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人，霍加特是以研究诗歌和小说起家的，对文学自有其过人的深邃洞察。不过，这篇序言秉承了他一贯的作风，是写给大众读者的，因为《查》书获得平反昭雪后出的是大众化平装本，几十便士就能买一本，发行海量，可以说一时间平铺了英伦三岛和英语世界。所以，霍加特的序言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用俗常的语言道出本书的非常之道，言简意赅，又不失理念和哲思的高蹈，同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小说作者的同情、对当时英国社会文化氛围的失望和悲悯，是一篇大德大爱之作。作为文化研究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的理论家，霍加特能如此贴近生活，放下精英身段，完全以speaking to each other(此乃他的一本论文学与社会的书名)的普通人姿态发言，实在难得。

　　霍加特继承和发扬了利维斯式的细读文本的学术精神，同时又不囿于书斋式品读，为文本的细读注入了“常识”、补充上现实与历史的肌理，其对作品的解读自成风流。霍加特的言说方式，我想，与他的“我的社会主义（my socialism）”立场有关，他说：“我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社会主义-当然希望不是道德说教社会主义，是古老的英国式社会主义，而非理论的、意识形态的，是人道的、自由派的、伦理的社会主义—“My socialism is a moral(I hope not moralistic)socialism， an old English style， not theoretic or ideological but humanist， liberal， ethical……”可见他与正统左派的区别。他曾经批评左翼精英化写作常常流于激烈的谩骂与说教而非发乎人之常情，极左的则与右派批评如出一辙。他特别痛心的是他认作同类的左派批评之堕落。于是他来身体力行地从事他的批评写作，完全出自“人性、道德、自由和伦理”的立场，因此他做到了文笔犀利，寓理于情，冷峻又不失幽默（dry wit），贴近常识而非意识形态和道德的说教。

　　霍加特开宗明义说，这本书是洁净严肃的美文（not a dirty book. It is clean and serious and beautiful），如果我们试图把它当作淫秽作品，我们不是在玷污劳伦斯，而是在玷污我们自己（We are doing dirt， not on Lawrence， but on ourselves，）。

　　他明确地指出，当初英国查禁这本书，大的背景是，当时的英国社会对待性问题所持的态度是“肮脏与羞耻感并行”（smutty and ashamed at the same time about sexual questions），要么对这个话题三缄其口，要么在公共厕所的墙上写满下作无聊又苍白的性笑话（boring，，sniggering， sterile round of dirty jokes）。可见这位西马理论家对彼时的英国社会的批评是多么严厉刻薄。

　　而偏偏劳伦斯要逆风飞扬，逆流而上，面对那样的社会环境，竟然要公开、诚实并温柔地谈论性（openly， honestly， and tenderly），岂非大逆不道。所以霍加特说，我们阅读这本书时要把握好分寸（read properly），这对我们是一种挑战，看我们能不能有点滴的进步（a challenge to grow an inch or two），从“肮脏与羞耻感并行”的心态中得以摆脱。

　　我们常说玉成某事需要的是恰当的人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做恰当的事，指的就是这个proper，四要素都恰当了，事情就圆全了，否则不是差强人意，就是毁于一旦。劳伦斯写这本书是恰当的人做的恰当的事，可惜不是在恰当的时代，他的受众也非恰当的受众而是惯于在这本书所涉及的问题上持“肮脏与羞耻感并行”态度的大英帝国子民。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都不作美，就毁了“人和”，自然也就坏了世间一桩美事。

　　到了1960年，英国的社会风气和人情世故都与1928年比判若云泥，主要是庶民们所主宰的“情势”和语境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水到渠成。审判这本书的过程竟然成了鉴赏和赏析的受用过程，成了民主和知识界的良心在法庭上的狂欢，从辩护律师到出庭证人形成一个豪华的阵容，一连6日，从大作家夫斯特到剑桥批评家海夫到新派左翼学者霍加特，一干社会名流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上频频亮相，慷慨陈词，为一本长期受到不公待遇的小说辩护。保守势力对此始料不及，审判结果竟然是寥寥“无罪”二字，从此企鹅平装本《查》风靡英伦。这样高调开场的严厉审判本来是想要企鹅出版社的好看，杀一儆百的，结果却是检察官溃败，被霍加特称为一出“光荣的喜剧”（gloriously comical）。英国的和谐社会于是在1960年实现了。桂冠诗人菲利普•拉金感慨而不乏讽刺地对此评论说：生活和性交都始于《查太莱》解禁后。

　　

