的声音惊醒了他忧郁的梦，在诗集《灾难的岁月》里留下了一些和以前风格不同的歌颂抗日战争的诗篇。他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香港狱中写的《狱中题壁》一诗，表现了对敌人的仇恨，对死亡的无畏。他准备牺牲：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

　　这里写出了他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强烈感情。相似的作品还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各自的起点很不相同，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教育，不同程度地迈着前进的步伐。戴望舒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诗人于一九五年逝世，未能沿着新的道路进一步发展。

　　第四节：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

　　各种类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发展，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给作家的刺激和感触特别频繁和直接，“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由于杂文适合于短兵相接的战斗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便于“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这种文学形式在“左联”的提倡和鲁迅的鼓励支持下，冲破了反动政权的迫害与帮闲文人的“围剿”，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较强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申报》也实行改革，开始接受进步作家的稿子。以鲁迅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为它的副刊《自由谈》写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报纸继起仿效。《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改名《质文》)等期刊接着出版，都以登载这样的短文为主。它们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称为杂感，题材广泛开阔，形式多样灵活，春兰秋菊，各极其妍，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种蓬蓬勃勃的局面。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

　　本时期的杂文作者，除鲁迅外，应当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杂文为武器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出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文对新军阀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联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走向死亡，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能靠“特殊本事”——赌、打、骗、吓、抵赖、罚咒等“流氓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揭露了中国的“财神”们(地主、资本家)在其主子——外国“大财神”的指使下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深的时候，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文，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戳穿了他们的无耻欺骗伎俩。他抓住敌人言行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不能见人的“后台戏搬到前台来演”，使他们对外屈膝求降、对内残酷镇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瞿秋白也把他的笔锋指向那些参加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各种反动文艺流派，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道诗话》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权”其实是在粉饰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出卖灵魂的秘诀》指出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条陈”，主张“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决”；他画出了“新月派”诗人的猫样的嘴脸(《猫样的诗人》)和“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样的英雄》)；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其反动本质的“自由人”不过是一种“皮红”而“肉白”的“红萝卜”，提醒人们多加警惕(《红萝卜》)。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有时带有某种“左”的情绪，但它们大多剥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倾注了愤怒和憎恶的感情，犀利泼剌，是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旧的世界之外，瞿秋白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呼唤着新世界的诞生。《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等，就是这一类的文章。在阴云密布的中国，他号召群众“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用“惊天动地的霹雳”打开层层的“乌云”，创造“光华灿烂的宇宙”。这类文章为数不多，却是当时一般杂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通过对一些上层人物言行的白描，运用恰当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创造出某种社会典型。他有时也用象征的手法来把他所要说明的问题形象化(例如《一种云》)，有时又通过对社会习俗的描绘来引起人们的联想(例如《民族的灵魂》)。他适应文章内容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采用政论、短评、随感录、书评、抒情散文、杂剧、短曲、寓言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战斗，都能写得深入浅，明白晓畅。瞿秋白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的统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左联”时期，茅盾、郁达夫、陈望着、阿英(钱杏村)等作家，也都在从事小说创作或文艺批评的同时，运用杂文的形式进行了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影响下，青年作者大量涌现，各各以杂文为武器，或则抨击政治的黑暗，或则揭露社会的矛盾，或则针砭时事，或则漫谈文艺，内容广泛，风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锋利有力，表现了虎虎的生气。徐懋庸(1910—1977)写了《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剌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唐涛的《推背集》、《海天集》等杂文，揭发时弊、抗争现实，时复带着散文笔调，含有抒情气氛，在艺术风格上受有鲁迅的影响。徐诗荃得到鲁迅的帮助，变换多种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不少反抗束缚、批评时政的短评，题材广泛，笔致娴熟。此外如聂绀弩的酣畅淋漓，周林斋的严谨缜密，柯灵的潇洒清丽，各具特点，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识以下》，夏征农著有《野火集》，都是于小说、评论之余兼写杂文的作家。还有陈子展的考证，孔另境的随笔，也为读者所欢迎。这些文章的出现，正如鲁迅所说：“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创作，较“五四”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二十年代步入文坛的老作家继续撰写，本时期涌现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的同时，写了大量抒情散文，并且还出现了以创作抒情散文为主的作家。他们或则揭露丑恶的黑暗现实，或则赞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或则描绘祖国或世界的壮丽山河，或则抒写个人的胸臆，使这类散文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广田(1906—1968)，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家。他们与卞之琳合出过诗集《汉园集》，因而有“汉园三诗人”之称。那些诗作，从个人忧悒情怀的歌唱里显示对现实的不满，并注意诗的意境的优美与完整。何其芳的诗以清新柔婉见长；李广田的诗比较朴质浑厚；卞之琳则注重想象的微妙和表现的经济，有些诗比较晦涩难懂。何其芳和李广田后来都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散文的写作。

