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者形似而实不同。

　　传记讲究纪实，传记体小说追求艺术性。所谓传记体小说，因为其实质还是小说，而不能看作是传记，典型的如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传记是对于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的记叙，它和历史关系密切；某些资料翔实的传记也被人们当作史料看待。因此，“纪实传真”是传记的基本要求，而传记体小说是文学创作，其主人公可以是实有的人物，也可以是虚构的，只是借用了“传记”这一形式。

　　众所周知，传记是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例来表现传主形象的，而传记体小说也是通过事件叙述和细节描写等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从形式上看确实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传记是以真实性为其生命的、强调“真”； 而小说是虚构的，更注重“美”即艺术性，允许各种艺术手法的使用。比如，《画魂———张玉良传》( 后修改为《画魂———潘玉良传》) 《一代明星舒绣文》《寒柳———柳如是传》等作品，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人物形象十分生动，文笔优美，勾勒出了几位不平凡的女性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可以说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但鉴于其中有较多的虚构成分，还是不宜当作纯粹的“传记”来看待。

　　（二）混淆两者导致真假莫辨

　　已有一些学者就传记与传记体小说相混淆的负面效果进行了阐述。比如全展先生在其论文《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中讲到，一些学者误将《郭沫若与安娜》一书中作者“创造”的情书当作史料来运用，结果搞出了笑话。郭沫若秘书王廷芳先生偶尔看到，由谷辅林、张启莲合著的《郭沫若与安娜》中，竟然载有郭沫若与安娜之间的书信16 封，总共约两万字左右。倘若这些书信的确是两位传主所写，定然是珍贵的史料。但考察发现，它们实际上是谷、张二人根据1925 年郭氏小说《落叶》加工创造出来的。而这“创造”出来的书信又被郑舍农在其书中照录，并标明是“郭开贞与佐藤富子的两地书”。王廷芳认为“这样以假当真，以讹传讹，实在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由此全展指出:传记文学必须真实。虽然作者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做若干艺术加工，但是有真实姓名的日记、书信之类却是不能虚拟杜撰的，因为传记文学毕竟不同于小说创作。即使是传记小说，允许一定的艺术想象与加工，亦应考虑人物历史真实的要求，加以必要的补充说明。否则，真假莫辨，让人难以置信，这代价也太大了。”

　　可见，出于负责任的做法，传记写作者还是不要把自己大量虚构情节、人物或细节、心理活动的作品称为“传记”为妥。

　　（三）警惕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对传记的解构

　　传记研究专家朱文华教授指出，一位传记作者如果文学情结过于浓厚，“那么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搞文学创作，即写属于文学作品类的‘传记小说’，而不必非要去争标榜‘纪实传真’的‘传记作品’的名目不可，这样也省得往往就材料和史实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 作十分吃力的解释和说明。”诚然，作者没有必要把虚构成分过多的作品称作是“传记”，倒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称之为文学创作。

　　而传记与传记体小说相混淆现象的另一个层面，是要警惕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形式对于传记的解构。20 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中流派异彩纷呈，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魔幻现实主义、女权主义……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影响到了传记创作。如同杨正润先生在《危机与出路: 关于传记现状的思考》一文中分析的那样： 目前传记的写作实践和理论阐释中存在一种潮流，在消解着传记的历史基础，传记作品的真实性不断引起读者的疑问，损害了传记的声誉。杨正润在自己文章中，还分析了几部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如著名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奥兰多传》，把英国贵族奥兰多的冒险经历以欧洲流浪汉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内容荒诞怪异但却有着一部严肃的历史传记的形式此书在“传记类”和“小说类”两个书架上都卖得很好，人们对它的性质莫衷一是。类似的还有马尔罗的《反回忆录》、汤婷婷的《女勇士》等。后现代对传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并颠覆传记的传统标准，在传记的外形中加入了更多的虚构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