　　霍加特强调说，出自对我们自己的尊重，我们也要对这本书做出恰当的解读才是，他所说的自我尊重，指的是：尊重常识、尊重独立见解、尊重自己对感情的诚实、尊重使人际关系走向成熟的意愿（our common sense， our independence， our honesty about our feelings， our wish to be more grown-up in our relations with others）。而且读这本书要读其全文，而非仅仅读那些为坊间过分渲染流传的段落（not merely those passages which have been so excessively and obsessively talked about.）。

　　谈到小说男女主人公的恋情，霍加特说他们爱情的催化剂是怜悯与欲望的交织（mixture of compassion and desire），这和中国人一般所说的“情色相生”基本是一致的。当然怜悯之情与情色的情还是很有不同，前者强调感情，后者强调愉悦。这里指的是猎场看守麦勒斯偶然看到孤独的查泰莱夫人手捧小雏鸡时伤感落泪那一幕：

　　

　　“他再次转身看她，看到她跪在地上，缓缓地盲目将手伸出去，让雏鸡跑回到鸡妈妈身边去。她是那么沉默，那么凄楚，那模样令他顿生同情，感到五内如焚。

　　不知不觉中他很快靠近了她，又在她身边蹲下，从她手中拿走小鸡，将它放回笼子里去。他知道她怕那母鸡。这时他感到腰腹间那团火突然烧得更旺了。

　　他面带惧色地瞟她一眼，她的脸扭向一边，自顾哭泣，哭出了她一辈子的痛苦和凄楚，一时间她把他的心都哭化了，化成了一星火花。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手指搭在她膝盖上。

　　“你不该哭！”他轻柔地说。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感到心都要碎了，径自不管不顾地哭泣着。

　　他把手放在她肩上，开始温柔地顺着后背轻轻地捋下去，不知不觉地抚慰着她，一直滑到她弯曲的腰窝。他的手停在那里，无限温柔地抚摸着她的侧腰，凭的是不知不觉中的本能。”

　　

　　霍加特说他从这一段里读出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和同情心，读出了他们之间生情的原委，那不是突如其来的瞬间冲动。难怪劳伦斯最初想到的书名是《柔情》（Tenderness）。

　　以此类推，霍加特说，我们应该读整本的书而非片段，那样我们就会觉得书中的性描述段落是整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的意义就在于此，是整体的部分，而不能与整体割裂，更不能断章取义。这本书讲的是如何克服困难建立起人与人之间诚实和健全的关系（relations of integrity and wholeness），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不仅是精神关系，还有肉体关系（in body as well as in mind）。

　　在此霍加特引用劳伦斯自己的话说：“若想要生活变得可以令人忍受，就得让灵与肉和谐，就得让灵与肉自然平衡、相互自然地尊重才行。（life is only bearable when the mind and the body are in harmony…and each has a natural respect for the other.）”而这本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所做的就是寻找一种“柔情、肉体激情与相互敬重并行的关系”（relations in which tenderness， physical passion and mutual respect all flow together），因此不能说它仅仅关注的是性关系，远非如此单线条。

　　与此同时，霍加特指出，人类的语言在性描述上是词不达意的，这表明我们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困惑、惭愧，过于肮脏和羞耻（our language for sex shows us to be knotted and ashamed， too dirty and too shy），所以才有了所谓四个字母组成的脏字如fuck等。我们从小就知道那些字词是骂人的话，是脏话，而一旦我们要自然简单地谈论性时，我们居然发现我们这些万物的灵长没有恰当的词汇。知与行之间赫然出现了鸿沟，人们为此感到困惑。劳伦斯并非鼓励人们把这些字词当成“口头语”滥用（use these words at every end and turn.），但他确实希望人们能在严肃的情境中严肃地使用这些词汇，从而“洗涤这些字词上的污秽，也就清除了人们对性事的困惑”（to cleanse them of their dirt- and so to clear some common confusion about sex）。1960年审判这本书时，第一个出庭的辩护证人、剑桥学者格拉姆•海夫上场后提到的就是这个论点。他也谈到英语里缺乏有关的正常词汇让人们严肃公开地谈论性，现有的词汇要么是脱离感情的抽象的医学词汇，要么是多年来被当成脏字的那些词汇。劳伦斯试图在故事情节中“救赎”这些词汇，拭去其污秽。这种以其矛攻其盾的努力自然是造成小说被禁的原因之一，但其攻盾的勇气则是值得赞许的。

　　