　　《画梦录》是何其芳苦心经营之作，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一九三七年，该书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起，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奖金评选委员会认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者“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注：《画梦录》代序：《扇上的烟云》)《画梦录》和随后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丑恶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与探索的感情，带有梦幻与憧憬的色彩。何其芳善于使用浓丽精致的语言，优美新奇的比喻，写出具有诗意的散文。作者说：“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注：《刻意集·梦中的道路》)而那些“颜色”和“图案”，也确实成为他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部分。他当时的艺术方法带有曾经流行于西欧的印象主义的明显影响。写作较迟的《还乡杂记》，说明作者经过生活鞭子的打击，开始从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他通过自己的见闻和回忆，描写家乡四川一角的悲惨景角。“这在地理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树阴下的默想》)《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这时，代替了原先好种“颜色”和“图案”，打动读者的已经是作家对于黑暗现实的谴责和鞭挞了。

　　李广田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为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划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报告文学是在我国人民抗日救亡斗争中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杂感的偏于说理，也不同于散文的侧重抒情，它是文艺性的记事，用对事件的描述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将剧变中的社会生活迅速展示在读者面前，有助于人们及时认识现实。

　　“左联”对报告文学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九一八”后，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性作品，《文艺新闻》刊载了《给在厂的兄弟——关于工厂通讯的任务与内容》、《报告文学论》等提倡和介绍报告文学的文章。《北斗》上也发表了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的译文。这可以说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时期。“一二八”战争发生，很多进步作家到前线去，写了不少反映战争情况的报告，刊载于《烽火》(《文艺新闻》战时特刊)和《北斗》等杂志上，执笔者有郑伯奇、适夷等和一些业余的文艺青年。还有一些报导收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书里。随着反帝运动的开展，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结合，作者和题材范围更加扩大，参加写作的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店员；人民大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灾难和反抗成了描写的主要内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记录》一书，就是各地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选辑。在本时期最后两年内，由于抗日运动的高涨和“国防文学”的倡导，加之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和墨西哥人爱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译本先后发表，进一步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稍后由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辑的文章都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茅盾在《中国的一日》的《序》里指出：“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些作品，确实相当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

　　本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优秀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夏衍的《包身工》(注：载《光明》半月刊创刊号)发表。这是一篇真实地反映上海日本纱厂里一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们的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作者着重地描写了其中一个外号“芦柴棒”的青年女工惨绝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工头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他还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义者要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预言黑暗的日子必将消逝，“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推拒的”。这篇作品是经过社会调查写出的，因为题材的现实性，作家的笔端又饱含着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动具体的描画里唤起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烈仇恨。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讽刺和浓郁的抒情笔调，逼真地写出了山西反动统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们在春天里感受不到春天的温暖，周围布满了“恐怖的氛围”。作品对反动军阀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鞭挞，也是本时期一篇较好的报告文学。它同《包身工》一样，克服了过去报告文学只偏重于报导事实而不注意艺术加工的缺点，标志着我国年轻的报告文学的显著进步。报告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更大的发展。

　　第五节：其他作家作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收获，是多方面的；这在经历、倾向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除了前面各个章节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作家同样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这个时期的文坛，标志着新文学创作的进步。

　　

