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 新校长传媒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教育中‘人’怎样被遮蔽”。多年来，尤其是以前处在校长的岗位上，思考教育多一些，也深感我们的教育中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人”被“遮蔽”了。

　　当今世界，科技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这些变化对教育的挑战是很大的。社会上有类似于“钱学森之问”(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的批评和质疑声，也凸显了我们教育受到的挑战。

　　很多人批评中国教育，其实也没有触碰到教育的根本性问题。今天之所以讲这个话题，是因为感觉到人的意义很容易在某些宏大目的、宏伟目标下被忽略，希望能够引发同学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思考人的意义。

　　一. 教育中什么遮蔽了人?

　　这里我想从六个方面来阐述，教育宗旨、意识形态化、“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世俗生活世界、教师、以及学生自己。

　　1.教育宗旨

　　我小时候念书的那个年代，国家的教育方针我现在还记得，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全场笑)。到后来呢，强调“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审视我们的教育方针，可以看出我国强调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当然是需要的。我们培养的学生理所当然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里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教育者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视为教育的最高目的，而我们学生，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工具。有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我们的教育中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自由意志，这是作为“人”的意义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关于教育，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康德，在《论教育》中提到，“人是教育的唯一生命。教育的方向在于超越现实、满足未来。教育是为了现在，即把青少年培养成能适应现在的社会生活的人，许多国家的政治家、教育家也只是着眼于现在，把现在的国家利益当作目的——与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教育的真谛背道而驰。”他还认为，“人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不容争辩的，但问题在于，这是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很多人缺乏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这凸显了关键的一点，我们没有真正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大学教育。

　　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发展看得最高，并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应当是我们牢牢记住的。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意识到这点的人太少。其实这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曾经在人大会议上提交过书面的建议，希望能把“让学生自由发展”放到我们的教育方针中去，而且应该放在首位。如果仅仅从工具层面来理解教育，忘记了人的意义，那样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对人的遮蔽。

　　2.意识形态化

　　容易遮蔽人的第二个问题是意识形态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意识形态不是什么‘理念的科学’，只不过是特定的人群用来自我辩护的一种虚构。意识形态中概念完全是主观的，都是用来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辩护，因此，任何社会中的支配性政治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均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依据对政治本质的错误诠释。

　　现实中，意识形态领域的确面临一些挑战。教育部门担心西方某些思潮、世俗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纠结等都会对意识形态带来冲击。当我们过度地强调意识形态的时候，意识形态化现象存在于我们的教育中，一定是遮蔽人的。大学中，人格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长期以来大学里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遮蔽人格教育的现象。

　　3. “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

　　我认为第三个遮蔽了人的是“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科学技术世界怎么会遮蔽人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所谈到的观点。

　　他提出一个概念叫作“生活世界”，批评只是沉淀于科学思维、缺乏哲学意识的苏醒的现象。他讲“人的‘苏醒’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科学的态度为出发点，就是科学意识的苏醒;另外一种是以哲学的态度为出发点，是哲学意识的苏醒。不难看出这两种苏醒正体现了对生活世界的两种态度：科学的态度与哲学的态度。”其实应该是两种态度都要有。

　　胡塞尔还讲：“如果我们不再沉淀于我们的科学思维，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科学家仍然是人，并且作为人又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那么，整个科学就会和我们一起进入——纯粹‘主观相对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

　　在我们大学里，尤其是一些学理工科的，很容易只见事实。科学与技术当然需要基于“事实”，但若一头扎进“事实”而出不来，那就有问题了。他说到：“科学不再与人的‘生活’或‘生命’相关;即使相关，‘纯粹的事实科学造就纯粹事实的人’，人被事实化了，成了‘事实’和‘物’，成了实证科学加以实证的对象。”我们学理工科的，教师也好，学生也好，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呢?我想应该是有的。我们在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是否缺乏对人的意义的追问?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事实的”科学技术世界也遮蔽了人。