　　霍加特要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男女主人公并非乱性。查泰莱夫人曾有过几次“性自由”经验，但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快乐。麦勒斯和他的妻子因妻子过分追求性享乐而分居，他宁可独自生活。所以，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持抵制态度，因为他们都因为过去的经历而不再相信爱情。他们之间最终发生了爱情，也只是到同情与欲望强烈交织时的事（pity and desire have become powerfully intermingled）。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发生爱情后麦勒斯目送康妮离开时的心情看得出。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他几乎感到心里发苦。在他想孤独的时候，是她又让他有了交融。她让他牺牲了一个铁了心要遗世独立的男人那苦涩的孤独。”

　　从另一方面看，康妮的丈夫和他的那些高谈阔论的朋友们似乎都把性事看作原始的机械行为，她丈夫在结婚前就持这种态度。劳伦斯让他截瘫，令人产生了误解，以为他对性的态度是瘫痪造成的，其实不然：即使他不受伤，他照样讽刺地对待性事。这是解读他性格及康妮与他不和的一个关键。在他看来，“性不过是心血来潮的事，或者说是次要的事：它是废退的人体器官笨拙地坚持进行的一个奇怪程序，真的是可有可无。”

　　他甚至可能认为性事有点堕落：没它不行，有它又麻烦。霍加特坦率地指出，人类的性器官与排泄器官如此紧邻甚至共享，这个位置本身就令人类尴尬：我们如此扎根于浑浊之中，却偏偏以此诞生了高尚的人类，他们能自我牺牲，诚实，能从事音乐和诗歌这样高雅的文化事业，是莎士比亚赞美的那种“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如果人们都像克利夫德和他的高雅朋友们那样看待性，人们实则是在诋毁自身。霍加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基督教的婚礼仪式上人们常向对方表达的那句话：“吾以吾身崇拜汝（with my body I thee worship）。”仅此一句，就说明了人性几何。

　　而瘫痪的克利夫德居然冷漠地允许康妮和别人生子，为他家延续香火，这就更为可笑，说明他对肉体贬低到何种地步。他关心的仅仅是，那个替他播种的人要出身高贵，不辱他家的门楣，至于那个孩子，则是被他用一个it打发了的。这残酷的it几乎令康妮无语。或许，这更坚定了康妮对麦勒斯的爱情。他们本可以避孕，但都没有，也没有准备把他们的孩子过继给克利夫德当少爷，他们准备负责任地结婚，让爱情圆满。

　　在爱中，他们也在学习爱，让爱成长。他们体验着爱的愉悦，同时也遭遇到性爱激情的低潮，但他们都直面爱的困难，从而学会相互理解。这些描写都是围绕着真情和真爱而作，不是脱离复杂的情感肌理的孤立描写，因此是整部书的有机部分。第十二章里有一段他们难以琴瑟合鸣，康妮为此难过时麦勒斯对她安慰的话很能说明他们之间的理解和探索的努力：

　　她实在难过，为她自己一心二用，因此很受折磨，她开始哭泣。他毫不注意她，甚至都不知道她哭了。哭声渐渐大起来，震动了她自己，也震动了他。

　　“诶！”他说。“这回不好。你心思不在这儿。”

　　原来他知道啊！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

　　“可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偶尔是会这样的。”

　　“我，我无法爱你！”她抽泣着，突然感到心都碎了。

　　“没法儿！行了，别发愁！没有哪个王法非叫你爱不可。该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吧。”

　　他的手仍然放在她的乳上，但她的双手都离开了他的身子。

　　他的话丝毫没有让她感到安慰，她抽搭得更厉害了。

　　“别，别！”他说。“有时好，有时孬。这回是有点不好。”

　　她痛苦地哭泣着说：“我是想爱你，可就是不行。只觉得可怕。”

　　他笑笑，那笑，半是苦涩，半是调侃。

　　“没什么可怕的，”他说，“就算你那么觉得。你别一惊一乍的就行。也别为你不爱我发愁，千万别难为自个儿。一篮子核桃里总有个把坏的，好的坏的都得要。”

　　这一对爱人特别看重的是婚姻的价值，正如劳伦斯所说：“婚姻是通向人类生活的途径。”

　　所以劳伦斯说，他写这本书，就是想让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看待性（to think sex， fully， completely， honestly and cleanly）”。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应该是对工业化及其对人类的毁灭性影响的谴责，多处大段的景物描写，都是为工业化的中部地区做出的最真实和惊人的暴露：

