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相关理论
本质主义,作为与社会建构主义相对应的理论,强调性欲极其性别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造成的,一种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人性本质之一,同性恋是具有某种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客观族群。本质主义理论的兴起开始于19世纪中期,特别是自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创造Urning(男同性恋)这个字以后。
本质主义因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而在20世纪成为主流思想。弗洛伊德认为同性恋是在婴儿早期形成的。英国性学家蔼理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同性恋与生俱来,并且是人类亘古以来的性爱表达之一。
社会建构论者(酷儿理论)却认为,同性恋的成因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是社会和文化的左右,从而有了同性恋异性恋,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有些研究酷儿理论的学者,最著名的是法国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对现代诸如“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性别定义进行反驳,认为他们不是任何存在客体,而是社会结构,这个观点被称为酷儿理论。一个经常争论的焦点是在现代社会以前的同性恋和现代社会的同性恋是不同的(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更多由平等观念所建构,而之前的同性恋则由时代、性别以及社会阶层所建构),批评家争论说,虽然不同时代的同性恋者有不同的特征,但是潜藏的现象一直存在,它不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产物,同时,尽管同性恋的表现方式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但它的特质却总是稳定的、持久的。
性取向的成因还没有定论,一般认为性取向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苏珊•布莱克摩尔则认为性倾向及其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一种观点认为大部分有同性恋基因的人因为社会压力而过着“异性恋”的生活,与异性结婚并繁衍后代,按照这种观点,生育的现象在同性恋群体中将会减少。
八、相关运动
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旧时西方精神病学将同性恋视为“性倒错”、“性变态”、“性错乱”,将其归为一种人格障碍与行为障碍,并相应地创造出了一系列治疗同性恋的方法——厌恶刺激、大脑手术、激素注射等。
前奏
1950 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同性恋和其他“性变态”者在政府部门的受雇情况,由精神病医生为主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同性恋“缺乏正常人的感情稳定性”,并指出他们倒错的性格和薄弱的道德力量不仅使他们没有责任感,而且容易被人敲诈勒索,同性恋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会逐渐从内部破坏美国社会。结果,哈里•S•杜鲁门总统签署行政令禁止同性恋者在政府部门中工作,隐蔽在街头的同性恋酒吧也经常遭到警方突击搜查。阿尔弗雷德•金赛在194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发现,美国有37%的男性和36%的女性有过同性恋经历。19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艾弗伦•胡克做了第一个关于同性恋是不是精神疾病的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同性恋者并不一定有心理障碍。
发声
1971年,当美国精神病学家会在华盛顿召开年会时,曾一向主张以平和姿态与社会展开对话的弗兰克•卡梅尼在会场强行夺过麦克风,高声抗议将同性恋列为精神变态。“同性恋者拒绝承认自己有病”的呼吁终于见诸主流媒体,也迫使精神学界不得不加以面对。在次年的精神病学会上,会员约翰•弗莱头戴面具出场,向与会者宣告:“我是一名精神病专家,也是一名同性恋。”此言震惊四座,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精神病专家仍然将同性恋者视为精神病患者,属诊治对象。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身边的同行里就有同性恋。同性恋非病理化议题被正式提上日程,不仅早先艾弗伦•胡克博士有关同性恋正常性研究受到更大范围的正视,精神病学界也展开了进一步的科研调查。
石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纽约的石墙酒吧为黑手党所开,属无照经营,只为赚同性恋的钱。由于酒吧环境差,酒水价位也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低收入同性恋顾客,其中包括不少易装者。1969年6月28日凌晨,当警方再次突检酒吧时,同性恋顾客忍无可忍,发起暴力对抗。此事受到媒体的广泛报导后,在警力增加的同时,美国各地同性恋也纷纷前往支援,双方整整持续对峙三天三夜。
石墙暴动发生得相当突然,事件当晚是朱迪•嘉兰的葬礼,正当大家情绪高昂之际,一些聚集在石墙的变装皇后(跨性别)和悍T(强壮的女同性恋),终于再也忍受不了警察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对格林威治村的临检。同性恋者们对警察大打出手,情况急剧恶化,警察开始用警棍殴打拒绝逮捕的人,很多人被打伤,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被警方在车门上碾断两根手指,警方也殴打了一名异性恋乡村音乐歌手戴维•范•洛克,一些懦弱的男同性恋者都被抓出来挨个殴打。
大家聚集起来,开始向警方抛掷石块和酒瓶,在巨大的石头雨和玻璃酒瓶的猛烈攻击下,警方被迫退入酒吧内部。一些同性恋者开始试图点燃喷向门里面的可燃液体,他们把一个停车计时器当作攻城器来用。随即其他得到音讯的同性恋者赶来增援,人群开始扩大。他们开始唱着“同性恋的力量”的歌曲。
高潮
警方开始紧急派遣增援力量,其中一个镇压队伍曾是处理反越战示威的受训的“战术巡逻队”(Tactical Patrol Force)。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分散人群,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继续向他们抛掷石块。他们大声歌唱:
We are the Stonewall girls,
We wear our hair in curls,
We wear no underwear,
We show our pubic hair,
We wear our dungarees,
Above our nelly knees!
