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6 小说的语言(2)张爱玲

  毋庸置疑,探索这位作家的语言成就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将直接推动对作家个性语言的研究,且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语言风格学的理论,为其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鲜活材料;其次,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张爱玲的作品,对其小说的文学研究会起到辅助作用,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与文学的研究在某些特定的方面是清晰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古典小说的语言功底

  张爱玲骨子里是古典的,尽管她的外在表现、接人待物与中国传统女子大相径庭,小说里的一个个人物却都是典型的“中国人”,有着挥之不去的中国人的特性。无论男女老少,说话处世仿佛都贴上了中国人的“标签”。张小说中的语言,都打上了深刻的中国传统小说的烙印,古典文学的语言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底色。在较早的一些小说中,她的语言常有照搬《红楼梦》语言的嫌疑,显得有些生硬,如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我们可以看到小丫头间互相以“小蹄子”戏称,还有说薇龙“雏凤清于老凤声”,以及“没得玷辱了好名好姓”,“水晶心肝玻璃人”等等都是《红楼梦》中的语言,被张爱玲应用到 20世纪初的中国人身上,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仿佛张爱玲令笔下人物倒退了几百年似的。但到了《倾城之恋》等后期的作品中,这些缺陷已经被张爱玲纠正,她的语言虽仍有红楼的风格,但已是小说人物自己的语言。

  张小说的语言具有市井小说的色彩。可以说,其作品中中国通俗小说影响的痕迹是彰明较著的。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很多外来词汇,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称自己的男朋友为“睇米孙”。是英文名字的音译过来再加上一个中国人固有的姓氏,虽然用的还是中国人的姓氏,但是名字和姓氏的组合顺序模仿的确实是很多西方国家姓、名的组合顺序:即把名置于姓之前。再如她的小说《连环套》中大部分人物都是外国名字:赛姆生太太、雅赫雅先生、梅腊妮尼姑、发利斯先生。这些则完全是一些外国人名的音译词。外来词汇的使用,为张爱玲的小说增添了西方生活的情调。西方语言对张爱玲小说语言的最主要的影响,体现在欧化句式的使用。所谓欧化句式(欧化汉语句式),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被定义为“汉语在西语影响下产生的一种语法变化”,诸如主语以及冗长复杂的修饰语的添加等等,这些变化都不同于原来的汉语语法或者说与汉语语法相差甚大,是用汉语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造成符合西语(主要指英语)语法规范的句子。也就是说,张深受西方语言语法的影响,在使用汉语写作小说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便运用西语的语法规范造成了句子。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锐。当我弹奏钢琴的时候,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张从小就有很高的绘画天赋与绘画能力,所以对色彩的把握远远高于常人,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自然会有意识地巧妙设色、用色、配色。而作为没落贵族家庭成员的张爱玲,十几年严格的音乐训练培养则培养了她对音乐的深刻体悟力,她对中西文学蕴含的音乐性兼收并蓄并加以融会贯通,实现了音乐对现代小说的全面渗透,这在她小说的语言上反映得十分充分。可以说,她的叙述语言主动追求音乐美、色彩美,形成了“有声有色”的独特风格

  张爱玲对比喻倾注了太多的关注,如果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语言构成一座花团锦簇的大花园,那么,她独具特色的比喻无疑是这座大花园中一支光彩夺目的奇葩。所以,张爱玲小说中比喻的构成及特点,是研究张爱玲小说语言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最常见的修辞格,比喻的结构形式有多种。明喻、暗喻、借喻的三分是人们熟悉的,此外还有一些变式的结构。从结构上看,张爱玲的比喻,最常用的是明喻、暗喻,借喻相对较少,这可以看作是张运用比喻的第一个特色。明喻在张小说的比喻中占了绝大部分,是她最青睐的语言修辞方式。

  从结构上来分析张爱玲的比喻,还有一点很值得提出来,这就是她很善于适时地运用“喻解”——所谓喻解,是跟在比喻之后的一个或若干句子,对比喻做解说。普通的一般的比喻着重本体和喻体外表的相似,不必调动过多的想象力,张却往往天马行空,将互不相干的事物扭结起来;所以她的有些比喻乍一看来,常常使人摸不着头脑,而作者加上一个喻解,读者读后就会恍然大悟,啧啧称奇。

  张爱玲之所以大量运用这些结构简单的比喻格式,和她用喻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她的比喻大多新颖奇特,总能跳出人们思维的窠臼,打破人们想象的常规,这种比喻的内容,对读者而言,已经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倘若比喻在结构形式上不直截了当,那么,不仅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理解上的困难,也会因文字上艰涩而削弱小说本身的艺术效果。张爱玲在对比喻的结构选用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多采用明喻这种简单的结构形式,并且适时地加上喻解,从而成功地用比喻这种积极修辞方式流利而优美地传达了她的人文思想和美学追求。

  张爱玲总是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超乎寻常的力,其比喻处处闪耀着她对事物的独特认识和感悟,使人读了总会产生一种拍案叫绝的冲动。她选择的喻体,要么是日常习见的事物,要么是具有文化内涵的一些带有民俗、民族色彩的喻体,要么是一些带有抽象,虚幻性的事物。笔者认为,总体来看,张爱玲所用比喻的喻体具有常见性、文化性、抽象性、审丑性等四个特性。张爱玲喜欢选择生活中常见、惯用的事物来充当喻体,用熟悉的形象来描绘不熟悉的形象。当我们隔着作品、以读者的距离去看这些常见事物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常见的事物被张爱玲赋予了比它们本身多得多的艺术内涵。张爱玲即使是选择常见的事物作喻体,也是独具匠心的。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张爱玲常选择带有国俗、民俗色彩的事物做喻体,如一些和女性相关的民俗物:镜子、刺绣、绸缎、玉器、屏风、灯火、香灰等,还有一些带有鲜明民族生活标志的民俗物,如喜蛋、鞭炮、粽子等。

  张爱玲的一些比喻善于以多数人都有过的抽象的生活感受、情感体验,去比喻某一具体的或非具象的事物,即她常常选用一些抽象的东西作为喻体——这样很容易生新见巧、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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