　　“汽车艰难地爬上山坡，在特瓦萧那狭长肮脏的街区里穿过。黑糊糊的砖房散落在山坡上，房顶是黑石板铺就，尖尖的房檐黑得发亮，路上的泥里搀杂着煤灰，也黑糊糊，便道也黑糊糊、潮呼呼。这地方看上去似乎一切都让凄凉晦暗浸透了。这情景将自然美彻底泯灭，把生命的快乐彻底消灭，连鸟兽都有的外表美的本能在这里都消失殆尽，人类直觉功能的死亡在这里真是触目惊心。杂货店里堆着一堆一堆的肥皂，蔬菜店里堆着大黄和柠檬，女帽店里挂着难看的帽子，一个店接一个店，丑陋，丑陋，还是丑陋。”

　　对黑暗龌龊的矿区，劳伦斯发出的几乎是咬牙切齿的恨恨然之声，这声音几乎可以通过朗读下面的段落感到是发自肺腑，当然我指的是英文原文，不仅是节奏，用词几乎都有咬牙切齿之音响效果，如连用几个black，几个utter和几个ugly，这样的几个短音节词不断跳跃在字里行间，发自牙缝和舌间，听上去完全是掷地有声的咒符。

　　the blackened brick dwellings， the black slate roofs glistening their sharp edges， the mud black with coal-dust， the pavements wet and black. It was as if dismalness had soaked through and through everything. The utter negation of natural beauty， the utter negation of the gladness of life， the utter absence of the instinct for shapely beauty which every bird and beast has， the utter death of the human intuitive faculty was appalling……ugly， ugly， ugly.

　　如soaked through and through everything这样声效与节奏同步的短语，应该说是朗朗上口，逼着你不能不叨念出声。

　　书中透露出的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掷地有声的，这种批判是与工业化如日中天的进程共时的，因此难以在那个语境中得到理解，只有在后现代的视野中才彰显其力量和“先知”的本质。而这种工业文明的结构又与英国特有的阶级结构相交织，因此本书亦是对英国的阶级隔阂现状的批判。

　　有趣的是，书中的克利夫德男爵瘫痪后开始从事小说写作，靠写通俗小说很是风光，此人还善于“炒作”自己，硬是靠着媚俗和炒作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大作家。一边是发展工业剥削工人发财，一边是附庸风雅，靠着华丽的词藻描述些空洞的感情成名，可谓是两手都硬的工业大亨与写作大腕。劳伦斯通过对作为作家的克利夫德的批判，也道出了小说写作的真谛，应该说这也是一本涉及小说写作的书：

　　“一个人不妨听听别人最隐私的事，但应该是对人家的挣扎和倒霉抱以尊重，因为人人都如此，而且应该对此怀有细微、明察的同情心。甚至讽刺也算是一种同情呢。对我们的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同情心释放或收敛的方式。对了，小说的至关重要也在于此，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它能影响并将我们的同情心引入新的天地，它也能引导我们的同情心从死亡处收敛回来。于是，如果处理得当，小说可以披露生命中最为隐秘的地带：因为，是在生命之激情的隐秘地带，而不是别处，敏锐的感觉潮汐在涨落、洗涤和刷新着。

　　但是小说和流言一样，也能激起虚假的同情，制造虚假的收敛，对人的心理造成机械致命的影响。小说能将最腐朽的感情化为神奇，只要这些感情是符合传统意义的“纯粹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就像流言，最终变得恶劣，而且像流言一样，因为它总是昭著地站在天使一边而变得更恶劣。”(第九章)

　　而克利夫德男爵的小说“写的是他以前熟人们的奇闻逸事，文笔俏皮，有点恶毒，但说不上为什么，就是无聊。其观察角度特别，很不一般，但缺少触角，没有实质性的触觉。似乎整个故事都发生在一个人造的地球上。不过，既然当今的生活界面基本上是一个虚幻的舞台，他的故事反倒奇特地忠实于现代生活了，就是说符合现代人的心理。” “没完没了地编织着文字的网，编织着意识的细枝末节，这就是被马尔科姆爵士说成空洞无物、流传不下去的小说。”

　　这一段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了劳伦斯对1920年代英国小说创作的揶揄，这是我的感觉。我们读劳伦斯论小说的一些随笔，能发现他对从普鲁斯特到乔伊斯的那些冗长晦涩的小说十分反感，不乏贬损。两相对照，应该能感觉出劳伦斯有所影射。当然这段评说是有机地融于对克利夫德人物塑造之中的，意在说明克利夫德内心空虚，康妮也忍受着与他一起空虚的日子。但无论如何对评价现代英国小说还是有旁敲侧击价值的。