人群在第二天晚上又聚集起来,在警方恶劣对待和惨无人道地压迫同性恋者几十年后的1969年6月27日,星期五这一天开始爆发了。同性恋者向人们派发传单,写着“让黑手党和警察滚出同性恋酒吧!”示威持续了五个夜晚。
曙光
石墙运动被视为西方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开始,同性恋解放阵线形成了。
终于在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董事会决定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最终,学会决定以会员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共有一万多名精神病学家参加了投票,其中58%的人赞成董事会的决定,37%的人表示反对。到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同性恋剔除出了精神疾病的行列,同性恋被以投票的方式结束了它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历史。历史是戏剧性的,在同性恋去病化之后,虽然仍有很多精神病医生将同性恋视为一疾病,但精神病学却从同性恋者的敌人变成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重要盟友。例如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不但责难政府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呼吁社会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还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用于描述对同性恋毫无原因的憎恨和恐惧的名词“同性恋恐惧症”,也被归为精神病学。“恐同症”将成为一种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病,“恐同者”们会在精神病院接受大夫们的治疗。
九、人口比例
没有实际的同性恋人口统计,只有研究报告或抽样调查供作参考。同性恋所占的人口比例根据不同的估计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根据著名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可能也有同性爱的倾向。在某些地区,同性恋人群要明显多于异性恋。所以,同性恋所占的真正比例,到目前为止并无真正答案。
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研究受访的美国人,研究出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比率10%。在不同的调查中,由于“同性恋”的定义不同,所得的结果也会差别很大。
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显示,社会上每一个人均有双性恋的倾向,所以拥有同性爱倾向的人所占的真正人口比例,可能会是社会人口的全部,即100%。但是另一位美国著名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则在金赛报告指出,美国有37%的男性和36%的女性有过同性恋经历。[7]
十、权威机构
同性恋经历了去罪化后,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被去病化。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于1973年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的修订版(DSM-III-R)中去除。当时该学会声明:“同性恋本身并不意味着判断力、稳定性、可信赖性、或一般社会或职业能力的损害”。但是,修订后的手册依然包括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这一可以治疗的疾病单位。1987年,“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这一疾病单位又被去除。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1998及2000年的对性向治疗的公开表态宣言中提到,1973年精神病学协会审核相关资料后判定,同性恋无法定义为心理疾病,因为根据DSM-III-R,精神疾病的定义是:“临床上明确的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行为或心理上的综合征或模式,其伴有现时的苦恼(痛苦的症状)或无能(一项或多项重要方面功能的损害)或有着明显的导致死亡、疼痛、伤残或严重失去自由的的巨大危险”。所以,精神疾病的标准既不适用于同性恋,也不适用于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而“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亦以同样原则,不包含在精神疾病的诊断列表(DSM-III-R)之中。该学会还指出:尚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证实改变性倾向的治疗安全或有效。有一些经历过改变性倾向疗法的人表示,试图改变性倾向有潜在性的危害。此后的DSM-IV和DSM-V,在其中也不包括这两个名称。
美国心理学会
1997年,美国心理学会表示,人类不能选择作为同性恋或异性恋,而人类的性取向不是能够由意志改变的有意识的选择。协会更进一步表示:事实上,有很多同性恋者生活得很成功很幸福,但是一些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可能会试图通过疗法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有时这是受到家庭成员或宗教团体施加的压力所致。但事实是,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治疗。美国心理学会亦表示:临床经验表明,那些试图寻找转变疗法的人通常是因为社会的偏见所造成的内在同性恋恐惧症所致。而那些能够正面接受自己性倾向的男女同性恋者能比那些不能接受自己性倾向的人获得更好的自我适应能力。
