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戏曲
中国古代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图册唐末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给予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以后,经过半个世纪 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960年建立了宋朝。这时,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已在较大程度上挣脱了对地主阶级的 人身依附关系和官府对手工业的垄断,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商品流通空前活跃。随之出现了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城市游乐场所的产生和专业 艺人的汇集。于是,以说唱、戏曲为主的多种民间音乐形式得到迅速发展,以往宫廷在音乐的集中与提高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已开始减弱,歌舞大曲在音乐中的核心地位逐渐为新兴戏曲所代替。
隋唐以来的曲子,到宋代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歌曲形式。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宋词创作的繁荣。不少著名词人的作品被运用于实际的演唱,它们既丰富了曲子的内容,也促进了曲子的发展,出现了“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变化运用和发展曲调的手法,产生了徐缓抒情而细腻深刻的“慢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曲式。在词人中,有的人颇为精通音乐,南宋的 姜夔还曾为自己作的词创作曲调(称“自度曲”)。他的《 白石道人歌曲》是现存最早的宋词歌谱,用“旁谱”的形式记录了作者的“自度曲”和旧曲共17首,它们是研究宋词音乐的珍贵资料。
曲子在民间则沿着另一条路线发展,它除作为歌曲演唱外,还成了说唱和戏曲创作的音乐材料,同时也出现了由单只曲调的运用向多只曲调依不同方式联合的趋势,于是形成了多样的声乐体裁与形式。一种叫“缠令”,由几个不同的曲调联接而成,前面有引子,后面有尾声;一种叫“缠达”(也叫“转踏”或“传达”,可能源出于“转踏”歌舞),由两个曲调轮流反复,前面有引子,后面没有尾声。后来,在南宋 绍兴年间,杭州的勾栏(城市游乐场所的名称)艺人 张五牛还创造了一种以其特殊节奏而引人入胜的歌曲形式,名叫“赚”,并把它运用到缠令中去,于是形成了兼有缠令、缠达和赚的曲种──“唱赚”。唱赚还属于歌曲的范畴,但它的经验和成果却直接为说唱与戏曲所吸收。
鼓子词和诸宫调
宋元时期的说唱音乐和曲子有较多联系的主要是鼓子词和诸宫调。鼓子词的音乐比较简单,用一首曲子反复咏唱,中间插入散文讲说,以说唱故事。诸宫调也叫“诸般宫调”,为北宋熙宁、元丰年间 汴京勾栏艺人 孔三传所首创。其音乐结构是:用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子联成一个套数,把不同宫调的若干套数或单曲联接起来,用以说唱长篇故事。 金章宗时的董解元作词的《 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诸宫调作品,它的全部歌曲(包括重复的)共有长短套数188套,曲调444个,其音乐之丰富可以想见。诸宫调的形成和发展,为戏曲音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此外,宋元时期的说唱音乐还有 陶真、涯词、词话等曲种,其中词话发现有晚期的唱本,陶真只见零星词句,它们的结构基本上与说唱变反属于同一类型,而与曲子较少联系。
北曲
宋元两代是新兴的戏曲获得重大发展和趋于成熟的时期,在北方有杂剧,在南方有南戏,杂剧继承唐代歌舞戏和参军戏的传统,在广泛兴起的曲子的基础上,经过宋金时代的发展,到元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宋杂剧(金代称“院本”)的演出,由“艳段”、“正杂剧”、“散段”(或称“杂扮”)3部分组成艳段演的是“寻常熟事”,散段是滑稽戏一类的东西,只有正杂剧才是搬演故事的戏曲,音乐多是利用曲子和歌舞大曲的曲调。到元杂剧,由于已有了唱赚和诸宫调的丰富经验,音乐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元杂剧通常是一剧分为4折,有的在前头或中间加进一个“楔子”。4折分别用4个不同的套数,由主角1人演唱全套曲调,其余角色只说不唱。杂剧音乐通称“北曲”,它的主要特点是用七声音阶,字多调促,风格劲遒。
南戏
南戏是北宋时在浙江永嘉(今 温州)地区形成起来的,也称“永嘉杂剧”,宋王朝南渡后得到迅速发展。南戏剧本没有折数限制,音乐没有宫调的束缚,各种角色都能有唱,还有对唱、齐唱等活泼多样的演唱形式。南戏的这些特点,使它有了充分发展的余地。元末,南戏已发展成具有高度艺术水平,在南方有着广泛影响的戏曲形式,称为“传奇”。南戏音乐通称“南曲”,它的主要特点是用五声音阶,字少调缓,风格柔婉。