　　最后霍加特引用劳伦斯的一段信来阐明劳伦斯创作这本破冰之作的初衷：

　　“我一直致力于同一件事，那就是让性的关系变得实在而宝贵，而不是可耻。而这本书是我所努力的极致。我觉得它美、温柔，而且如我们赤裸的自我一样娇嫩（I always labour at the same thing， to make the sex relation valid and precious， instead of shameful. And this novel is the furthest I’ve gone. To me it is beautiful and tender and frail as the naked self is.）”

　　霍加特是英国西马的一面光辉旗帜，霍加特曾为1960年在英国法庭上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昭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复述了他的那篇历史性叙述并加上我自己的解读写成了一篇回顾该书在英国解禁的文字，发表在《悦读MOOK》上。为记念霍老，今天贴出全文。后面附上我研读霍加特为该书开禁版所写序言的体会。

　　英国“文化研究”的开拓者理查德•霍加特不仅供职于大学，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职过。退休后闲云野鹤般游离学术界，隐居小镇，自称是纯粹的“英国式社会主义者”，手持如椽大笔，向极右和极左派（特别对后者，因为他认为那是他的同类中的怪胎）开战，俨然是英国文化学界遗世独立的一泓清流。他在耄耋之年还出了很多随笔集，文字一派儒雅睿智辛辣俏皮，一腔爱恨，跃然笔端，绝对是a very English voice。读霍加特的文化随笔，还可以顺便练练朗读，是货真价实的念书，做点笔记，主要以摘要转述霍加特的意思为己任，这比翻译要容易些。我的感想和注解就用[]括起来，算是补白。这一篇自然是讲霍加特参加1960年代轰动全球的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审判过程的回顾和对此所做的文化反思，应该对今天的我们有所启发。

　　一、1960年代英国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时代和法律背景

　　1960年，企鹅出版社在劳伦斯逝世30周年之际推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全本（在此之前只有节本或洁本）。闻此，检察官认为企鹅犯法，就令警察去书店买书，在谁家买到书，就可以告谁出售“淫秽物”。企鹅的律师决定送12本书给警察，从而构成犯罪事实，免了书店的麻烦。[这一举动颇为仗义，也说明企鹅豁出去要与检察官对簿公堂了。这是背水一战，输了官司，意味着企鹅的老板要蹲大狱。] 于是检察官决定就此起诉企鹅出版社。

　　1950年代末，英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性自由的社会，为此有几本书因为淫秽被治罪。但作家协会却感到旧的法律中有关淫秽的条款对含有色情描写的严肃文学构成了威胁。于是延请社会名流对现行法律条款做开明的修订。历经5年努力，终于出台了1959年的“淫秽出版条例”，写进了法律全书。

　　修改后的条例对旧法律的重要修改内容大致如下：

　　1、 一本书淫秽与否应从整体考量，[以防止人们断章取义、以偏盖全，仅仅抽出几段“色情描写”以树木代森林]。

　　2、 即使一本书有可能对一些人产生误导，但只要它对“科学、文学、艺术或学问或其他普遍广泛的领域有利”，它可以被认定是对公众有益。

　　3 、应该征集专家对这本书赞成或反对的证词，而不是让没有文学资质的普通公民充当仲裁人。

　　检查机构估计是觉得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个良好的契机，籍此可以通过专家认证判决这本书是淫秽之作，企鹅会遭到严厉惩罚。只是，结果完全出乎他们意料，其实它有利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开禁，企鹅也正是看到了这个契机才推出全本的查泰莱一书。检察官本是要通过公正的条例和手段查禁这本书，结果却是这三项修订条款保护了这本书，最终此书被宣判无罪，结束了长达30年的禁令。[从而使英国这个拥有优秀的文学传统和民主制度的国家从“惭愧”中解脱了出来-这是企鹅的辩护律师杰拉德•戈丁纳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如此伟大的文学与民主的国家却不能读到一个自己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不但令世人惊奇，也令自己惭愧”。恰恰是由于有了民主（包括议会制和陪审团制度），英国才摆脱了一根长达30年的耻辱柱。当然，也因为有强大的英国文学传统支撑着人们的良知，才使得那些作证的文学专家和陪审团成员们无一人认为这书淫秽。结果是庭上只有检察官一人坚持此书有害的看法。看来刚性的法律还是要受柔性的人性所文明化。]