　　胡塞尔还说：“以自然态度生活的人，最终将走向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从而导致科学危机和人的危机。这样生活着的人就像柏拉图洞穴中的那个囚徒，它被锁在事实的铁链上。”

　　所以我们——尤其是学科技的，需要对某些科技问题进行严肃的人文拷问。某些科学家所描绘的那样的世界是不是值得人类去生存?生活在那样的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问题既需要哲学家研究，也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思考。

　　4. 世俗世界

　　第四个可能遮蔽人的是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今天的社会中，消费主义大行其道。青少年之间存在着麻木、消极、自私、无责任感的现象。马克思早就批判过一种现象，“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实价值的评价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p.79.)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丑恶现象，但实际上，它在今天这个社会依然存在，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有一位人士谈到青年中存在的沙粒化倾向。“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青年，是与新文化、社会思潮、社会行动力、社会理想与抱负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是与初升之阳、朝气蓬勃的意象相连，与国运民瘼同在的人群。”“从此，不再有青年问题，而只有年轻人问题;不再有理想问题，而只有谋生问题;不再有青年社会，而只有青年消费。……谋生必要与时尚追求的关系，成为生命的核心纠结。”(刘洪波《人民文摘》(2013年第11期))

　　虽然不能说多数青年大学生中存在这种现象，但可能并不鲜见。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真正意义上的“青年”、真正意义上的“人”被遮蔽了。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功利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反映在大学中，世俗世界对“人”的遮蔽，是很厉害的。同学们应该意识到这种危害。在这个大环境中，如果你还能追寻人的意义，探寻人生的价值，自然会成长更好。

　　5. 教师

　　第五个可能遮蔽学生的是教师。此话怎讲呢?因为教师有可能不自觉地把学生当作工具和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现在的教育基本上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所谓“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基本上就是“我教什么，你学什么”。仔细想想，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间，教师也成了一个工具，一个教书的工具。教师若要去追问人的意义的话，就不应该如此。把学生当作是工具培养，就是缺乏对学生生命意义的尊重，缺乏对生存价值的尊重。

　　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好的东西，如启发式教育的思想，《论语》中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还有《礼记》中提到的“大学之法”，豫、时、逊、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实际上，现在的大学教育中，这些东西都慢慢地缺失了。这根弦真正绷得比较紧的老师还是很少。不光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也如此，比如苏格拉底，他不直接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逐步引导。现在大学里基本上是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人的遮蔽。

　　再一个对人的遮蔽表现为缺乏人本位的师生关系。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有一本书《我与你》，书中把人的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我与它”。布伯赞同的是“我与你”，反对的是“我与它”。当你带着预期或目的与他人建立关系时，这种关系就是“我与它”，是不值得提倡的。他还讲到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喻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真正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便是这种‘我——你’关系的一种表现，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根据对方的一切因素来体会这种关系。”这是布伯所提倡的师生关系。现实中，多数老师缺乏这种意识，也缺乏了人本位的师生关系。可能在有些老师看来，学生这个对象只是他们谋生、赖以生存的工具。这样的教师肯定会遮蔽作为学生的“人”。

　　6. 学生自己

　　最后一个遮蔽就是学生自己。这怎么讲呢?我们同学们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缺乏对人生意义的追问，缺乏对自己心灵的审问，缺乏对别人存在的理解。总而言之，我们无法穿透外在的遮蔽，任凭平庸、冷漠、麻木、消极、消费主义、自私等占据自己的心灵，这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遮掩了“人”。

　　二. “人”的什么被遮蔽了?