　　“五四”时期在创作上已有成就的作家，这一时期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激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有了新的变化。王统照于一九三三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山雨》。作品以军阀统治下的北方农村为背景，深刻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苛捐杂税、天灾兵祸下农村经济的凋落，农民寻求出路的摸索与挣扎。长篇着重表现了自耕农奚大有由“靠地吃饭”到“另打算”的富于代表性的变化过程。奚大有“是个最安分，最本等，只知赤背流汗干庄稼活的农夫”，对于离开土地，流亡在外靠手艺吃饭的农民，他认为“即使任管如何拿钱，那不是本分，因此他并不欣羡”。但是当现实逼得他“活不下”的时候，他的顽强的“安土乐居”思想也动摇了。最初，由于卖菜的纠纷，他被兵大爷无理拘押，他父亲借债将他赎了出来。这项债务竟逼得他变卖田产，父亲更因此一气引起老病死去。奚大有的性格开始变得容易暴怒，“他的一颗诚学捐，旱灾，土匪，出兵差，饿兵据村骚扰，这一切全村人共同的灾难，也同样落在奚大有的头上，使他逐渐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现实的严酷终于使他否定了陈大爷的“命定论”的劝告，带着自己全家离开了“这残破、穷困、疾病、惊吓的乡间”，到都市去另寻活路。小说对奚大有变化过程的描写，“细密而具体”，使“农民被掠夺的过程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惊心的图画”(注：东方未明(茅盾)：《王统照的〈山雨〉》，《文学》第1卷第6号，1933年12月)。围绕着这一主要情节，作品还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遭遇。奚大有的父亲——奚二叔，他勤劳忠厚，却又偏狭保守。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强开铁路的自发斗争，对于所有随铁路输入的各种洋货极表不满，他只是本分地守住自己的祖业，并想用刻苦的劳动增添田产和房屋，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变卖田产并由此送掉生命。此外，流浪雇农宋大傻的被迫“吃粮”，徐利的铤而走险，满腹牢骚的陈庄长，乐天安命的魏二，以至怀着涉茫的希望、终日枯坐“瓢屋”的徐老秀才，形形色色，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生活和性格，不仅烘托了主要人物奚大有的命运，他的背离家园、奔向都市的必然性；而且还在奚大有的变化的主线上，以各自的遭遇构成了一幅凄厉阴郁与愤怒悲壮相交融的现实的图景，有力地展示了农村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三十年代大量反映农村经济破产的小说中，《山雨》是一部风格浑厚的扎实的作品。不足之处是，奚大有被迫进入城市之后，在工人影响下的觉悟过程写得不够丰满，不够生动，全书很多地方以叙述代替描写，读来略嫌艰涩和冗长。在这个时期里，王统照还有以“五四”以后知识青年动向为题材的长篇《春华》以及短篇集《霜痕》等。

　　以刻划农村和小市镇生活见长的鲁彦，本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河边》等五个短篇集和长篇《野火》(后改名《愤怒的乡村》)。如他自己所说，自《童年的悲哀》以后，已“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注：《关于我的创作》)，他的敏感，他的为人生而焦灼苦闷的心情，逐渐凝聚成为对现实的冷峻的批判。在《屋顶下》一篇中，本德婆婆以二十年来积劳成疾的代价，挣得了暂时的温饱。但痛苦经历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她，使她提心吊胆，想牢牢地把握住当前的小康生活。她和媳妇由互相体贴到互相猜疑，吵骂，以至完全决裂，固然由于她的偏狭和愚昧，同时也为这种对于贫困生活的恐惧所造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岔路》写两个村的村民用祈祷扑灭鼠疫，并在巡游途中酿成械斗的故事，进一步揭露了旧制度精神毒害的严重后果。《桥上》写工商业者的相互倾轧和竞争。伊新叔劳苦一生所创立的产业抵不住林吉康的庞大资金，他在镇上建立的良好的人缘抵不住金钱所造成的势利观念；随着他的昌祥南货店的倒闭，他在冷漠的氛围中失去了立足的余地。在这些短篇中，作者以朴素而自然的语言，通过对人物心理和行动的描写，将现实生活的严酷逻辑展现在读者眼前，着力地鞭挞了小私有者的狭隘、自私和愚昧，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只是笔触过于冷峻，沉重而暗淡的生活画面里缺乏希望的闪光。《李妈》一篇表现了热烈的爱憎，在这些作品中风格较为独特。正是由于作者过多地看到现实的冷酷和麻木，这才促使他从童贞的世界里去找寻安慰。在《祝福》中，孩子们的天真和纯洁融化了落难军人陈允才的“冰冻而坚硬的心”，当他对现实发出绝望的诅咒时，终于以“最诚虔的心”向孩子们热烈地祝福，预祝他们将来“生活在不诅咒别人，也不被别人诅咒的环境里”，“在《小小的心》中，罪恶社会的阴影也投射到孩童阿品的“洁白的纸一样的心”上。阿品是一个自幼失去双亲被人骗卖的奴隶。应和着他那颗“小小的悲哀的心”，全篇颤动着怅惘的情调。《童年的悲哀》描写了雇工阿成哥的正派、愉快、多才多艺和他的不幸遭遇。作者赞美自己童年时代的这位朋友，更哀悼那“象清晨的流星、象夏夜的闪电，刹那间便溜了过去的一生中最可爱的童年”。这些短篇和《屋顶下》等篇不同，作者常在叙述和描写中直抒胸臆，笔端饱和着浓烈的感情。