　　在此特别有必要记下一笔，谈谈企鹅的第一辩护律师杰拉德• 戈丁纳。此人生于1900年，出身贵族之家，父母双方都是名流，且家族史显赫。但他从小接受新式的民主思想，对旧的秩序持反叛态度，导致后来加入工党，身体力行，大胆进行司法改革，不断对法律进行“开明”的修订，以后为在英国废除死刑做出了杰出贡献。1964-1970年曾任英国的掌玺大臣，自然被封终身爵位。

　　为查泰莱一书的辩护词，简直是一篇篇情理交融的散文诗，有理有力有节，脱口成章，隐约可隔着历史的厚重雾霭见其大律师风采：潇洒、倜傥、激昂而内敛、理性。若非是有这样的文才武略者领衔辩护律师团，辩护的成功率会大大降低。当然他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因此才引领了历史潮流-英国彼时的民主程度和文化诉求都水到渠成，自然要冲毁陈旧的思想与法制樊篱，这才是其辩护成功的根本背景和支撑。在于杰拉德，英雄与时势相互映衬，有时势的底气，有个人的学养，才有其气势逼人、情商大展的脱口秀。以后多年内，其辩护词都被当作法律学生的楷模，学习其审时度势、情理交融的辩才，此乃法律与文学高度结合的行为艺术也。可见在优秀的律师那里，法律与文学本就是同根同源。

　　由此我们也会惊叹，为一本世界名著翻案，自然要有世界级的法律大师来做方可。此人不久后即晋身英国掌玺大臣，身价仅次于首相，在法律改革上大显身手，是何等的叱咤风云之人物。这样的帅才加将才，为一本书翻案，应该说是举重若轻，如果不是易如反掌的话。 ]

　　

　　二、审判的过程和文化背景

　　却说那场长达6日的审判，是在“老城郭”（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进行的。企鹅给300位有文学鉴定资格的人写信求助，请他们出庭作证，到庭的只有35人，但很多人写来信表示随叫随到。当时还是大学教师的霍加特是到庭的证人之一。

　　他说这次审判对改变英国人的鉴赏力（the British imagination）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它触及到了这个国家的很多敏感神经：书籍查禁的限度与合法性，性，文学，还有与这些密切相关的是阶级问题。[英国人当时的阶级界限仍然泾渭分明，阶级观念很重，而这部小说写的恰恰是上流贵妇与其下人的私情，即使性事叙述笔墨不浓，也令上流阶层反感，这也是人之常情。]

　　其实，霍加特本人并不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杰作，但他说他佩服其中的不少部分：如对景色的描写和波顿夫人的人物塑造。他被请来当证人时，还仅仅是个外省的大学老师，刚刚出版了后来被认为是名著的《识文断字的用处》，可能企鹅认为他是个与劳伦斯相象的人物：出身外省的劳动者家庭，从事文学工作，人也朴实。

　　可笑的是，诉官从头到尾似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妻子和仆人读这本书吗。”这问题着实老套且不合时宜，令人发噱。大家都明白这些诉官的思维方式根本是与英国战后生活脱节的，他们还生活在旧的秩序里：那时男性是主宰，家里雇仆人，男主人有责任指导老婆和仆人阅读。

　　琼斯检察官态度骄横，令大家不齿。于是立即流传起一个为此编的笑话：琼斯怎么决定起诉一本书。他翘着脚读书，读着读着感觉私处有勃起，就高叫：“淫秽！淫秽！”于是就决定起诉。

　　霍加特被叫去庭上发言。律师问他是否认为这书“恶毒”，他的回答很简单：“不恶毒，”并补充说，这书“讲道德，甚至有清教之嫌。”

　　这话遭到了检察官琼斯的嘲弄和攻击。他说他对“清教”一词不明，愿意就此请教霍加特，霍便简短地打发了他。于是琼斯一时失态，说“多谢赐教。”但那腔调是居高临下的势利腔，大家都能判断，他绝不会对一个牛津-剑桥的大学教师用类似的口吻说话。

　　在霍加特看来，当时的法官和检察官对这样的文学名著是缺乏审判资质的，他们的文化、智慧和鉴赏力都明显不足，因此无法理解一本小说公然写了性事，用了“那个字”，怎么可以因为其文学品质而不算淫秽作品。在他们，文学品质与性描写是两回事，不管什么文学，只要写了性，就是肮脏之书。亏得有戈丁纳和哈金森（后者日后担任特德美术馆馆长）这样具有深湛文学艺术素养的律师辩护，才能拯救这本书出苦海。霍加特讽刺说，这两个人简直是司法界那个职业鸟园里的稀有鸟儿（rare birds in that professional aviary）。