　　那么，到底人的什么被遮蔽了呢?我主要从五个方面讲。

　　1. 自由

　　说到自由，“自由”在中国的境遇很奇怪。以前严复说过：“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论世变之亟》)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有自由，而且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吧?但是“自由”往往又和自由主义、自由化等消极的东西、错误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现实中我们对“自由”总是有些羞羞答答。

　　其实，自由应该是一种权利。就像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自由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一种人生态度;自由也应该是一种境界，如在大学里学习，如何使你的学习能够处在自由自在的状态，而不是“不得不”的状态，那就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境界;自由也是一种人格，不仅要认识到那是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

　　联系到同学们的现实，还要把自由发展用到学习上。我说自由是一种发展方式，就是怎么能够使自己自由发展，怎么能使学习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行为。你真的做到这一点，那么人们所说的创新、创造精神都在里面。所以我讲什么东西被遮蔽了，没有专门讲创新精神被遮蔽，因为它已经隐藏在里面了。

　　我的朋友冯达旋教授讲，“博雅教育不止是行动，不止是课程，不止是学习过程。最重要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思维’。”博雅不止是书院，也不是说博雅就是通识教育，不止是创新、创业精神。博雅关键还是心灵的思维。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讲(转引自冯达旋报告)，“在此大学(AugustanaCollege)，我能够自由自在，以我个人的速度阅读，学习及思考。”可见，这才是关键所在。

　　在学习当中，希望大家能有这个意识，如何把自己的学习变成自由自觉的活动。日后工作了，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悟到这一点，你的境界不一样了，自身的内涵不一样了，也就一定能够自由发展。

　　2.独立精神

　　第二个被遮蔽的是什么呢?是独立精神。

　　陈寅恪曾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一句话。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说：“依赖他人一定会带来低三下四的恭顺，和唯利是图的小人行为，并会扼杀美德的萌芽，为野心的塑造准备适用的工具。”这句话表达的是因缺乏独立精神而导致的人格缺失。

　　我再比较一下福泽渝吉与张之洞。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张之洞是清朝大官，福泽渝吉没有做过官。印在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头像就是福泽的，可见他在日本的影响之大。很有意思的是，他和张之洞都有一本书叫《劝学篇》。福泽渝吉有句很有名的话：“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他首先强调的是人的独立，而且是个人的独立。个人的独立在国家独立的前面。福泽渝吉抨击了“国恩”之说，他说：“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恩惠。”(福泽谕吉《劝学篇•论人与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9)

　　而张之洞讲“人人与国为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呼吁与朝廷“同心”、“教忠”、“明纲”。可见，张之洞那里没有独立的影子。而福泽之所以强调独立，可能在于他认识到“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历史证明，福泽比张之洞要高明。老百姓都能立起来，国家也就自然立起来了，而不是反过来，先有国家的立起，而后有个人的立起。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首先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而不是反过来，每个人的梦都要隐含在宏大的国家梦想之中。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独立人格。作为一个人，你可以不优秀，但是不能没有独立人格。缺乏独立人格的现象在我们国家曾经有很多，现在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时更多。当然我们不能怪个人，更多的时候是社会造成的。缺乏独立人格，心灵被役使，可能是权力的作用，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有它的威力，它能使很多人害怕。还有一种是心甘情愿地被役使。但你说心甘情愿地被役使，那就不叫被役使，而难道不是心灵自由了吗?不是的，尽管是心甘情愿的，但那是极端的受控状态下心甘情愿，那还是不自由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起劫持人质事件，几个银行职员被一帮匪徒绑架了，后来绑匪被抓起来了，奇怪的是被绑架的人后来同情这些绑匪。而且其中一个被绑架的人居然和绑匪结婚了。后来社会学家研究这个，发现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以及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体验。这是心灵被役使了。

　　3. 理性

　　第三个方面是理性。关于理性，亚里士多德说：“已经没有其他的比理性更适合自由，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说到西方理性，咱们学校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写到：“其中最根本的核心无非是两大原则，一个是逻各斯原则，表现为逻辑的规范性，一个是努斯原则，表现为自由意志的超越性，二者处于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纠缠的辩证关系中。凡讲西方的理性，这两大原则缺一不可。而这两大原则恰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邓晓芒《启蒙的进化》p.40.)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中，理性思维依然是相对欠缺的，或者说是被遮蔽的。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有人认为他是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甚至称其为“现代化之父”。他讲到西方的现代化是和新教主义、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入世而不属世”，说它和现实世界保持一种张力、一种对抗状态，对现实世界是“理性地征服”。东方的或者说儒教的理性主义对现实世界是“入世而属世”，对现实世界是“理性地适应”。(何爱国，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光明观察》2004-10-25)仔细想想，应该说“理性地征服”对于社会的进步更有积极作用，因为对现实世界始终保持批判态度，促使统治者不断地去改善。