杂剧和南戏的音乐虽然各自保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也存在互相交流吸收的情况。在较晚的元杂剧和南戏中,都不乏运用“南北合套”实例。同时,南北曲也逐渐取代以往的歌舞大曲而成了多种器乐形式的曲调主要来源。
乐器和器乐
乐器和器乐,在宋元时期也有重要的发展。尤其是擦弦乐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稽琴(即唐代的 奚琴)和(即唐代的轧筝)的演奏技巧有了较明显的进步(如运用换把等),并已经常用于独奏与合奏。还有一种“马尾胡琴”,北宋时已在西北边境地区出现,到元代,胡琴已是一种相当流行的乐器(现今甚为流行的弹弦乐器三弦,也是这时期出现的)。由于这类乐器有擅长于演奏歌唱性旋律的优点,较快地以不同的样式发展起来,并被广泛地用于戏曲、说唱的伴奏和各种合奏之中。
宋代城市的游乐场所中流行着多种器乐合奏形式。有名为“细乐”的丝竹乐器合奏,名为“清乐”的管乐合奏,以及“小乐器”、“鼓板”等(最后这种以鼓、笛、拍板为主要乐器的合奏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被用于戏曲、说唱的伴奏)。元代的 蒙古族传统音乐“达达乐”,则是一种弦乐合奏的形式。现代民间流行的多种小型器乐合奏大都和它们有着久远的渊源关系。
独奏乐器琴和琵琶的演奏与创作,宋元时期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南宋时出现了 汴梁、两浙、 江西等不同的琴派。涌现出郭沔、 毛敏仲等一批优秀的琴家和他们的一些优秀作品。浙派琴家郭沔在琴曲的整理、创作和传授方面都有较大的贡献。所作《 潇湘水云》是一首著名的琴曲。在琵琶方面,流传至今的一首反映北方少数民族狩猎生活的琵琶曲《海青拿天鹅》,就是元代出现的一首重要作品。
宫廷音乐
宋元时期,和城市音乐的兴旺发达相反,宫廷音乐则日益走向衰落。宋代宫廷中演出的歌舞包括大曲、曲破、缠达等。其中的大曲虽也保留着“大曲”的名称,其实只是摘取了大曲某些部分的“摘遍”;所谓“曲破”也只是将大曲中“破”的部分独立出来演出的一种形式;“缠达”更不用说。它们的规模都远不能和唐代的歌舞大曲相比(当然,这类作品在音乐上往往表现出更加趋向细致、深刻的长处)。宫廷中的歌舞音乐由此已显出衰落的趋势。与此同时,民间兴起的杂剧等??,唯以杂剧为正色”(南宋灌圃耐得翁《 都城纪胜》),就是这种演变的一个明显的例证。而且,教坊也常常不能维持,便不得不从 民间艺人中选拔节目入宫“供奉”。自此以后,这几乎成了历代宫廷不可或缺的一种解决办法。
音乐理论
中国古代音乐中国古代音乐图册宋元时期,意识形态上是理学统治,音乐思想上笼罩着复古主义的气氛,宫廷雅乐亦随之而愈加僵化、腐朽。如前所述。宋代的农民,在经过 唐末农民起义之后,已在较大程度上挣脱了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然而,沉重的剥削和兼并仍使他们陷于破产的境地。北宋时王小波 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首先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锋芒直指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与此相对立,以“存天理,去人欲”为中心的理学便应运而生,成为统治的思想。在音乐思想上,理学的开山祖 周敦颐首先提出“淡”与“和”的音乐观,主张音乐当如古乐的既淡且和,认为“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代的宫廷雅乐,从音律的确定到乐曲的创作,都弥漫着拟古、复古的空气。所谓的“大晟乐”便是这种风气的集中体现。
在理学的统治下,宋元时期的音乐理论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突破。 蔡元定提出的十八律在使三分损益律趋于完善方面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这时出现的陈的《乐书》、 沈括的《梦溪笔谈》、 王灼的《碧鸡漫志》等,作为研究音乐历史的参考资料,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的《乐书》还是最早出现的一种音乐百科全书。随着戏曲、说唱的发展,元代出现了总结歌唱经验的《唱论》(燕南芝庵作)和总结音韵规律、探讨创作理论的《中原音韵》( 周德清著)。《中原音韵》的第 1部分《韵谱》,是中国第1部供写作北曲用的 曲韵,它对以后戏曲、说唱的创作和演唱都有重大的影响。
宋元时期的音乐,继承隋唐燕乐的传统,在广泛兴起的民间曲子的基础上,通过分别向南北两个中心区域的汇集与提高,形成了以杂剧、南戏为中心的南北曲音乐系统,成为影响到歌舞、说唱、以至器乐等多种音乐体裁的巨流。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以南北曲为中心的音乐开始形成并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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