　　霍加特之后出场的竟然是大文学家夫斯特。[他与劳伦斯一度成为莫逆，但后来因为生活态度和文学理念迥异而分道扬镳，但他们两人却有着难得的默契，一直钦敬对方，私下里多有赞词。后来的事实证明，夫斯特那时已经写就一本小说，其主人公也和查泰莱夫人一样追随一个猎场看守出走，不过夫斯特的《莫里斯》主人公是男性。此书夫斯特决定在身后出版，估计怕的是遭到查禁或遭起诉而声名狼藉，因为他的小说涉及同性爱情，更为当时的情境所不容。]

　　夫斯特被检察官问对霍加特关于劳伦斯是个清教徒作家的评语作何感想，夫斯特操着抑扬顿挫的剑桥口音说：“我认为那个描述是准确的，尽管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相矛盾。”

　　检察官曾一度从抽屉里取出了大文豪艾略特的书《异神》（After Strange Gods），那里面有对劳伦斯的批评，[谁都知道艾略特很看不起劳伦斯，认为他出身工人家庭和小煤镇，没有教养。估计法官要搬出艾略特这个大人物来教训这些证人。]大家很是为此担心。但谁也没想到，艾略特早就对企鹅表示，如果传唤他到庭，他随时都会来，但不是攻击劳伦斯，而是来为劳伦斯辩护。[艾略特这个大诗人在关键时刻雍容大度，绝不落井下石。]他果然被传唤来，等在走廊里，但没被传进法庭，因为检察官又莫名其妙地把他的书放回了抽屉里。

　　奇怪的倒是大批评家F •R•利维斯，他拒绝出庭为劳伦斯辩护。[他曾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剑桥讲授劳伦斯课程，是劳伦斯在学术界的坚定支持和普及者，甚至被称为毛遂自荐的劳伦斯侍僧（self-appointed acolyte）。如果没有他的热情推广，劳伦斯在学术界不会那么快得到推崇，可以说利维斯是劳伦斯学的奠基人和强力推动者。他坚定地追捧《虹》和《恋爱中的女人》，喜欢大多数劳伦斯的作品，并推崇劳伦斯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寥寥几个小说家之一。但他就是他没来为这书辩护。]

　　审判过程中检察官不停地抽出个别含有“四个字”的片段朗读，以次证明此书淫秽，但此举反倒弄巧成拙，令人生厌。霍加特说，他觉得他们不是在审判这本书，而是在审判查泰莱夫人，因为她自降身价，侮辱了她的阶级；他们审判猎场看守麦勒斯，因为他无耻高攀，甚至getting on top of her 。

　　经过6天的起诉、辩护、指证，最终本书被宣判无罪。胜方辩护律师要求诉方赔偿损失，因为这场诉讼花费不匪。但法官决定不予赔偿，因为是公诉失败，赔的只能是国家的钱，有损国家形象和利益。还有，法官认为此次辩护成功给本书做了个大广告，其销售收入肯定巨大。果然，一年内这本书在英国就卖出200万册，一时万人争抢，伦敦纸贵。

　　

　　三、查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文化心理背景

　　霍加特认为审判查泰莱一书及其后果在英国引起的轰动是一个“very English”的现象，即典型的英国现象。它引发了“本世纪的文化辩论”。个中原因大致如下：

　　1 、主要原因是fuck一字的公然使用。这个字多次被男主人公麦勒斯道出，引起的反应说明，即使是高度文明的社会也惧怕这样的字词公然写进书里，他们需要别的什么神性的字词来代替这四个字母组成的词。劳伦斯是真诚地希望洗刷这个词上面的污秽物，还其简单的本意。于是霍加特在证人席上公然说了一句“Simply，one fucks”。当然，霍加特说，可怜的劳伦斯注定是要受误解，达不到其纯洁的目的。因为很多英国劳动者为了发泄情绪，几乎每说一句话，里面都会带上这个字，仅仅是发泄愤懑的语气助词而已，根本无涉性事。[霍加特来自劳动阶级，对此有亲身的经验。想想，中国人表达愤怒时不也是经常把这个字当成语气助词用吗。]这就使得这本书难逃淫秽的指责。

　　他还说，有些“删节本”删节的其实就这一个字，从来没遭到起诉，一直在销售。很多纯粹做爱的场景，因为删除了这个字，顿显温柔可爱，让人想起本书最初的书名《柔情》。

　　2、 这书给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固有观念形成了冲击。英国人惧怕无政府主义和工人革命和骚动，上流社会中很多人对性抱有过度的谨慎和清教观点（尽管他们在行动和言语上与劳动阶级一样并非清教）。偏偏劳动阶层的人又过分使用fuck一词，因此这样的书就难免引起恐慌。