　　长篇《野火》以描写农民的苦难、挣扎和反抗为主，乡保长与豪绅地主结为一体迫害农民的罪行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实生动的揭露。对于被生活折靡成“软骨虫”的葛生哥，作者虽不无怜悯和同情，却有力地批判了他的奴才性，他的缓和阶级斗争的行为。在表现富有反抗性的青年农民如华生方面，则缺乏足够的真实感。华生的性格中常流露出一些不甚协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但就整个作品来说，由于鲜明地揭出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并描写了农民由个人反抗到群众自发斗争的发展趋势，显示了作者思想和创作的进展。鲁彦这时期的散文风格也不同于他早期散文作品的诗意浓烈，《厦门印象记》、《西行杂记》等篇，描绘一些地方的风俗人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鞭挞了现实的丑恶。

　　从事法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并写过小说《同情》的作家李颉人(1890—1962)，从一九三五年起写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第一部)，描写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生活。这三部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死水微澜》写的是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一段时间，在成都附近一个小乡镇里，袍哥首领罗歪嘴貌似豪侠仗义，实则过着设赌场、玩娼妓、霸占人妻的糜烂生活。小说以此为主线，对当时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作了维妙维肖的刻划，充分展现了一潭死水似的现实黑暗面；欧美物质文明侵入后，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的相互激荡和消长，则在“死水”上激起“微澜”，点染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历史气氛。《暴风雨前》主要反映辛丑条约后民智渐开的社会变化。作者的笔墨开始由小乡镇转向成都。红灯教的扑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立宪党人点滴的社会改革，这一切革命风暴来临前的动荡，冲激着这个“天府之国”里的大城市。较之《死水微澜》，作品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情节也较为错综复杂，但艺术描写却不如《死水微澜》细腻和生动。《大波》(第一部)写直接引起武昌起义的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人物活动的幅度较前两部更为开阔，但作者的生活认识和艺术表现跟不上作品因题材扩大而产生的要求，因而作品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尚缺乏足够的艺术概括。广博的社会知识，善于描绘风土人情的本领，使这几部作品具有相当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对左拉、莫泊桑创作的借鉴有助于李颉人形成上述的艺术特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细节敏琐、铺写不当的自然主义的缺陷。

　　在三十年代反动派的恐怖统治下，有些作家通过神话和历史题材曲折地抨击黑暗势力，歌颂正义和光明。郑振铎在这一时期用“郭源新”笔名写下了《取火者的逮捕》、《亚凯诺的诱惑》、《埃娥》、《神的灭亡》等篇小说，借助于希借神话来说“当时当地的事”。作者塑造了偷天火给人类的普洛米修斯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他的不为威武和诱惑所动摇的反抗精神；同时以“满腔的悲愤”抨击了人与神的主宰庙斯的横暴统治，揭发了他的卑劣和荒淫。这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稍后，作者又写了《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和《毁灭》等历史小说，这几篇都以中国历史上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为中心，写他们为了理想，宁可牺牲自己而绝不向黑暗低头的精神力量。其中取材于文天祥《指南录》的《桂公塘》，写得苍凉悲壮，富有感染力量。

　　与王统照、郑振铎等同属文学研究会，曾经以小说《惨雾》为人称道的许杰，这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在前一阶段，他已经显示出了善于描绘浙江农村的风土习俗的特长，作品被人归入“乡土文学”。到了这人时期，进而注意从阶级冲突的角度表现人物。《七十六岁的祥福》刻划一个安分守己的自耕农，从害怕已经是共产党人的孙子参加革命活动，经过事实的教训，到最后祝愿他说：“希望你们能早日成功。”《放田水》塑造了一个敢于和恶势力抗争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可以看出，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样推动了作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

　　上述这些作家都是在“五四”时期就积极地参加了文学活动，并以他们的作品为读者所熟悉的，因而他们在前进中的新收获就特别引人注意。除此之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开始写作，而在本时期写得更勤，发表了大量作品的，还有沈从文和李健吾。

