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柏拉图是最早系统地将国家政体加以分类考察,比较其优劣和相互转变，并提出相应改革方案的思想家。他倾向于一种贵族式的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柏拉图信奉一种历史退化观点,认为从理想政体向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这四种不完善的政体的蜕变是历史循环的一个不可抗拒的结果。

　　1、荣誉政体。是他在所有四种现实政体中持肯定态度最多的一种。这种政体与克里特和斯巴达相当,认为这种政体最接近于理想政体。如果统政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相互混杂、彼此发生斗争，破坏了基本制度,让私人占有财富,那就会产生这种政体。这是一种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勇敢起主导作用,因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好胜和爱荣誉,这是它与理想政体的相似之处。但它不敢让智慧的哲学王统治国家,而宁可选择最为单纯和勇敢的人来统治。

　　2、寡头政体。一切用财产来衡量，掌权的是少数富人。当私人手里的财富积累愈多，便愈加破坏荣誉政体。富人想方设法挥霍浪费、违法乱纪，并且在统治者中形成风气。而法律宣布被选举人的财产资格,便把广大穷人排除在政权之外。于是两极分化,形成少数富人和大多数穷人的对立，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

　　3、民主政体。特征政治机会平等，允许个人有从事他所愿意的任何事情的自由。这是以雅典民主政体为蓝本的。当寡头政体中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时,不同等级之间的斗争便更为激化。党争的结果,如果贫民胜利,把敌党处死或流放,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一个民主制度就此产生了。

　　4、僭主政体。民主政体发展的结果便是僭主政体。极端的自由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当富人与穷人的冲突急剧发展,在斗争中平民总要推出一个人来带头,做他们的保护人，条件具备时就变成了僭主。僭主从民主式人物，凭借民众的良好愿望，最后爬上了独夫的地位。这种人是人的非法欲望恶性发展的结果。

　　二、柏拉图更多地看到民主政体的缺陷：

　　①民主制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而民众由于只有意见而无哲人之真知识和理性，因而在许多政治事务上都不是好的判断者，要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是不可能的。这种缺点只能靠好的领导才能克服。然而,民主政体的原则却是民主政体鼓助民众去怀疑领导,民众不能正确地选择领导。有些自称是民众领袖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欺骗手法,声称他们是人民之友以赢得民众的好感,从而窃取政权。接着就随心所欲地向民众隐瞒所推行政策的真相。

　　②民主制的主要缺点便是过度的自由导致社会纷争。自由发展到极点,便是买来的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导致更加剧烈的社会纷争,以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战争,导致出现最坏的僭主政体。

　　③他以一种偏激的方式给后人以一定的启示。即民主政体如果变成每个人在一切方面平等和为所欲为,那就有可能走向其反面。尤其是当人们的知识、文比水准和政治判断力都还很有限的时候,每个人绝对的参政权利也可能导致一种无政府的混乱,毫无节制和理性的党争也会使国家四分五裂。这大概是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台水准起点低的国度在初行民主制时都必须认真注意防止的倾向。

　　柏拉图本人在晚年对民主制的看法也有转变。他在《法律篇》中提出了次优的国家,事实上采纳了民主政体的许多原则, 实际上是将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相结合的共和政体。柏拉图的理想政体基本是一种非民主的贵族主政的集权体制。

　　三、贤人政体

　　贤人政体是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首先推出的。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政体就是贤人政体。贤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优秀者自然拥有最大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代表着一个国家达到的自由程度，因此他们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自由代表。作为代表，贤人在尽可能地争取自己的最大自由的同时要尽责任地维护国家民众的最大自由。 它的自由要向那个理想的绝对自由靠拢，但还不能达到那个自由。 一旦它是自以为得到了那个自由，它就成为绝对的主权者，成为民众的绝对主人，取代民众而不再是代表民众，它就把主权者和民众在自己身上合一。这个既是绝对专制的，又是绝对民主的，它等于什么都不是，它就必须完结，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的开始中，它在争取自由和在与绝对自由的斗争中重建自己。这自由是每个人在现实社会中享有的权利，这绝对自由是他将这权利尽可能扩展的理想、每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是民主的理想，这理想一转化为现实就是每个人获得同等的自由，每个人都变成一样的人，变成了一个人，他的自由就是全体的自由。于是，民主的理想转化为民主的现实，也就成了专制的现实。

　　当贤人政治表现出其不良的专制性时，就成为寡头制，成为少数人的专制，成为自由的枷锁。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贵族政治已经成为日渐发展的自由城邦的桎梏。当元老贵族的治国才策远远不能满足城邦公民急剧膨胀的欲望要求时，有限的寡头专制就被无限的大众专政取代，在这大众之上矗立着一个独裁的恺撒，他满足大众无限的欲望，他领导大众去追求无限的自由，这正是贵族贤人政治所不能做到的，又正是贵族贤人政治必须被督导的，它像达摩克利斯的悬剑一样威胁着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在它刺目的剑光之下保持着紧张的悚惧忧患，以不断改进自己的自由。

　　它的自由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它还只能提供有限的自由。它的自由越大，它的专制程度在加深，因为它的组成者的才能是和他们的片面性成正比的。他们越是有才智谋略，就越是容易被自己的才智谋略所蒙蔽。他们的才能的片面发展使他们越来越脱离原来的社会基础，越来越昧于普遍的社会状况。 他们在发挥自己的才干时，也从为国家服务谋利的政治家变成了夸夸诡辩、结党营私舞弊的政客。他们从一个被赋予公共使命的神圣集团蜕变为一小撮为狭隘、偏执、私欲所填充的无耻小人。 他们越来越背离公众，越来越成为公众的敌人，就越来越面临着公众的革命。

　　这革命要恢复它的自由和神圣性，把它从片面性的障蔽和专制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再次实现公众的二度组合。 所以从理论上说，贤人政体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开拓者，它实现的自由目前还是有限的。贤人政体在对公众的二度组合中已与原初的绝对自由状态分离，它时刻面临着异化的危险。 它的才智自由越大，它的异化程度就越深，它离原初状态越远，直至最后变成一个彻底异化了的政体，一架专制的机器，一处自由的牢狱，一个私欲罪恶的渊蔽，一座虚饰浮华的戏台，与它服务的人民背离，与它忠诚的理想背离，它就要被这理想之下的无限的自由愿望推翻，在无限的自由要求下重建有限的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