2009年8月,关于性倾向治疗参与者的研究,并未把“性倾向”和“性倾向身份认同”这两个概念进行足够的的区分。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区分的不足导致这些研究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治疗改变的是当事人的性倾向还是性倾向身份认同?而从研究得出的证据表明,性倾向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有些人改变了自己的性倾向身份认同(即个人或组成员身份和隶属关系,自我标签)和其他性特征的方面(例如价值观和行为)。
美国心理学会于2012年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中声明:“在基于性倾向和性倾向身份认同的研究中,在一些个体的人生中转变的是他/她的性倾向身份认同,而非性倾向。”
世界卫生组织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修改后的“ 国际疾病分类手册(ICD-10)之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将同性恋从原有的“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的名单上删除。这一分类方案的前言中指出:一种分类也是一个时代看待世界的方式。无疑,科学的进步和运用这些指导手册的经验,最终将会要求修改这些指导手册,跟上时代。这一方案列入的性心理障碍,都特别排除了“与性倾向有关的问题”。在新设立的“与性的发展和性倾向有关的心理与行为障碍”条目下,还特别注释道:“性倾向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是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性成熟障碍,自我不和谐的性倾向,以及性关系障碍;每一分类还可以根据问题是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而做进一步分类。
2012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驻美洲的办事处泛美卫生组织,就性向治疗和尝试改变个人性倾向的方法,发表一份用词强烈的英文声明《"Cures" for an Illness that Does Not Exist(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声明强调,同性恋性倾向仍人类性向的其中一种正常类别,而且对当时人和其亲近的人士都不会构成健康上的伤害,所以同性恋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不正常,并且无需要接受治疗。世卫在声明中再三指出,改变个人性倾向的方法,不单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其效果,而且没有医学意义之余,并会对身体及精神健康甚至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亦是对受影响人士的个人尊严和基本人权的一种侵犯。世卫亦借发表该声明提醒公众,虽然有少数人士可以能够在表面行为上限制表现出自身的性倾向,但个人性倾向本身一般都被视为个人整体特征的一部分和不能改变。
中华精神科学会
1996年9月,中华精神科学会设立CCMD-3工作组,重新制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计划在随后的几年中,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并尽可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中国标准。2001年4月,CCMD-3出版,取消了CCMD-2的“性变态”条目,将同性恋归于新设立的“性心理障碍“条目中的”性指向障碍“的次条目下。
对此,时任中华精神科学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工作组组长陈彦方教授解释:“我们认为同性恋性行为是正常的。但是考虑到一些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和苦恼,保留‘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从而和世界卫生组织第十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0)保持一致。” 他还指出,CCMD-3里的“同性恋”和社会上普遍指的同性恋有些不同,因为CCMD-3的诊断对象只包括那些自我感觉不好并希望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在新的标准中,只有那些为自己的性倾向感到不安并要求改变的人才被列入诊断。”
中华精神科学会在2001年对CCMD的修订,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的重要标志。
十一、文学艺术
《诗经》中的一些诗歌或隐或现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的同性恋现象。如《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在遗留下来的众多明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品花宝鉴》、《宜春香质》、《十二楼》、《聊斋志异》、《情史》、《阅微草堂笔记》、《弁而钗》等中都有大量同性恋的描写,甚至以同性恋故事作为主题,从侧面证明当年同性恋之盛。
陈维崧是清初诗词大家,他与优伶徐紫云的深厚情谊在清代四处传扬,成为了一段风流佳话。他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乃紫云成亲时所作,堪称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彩的一首词,内中写道:“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歌对后来的爱情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对恋爱综合症状最简练的叙述出现在她的一首抒情诗中。这首诗是写给她最喜爱的一位女孩的,因为她就要同萨福分手出嫁了:”在我眼里她好像一位神祇,正美滋滋地痴望着你,静静地坐在你身旁,聆听你娓娓细语。低弱的笑声中流露着爱的惬意,哦,这一切使我那忧郁的心在胸中颤栗。只要凝望你片刻,周身便被滋滋鸣响的灵火燃遍,唇舌焦裂,不能言语;悲鸣在耳中轰响,我四肢颤抖,汗流如雨;面如秋草,形同枯槁,蹒跚踉跄堕入爱的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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