　　沈从文最初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小的作品。从一九二八年起，他在大学教授“小说习作”；为了给同学作习题举例，自己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下表现不同的生活题材的作品。这些小说，大多发表在《新月》月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他写的小说集有二十余种，主要是短篇；是同一时期里短篇小说创作最多的作家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心理描写也颇细致。有些篇中的主人公虽是农民或士兵，但着重描写一些原始性的粗犷放纵行为，而不是他们健康纯朴的感情(如《雨后》)；更多的篇章则是写知识分子的恋爱，作者以许多笔墨描绘一些世俗的纤细的感情(如《八骏图》)。另外有一部分作品写旧军队的生活，如《入伍后》、《会明》、《新与旧》等篇，忽视了军队中严酷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和人民的尖锐矛盾，却去大量地描写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他的代表作中篇《边城》，描写一个撑渡船老人的孙女和当地掌水码头的团总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借助这一缠绵曲折的情节来描绘湘西地区的生活“宁静”和“民性淳朴”。在他的笔下，边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风习、人物心性无不美好；无论贫富军民，一律淳朴善良。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不幸，也皆由偶然或误会所生，而人们也毫不惊骇。整个作品充满一种牧歌情调。这部中篇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关于当地人民的传统生活风习也能写得优美动人，艺术上别具一格，因而受到一些读者的称道。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描绘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的，偶或出现革命者的形象，如《大小阮》、《过岭者》；或者比较真实地反映贫困者的挣扎，如《生存》；或者揭露反动势力的腐败，如《顾问官》、《失业》，都是他作品中较有思想意义的部分。但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赞扬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注：《选集题记》)其中确实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与体会。

　　曾经以小说《终条山的传说》被鲁迅所称道过的李健吾，这一时期虽然继续写了一些小说，但主要却是戏剧。独幕剧《母亲的梦》写的是军阀内战所加于人民的灾害，剧本较生动的写出了人民对于军阀内战的控诉。《梁允达》写了军阀驻军串同土豪贩卖鸦片的勾当，多少画出了当时生活环境的一些真实面貌。三幕剧《这不过是春天》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剧情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北京，警察厅长奉命捉拿从南方来的革命党人，但那位革命者原是厅长夫人的老友，正住在厅长的家里，事被密探发觉，厅长夫人买通密探，放走了革命者。这个剧本时代背景鲜明，戏剧冲突尖锐，在勾勒反动的警察机构中厅长、秘书、密探等人性格的卑劣和机诈，以及厅长夫人的内心寂寞等方面，都写得比较生动真实。对话机智流畅。但作者并未正面写革命者与反动政权之间的矛盾，而把主要力量用在爱情纠葛的线索上，这对于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描绘虽有所帮助，但在情节开展中却损害了那个革命者的形象。他不只居非其所，而且在言行上也与一个革命者的行为很不协调，使这部作品有了很严重的缺陷。李健吾在抗战初期参加上海剧艺社工作，以后还写过不少剧本。和沈从文相似，李健吾的作品同样更着重于艺术表现上的追求，他的成就主要也在这个方面。

　　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骆驼帅》等刊物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大多是在北平、天津一带求学或者教书的文学青年，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于作品艺术形式的探索怀着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初就不是那么重视了。他们中间，除诗歌和散文方面的何其芳、李广田、卡之琳外，在小说方面，是肖乾。他最初的作品，收入《篱下集》、《栗子》等。肖乾喜欢通过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给作品染上更多的忧郁(《篱下》、《放逐》)。有的直接描写劳动者的生活，也写到了他们的痛苦。不过，作者着眼的是他们独特的性格，而不是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有的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毒化中国人民和教会内部的腐败(《皈依》、《昙》)，这些在新文学创作中是不常见到的。《栗子》是作者目睹了“一二九”学生的爱国示威和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之后写成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震撼全国的政治事件，激愤已经取代了原先闪现在他的小说中的那种忧郁。写于抗战爆发前夕的长篇《梦之谷》，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缠绵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比较单薄。芦焚(师陀)的创作倾向，也与这些作家相近。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划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在后出的《谷》、《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里有更显著的发展。其中的《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在这个时期里，文学创作有一个显著的发展。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新文学的开拓者，继续以旺盛的创造力写出新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也一批一批地进入文坛。左翼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克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时期的一些幼稚倾向，其他作家也在思想上艺术上坚持不懈地作着严肃的努力。当然，从新文学队伍中，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都有分化出来、落荒而逃的分子；但这并不能阻碍新文学前进的步伐。由“五四”文学革命启其端的新文学，就是这样地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三十年代，迎接新的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