　　3、 事实上，对性的恐惧多来自正经的中下阶级人士，他们认为粗野的劳动者性生活是混乱不堪的。在这一点上，这些中下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观点吻合。因此这些人认为，如果让“普通人”通过便宜的简装书读到性描写，接触到“那个字”，后果不堪设想。

　　对这种态度，霍加特举了个流行的笑话例子来嘲弄之：维多利亚女王初尝禁果，问丈夫：“那些穷人也做这个吗。”丈夫肯定说是，维多利亚便感叹：“天啊，他们不配！”

　　霍加特说琼斯检察官总问这样的书是否会给老婆和仆人看，其实也是出于这样的心理，怕这样的书落到那些“不配”有性爱的普通人手中。霍加特惊叹：英国的文化改变太缓慢了，其上层人士居然对社会文化的变化毫无感知。

　　

　　四、开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历史意义

　　

　　关于这场审判的长远影响或说历史意义：

　　霍加特在1998年说，现在人们往往关注的是一部有性描写的书开禁了，但忘了，解禁查泰莱一书的理由不仅仅是允许文学中有性描写，更是因为它首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忘了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审判查泰莱推动了文化的变革，而是文化变革先于那些检察官们发生了，这个事件不过碰巧成了一个社会文化变革的标志。事实证明，那次陪审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审判感到莫名其妙，认为根本就是大惊小怪，社会早就变了，可这些检察官还在小题大做。霍加特感叹：就是这些大众态度的变化使这本书自然而然解禁了。

　　最后霍加特说：即便如此，这次兴师动众的审判并非浪费时间。因为它使大众的民意与保守人士对阶级、文学和书报检查的固有看法之间的鸿沟昭然若揭，后者一直很强势，而这次审判则削弱了这种保守强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保守强势的检察官们自己，以为可以借助万能的法律来匡正大众的文化取向，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弄巧成拙，使这场审判变成了一场“光荣的喜剧”。这个事件一直到今天还令人关注思考。这就是它的历史意义吧。

　　今天看来，这甚至有闹剧之嫌。可人类就是要经过这样的阶段才逐渐宽容、理性起来。

　　同样其实中国普通读者的看法是：“有什么呀，劳伦斯的这本小说的性描写尺度比很多70后下半身写作的女作家的书差远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英国情境何其相似。人们先不管什么文学价值，仅仅从故事和人性本身考虑，都觉得这样的书“没什么”。为什么每个国家都要经过这样的阶段。这让我想起大左派江青来，她不许人民群众看西方电影，可她却天天要在家看进口好莱坞大片，估计她也是认为老百姓不配看，只有她等少数人才配看。结果弄得全中国人只能看越南和朝鲜等国打仗的电影。

　　当然过了这个阶段的英国里，少数没过这个阶段的也有人在。我在英国时，有右翼人士听说我这个中国来的人研究劳伦斯，就断定我是个马克思主义主义者，断定这本书在中国畅销，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伦斯是社会主义者，它表现的是“工人阶级的胜利”，理应在中国畅销，我肯定翻译这书赚了钱（估计这类讽刺更在意我是否翻译这书赚了钱）。一个卖苦力的人居然吸引了一个贵妇人并让她拜倒在他脚下。这可是21世纪的英国大学里右翼教授的观点，确实令人哭笑不得，因为他既对劳伦斯报有偏见，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基本无知。

　　我笑说，中国人可能理解不了“工人阶级的胜利”（the celebration of the triumph of the working class）与这本小说的关系。但哪国的“上层人士”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工人和一个官太太有染，官员养小蜜的故事他们才能接受。啥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的，没那么复杂，世俗常情才是硬道理。我的解释令他们莫名其妙，估计认为我智商有问题。

　　在英国我总遇上这样的问题，人们会问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学者信仰什么，我说我少年时代信仰毛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什么都不信。他们会狡黠地看着我问：“你肯定得信仰点儿什么！”（You must believe in something）。最后我被逼承认我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英国教授总算开心了，说：这就对了，你怎么能不信仰什么呢。我真想说，世界上有“劳伦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吗，我也可以承认我是Lawrentian Marxist！但我不好意思如此跟我的教授开玩笑，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大学者。我宁可让他认为我是个信仰不坚定的可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