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官包拯

　　在老百姓观念中，包拯像个###官，为民申冤。其实包拯一生仕宦，倒是“经济管理干部”干得更久，特别是税官做得很好。他在州县基层当官收税，又数任路级赋税长官，后来又当户部副使和权力几近宰相的经济大臣三司使。在这些岗位上，他可不仅仅是断几个案子，救几条人命，而是为很多的老百姓说上话了。

　　庆历三年（1043年）冬天，包拯刚从外地调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正逢京师发生火灾，著名道观上清宫被烧毁。宋仁宗十分信奉道教，怕对神仙不好交代，不顾国家财政紧张，借口安放真宗遗像，要大兴土木重建。包拯一想，按照惯例，京师开封府无财力负担，得向天下各路临时加征财物和劳役，便马上进言：皇上要重修上清宫，我是道听途说，不辨虚实，但非常担心。如今天下多事，赋税太多，货币不稳，边境未宁，怎么可以做本末倒置的事呢？何况宫观兴起于唐代，又不是古代的礼制。真要供奉先帝真容，宏伟的景灵宫、会灵观也可以呀！仁宗听进去了，下令将上清宫旧址改为军营。宋太祖开国不久，便制订了一套报灾、审灾、减税的规矩，可是执行起来出入较大。庆历年间，江淮、湖南等地连年遭灾，地方官非但不做好安抚工作，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包拯非常气愤，四次上奏要求减去这些地方的百姓负担。

　　“公正廉明”的包拯做这等事，自然是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可他还是个聪明人，有政治改革的抱负。他主张“赋税有度”。宋朝开国时，太祖立了“不加农田之赋”的规矩，后来的皇帝都不好意思增加税目。但用钱开支不敷用，只好巧立名目。名目之一是“支移”、“折变”。所谓“支移”，是要纳税人将所交税物无偿运送到别州别县仓库，这是变相的劳役。“折变”是官府以各种借口，临时改变原定税物品种，按价折成现钱或其他物品征税。有些官僚利用这一点，以极不合理的比价强迫百姓按高于市价数倍的价格交纳现钱，或故意折成当地缺乏的物品，要百姓高价购来交税。包拯对“支移”和“折变”深为不满，多次上奏加以限制，并建议赋税负担格外沉重的河北等地废除“支移”、“折变”。不惟如此，他还对“科率”、“科买”、“科配”等各种名目的税收加以抨击。他在自己职权可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免除相沿的各种苛捐杂税。比如他知端州（今广东肇庆）时不征一砚，在陕西路时罢廿州所赋河柱竹数十万。他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公所莅职，常急吏宽民，凡横敛无名之人，多所蠲除。”这话是说得很有根据的。

　　那么一味薄敛，国家财政怎么办呢？包拯有他的见解。他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税政之要，当以宽民为计，恤民养税。宋代“追欠”和“产出税存”的现象比较严重，“追欠”是官府依法征讨百姓欠税，“产出税存”则是空头税，破产后还得交税。欠税大多是因为百姓陷于极度的生产困难，停业也多为资产缺乏无力支撑，如果在这时不放税码，则必定雪上加霜，破坏生产力。包拯上《论放欠》奏，一再向仁宗建议“放欠负”，多次实际促成这种大缓民力的“放欠负”。他还奏请把河北牧马监所占大面积良田分给无地者耕种，请官府增加沿边地区的粮物储备以免紧急时重敛，请朝廷改革不合理的盐酒税法。他主张朝廷裁减冗员冗费以节流，还提出在部分地区以“民兵”代替正规军的建议。

　　宋朝管理税赋的在中央主要是三司，地方上路一级有转运使主掌，提刑使等监司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州县则除个别税种和专卖业外，均由各级行政官僚主持。包拯很看重财税官吏的素质，主张“精选计臣”、“精择良吏”。嘉祐元年（1056年），京西路唐州知州赵尚招四方流民兴水利，开荒田，并用官府钱贷与流民发展生产，成效卓著。时任三司使的包拯亲自上章，要仁宗给予特别褒奖，并破例让他再留一任。包拯任三司使前，长期在三司使位置上的张尧佐不仅不做事，而且恃恩跋扈，包拯毫不留情地弹劾他，并不避人言，毅然接任。

　　包拯管税与他断案一样，有崇高的气节和威仪，行事干脆。断个案子只是为偌大一个国家机器上拔去一根不好看的钉子，理财管税可就是器官上的大手术了。他没能当宰相，也没有提出治政的大思路，但却做了许多别人办不了的事。尽管王安石官比包拯大，比包拯聪明得多，但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包拯的远比知道王安石的多。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见得到“青天”一类官，时至今日老百姓呼唤的还是廉洁奉公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