　　马克斯·韦伯还提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我举一个例子，不知恰当不恰当，社会学系的你们可以批评指正。就拿“民主”而言，极个别人把它纯粹看作一种价值，坚持认为中国一定要实现什么什么样的民主(如西方式民主)，而不管其操作的可能性，把民主当成一种纯粹的价值，没有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工具理性强调可操作性、功效性)，这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完全看不到民主的价值一面，民主的价值这一面是基于人的平等，如果仅仅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去理解它，一定有问题。

　　4. 真

　　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社会中“真”少了一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讲假话”现象到处可见。为何导致现实中那种现象，可能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即“唯上”;教育肯定也有责任，意识形态遮蔽人格教育的现象一定会导致一些人不敢说真话甚至说假话;也许还有其它原因。不管怎么说，比较普遍存在的“不真”甚至“虚伪”不仅腐蚀人的灵魂乃至腐蚀整个社会。很难想象，“虚伪”会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以及社会的进步。

　　清华大学的刘瑜教授的话很有意思，她说：“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我们的教育中，天真的确少了一点。希望同学们自己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尽量避免让虚假、虚伪的东西挤占自己的灵魂。

　　我们平常讲“真善美”，其中“真”为首。善需要真，美也需要真。进一步说，其实创造力需要真。不妨想象，一个虚伪的人需要花精力去装扮自己，他的“创造”、“创新”可能体现在装扮上，那就很难集中精力去做真正有想象力、有创造力的事。任何长远、大的成功其实都和真诚联系在一起，你喜欢跟随一个虚假、虚伪的人一起干事情吗?反过来说一个不真的人很难有凝聚力，因此也不足以成大事。

　　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都需要真。我认为，影响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社会诚信的严重不足。而社会诚信的改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今后教育中“人”的“真”不被遮蔽的程度。

　　5. 期盼向往

　　我讲的最后一个被遮掩的，就是期盼、向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盼幸福，所以期盼向往应该是存在于所有人当中。它还存在于人们对世界、对自己生存意义的追问。但是这个期盼向往不能只是由别人描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前述的自由、理性、独立等都可以包含在期盼向往之中。缺乏期盼向往，可能导致绝望，导致物质崇拜，导致道德滑坡。

　　面向未来应该是人类的一个很基本的特性，也是社会发展非常需要的。哲学家赫舍尔在《人是谁》这本书中讲到“人的非终极性”，即人始终是未完成的、未定型的、未达到终点的，总是处于一个开放的充满可能性的、向着未来的过程中。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很重要讲的就是我们要面向未来。“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

　　再和大家分享萧伯纳的一段话：“我相信大学代表着未来和过去，代表着没有投票权的后代，和未曾拥有过的传统。大学代表着伟大的、永久的抽象而非权宜之计;代表着逐渐的消化吸收而非暴饮暴食;代表着完整的知识、人性和从商业化中拯救出的工业，从专门化中拯救出的科学。大学代表着热战中被忘却的东西，代表着匆忙的日常生活中被放到一边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应该而没有思考的目标，代表着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和我们缺乏勇气去提出的问题。”(转引自F·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p.138)这段话挺有意思的，真的是很精彩

　　的一段话，可以引发我们思考。

　　罗德斯的书里还有一段话也特别好：“在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年代，大学必须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在一个家庭分裂、信仰萎缩和道德败坏的社会里我们的国家极力希望一个新的社会模型的建立，他拥有知识和善良，批判和关爱，怀疑和坚定，这将极大满足我们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这是美国人对美国大学的作用的一段评价，美国人的危机意识非常强，无论如何这一点还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我把这段话借鉴过来，来看看我们的大学。真正希望我们的大学教育中的“人”少一些遮蔽。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文章来源：共识网（文章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