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昇这个名字(1)

　　西方学者一般把印刷术的发明归之于德国人古登堡，时间是1450年左右。事实是古登堡于这时应用（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印刷术之一种，此前已有雕版印刷术。中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据学者考证，有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等等，有较确凿证据的是公元9世纪唐五代之际。而活字印刷则是11世纪中叶宋仁宗庆历年间，由毕昇发明的，比古登堡约早300年。

　　中国约在中唐时期就有刻书流行，五代时雕版印刷已相当发达。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时发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长达7尺6寸，皮纸质，为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吴越王钱俶所刻印。当时1版能印84万部之多。两宋的政治、文化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兴盛，为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推波助澜。当时的刊印物拓展到各个知识领域，像儒家经典、历史、地理、医药、农业、工业、天文算法、文学作品、宗教经典等。宋代印会子所采用的铜版雕镂技术，在全世界发明最早。宋代的书籍装帧技术已全面完善，后世的书籍装订样式此时均已露端倪。宋代印刷采用颜体字变化而来的长宋体，但元代人多用赵孟頫体，称“元体字”。明初沿袭元制，但到嘉靖年间（1522—1566年）开始复古，仿宋人但有所改动，直至明末清初定型为发源于宋代的横轻直重、四角整齐的“宋体字”，并一直沿用至今。宋代临安的印刷技术提高到全世界顶尖水平。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监本”是全国通行的标准出版物。南宋时，由于文化中心转移，又有一时良工会聚，临安居三大出版业基地之首。所以说，“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又叶梦得《石林燕语》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宋版书是今天公认的珍本，因为它最接近于原本，又印刷精良。

　　由于雕版印刷耗费人力巨大，较大的一部书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刻成，存放印版要占用大量房舍，还不能串版，不能更字，有相当的局限性。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杭州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使印刷技术发生重大变革。史书上对毕昇生平的介绍不详，只有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八《技艺》中作了一点儿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这段文字介绍了活字印刷铸字、排字、印刷的基本工艺过程，但对毕昇也未作具体介绍。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活字印刷在宋代得到推广，但毕昇的发明却可以见证宋代印刷技术水平的发展高度。毕昇的发明在后代发挥了作用。雨果曾把发明活字印刷视为“一切革命的胚胎”，马克思则将其视做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发明。毕昇这个名字代表了这一伟大发明。

　　宋代出版业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北宋时即出版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3部各1000卷之多的###书。另外还有《太平广记》、《资治通鉴》、《通志》以及二程、朱熹、欧阳修、王安石、陆九渊、吕大临、赵明诚、陈振孙、晁公武等人的历史、文学、金石、目录学著作。据王国维、傅增湘等人考证，北宋时的所有正史均在杭州刊印。治平二年（1065年），太宗下令在杭州刊印《宋书》等七史。元祐元年（1086年），神宗令《资治通鉴》下杭州刊印。哲宗时（1086—1100年），泉州商人徐戬受朝鲜国委托，在杭州刻印《华严经》，得到3000两银子的厚赏。南宋时则出版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王称《东都事略》，熊克《中兴小记》等史学名著，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杜佑《通典》、白居易《白氏文集》、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苏轼《东坡集》、董煟《救荒活民书》、林逋《林和靖先生诗集》、朱熹《晦庵先生文集》、陆游《渭南集》等重要著作。另外还有《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以及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重要的地方文献。

　　宋代印刷业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后两种属私刻。北宋官刻由秘书省国子监主持，南宋时国子监官刻功能减弱，地方官刻功能增强。地方官刻机构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一般用官署名称，如茶盐司、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等。用地方政府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州军学、郡学、县学以及书院等也刻书。南宋时设于临安的官刻主要有纪家桥国子监书库、望仙桥德寿宫、凤山门修内司、左廊司局以及两浙转运司、临安府等。最著名的有浙西茶盐司、浙西提刑司等。北宋国子监曾刊刻《史记》、《汉书》、《后汉书》、《唐书》等。南宋国子监曾刊刻《周易正文》等12经、《史记》等17史。德寿宫刊刻《隶韵》等，左廊司局刊刻《春秋经传集解》等，修内司刊刻《混成集》、《绍兴校定本草》等。临安府本著名的有绍兴九年（1139年）刻的《群经音辨》、《汉官仪》、《文粹》，绍兴十年刻的《西汉文类》等。另外，通江桥北太医局刻印医书，印历所刻印历书，交引库刻印茶、盐钞引，行在会子库刻印会子。官刻本的特点是精于校勘，一般须经初校、复校、再复校三道程序，方可付印。书末印校勘者姓名以示负责。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刻书之禁松弛后，私刻不断增多，至南宋时蔚然成风，临安的私刻更为全国之首。私刻本署某某家塾、堂、斋、宅、府等为记，通称“墨围”或“牌记”。杭州兼有商业功能的书坊在中国发展得最早最广，南宋时有相当规模。其刻本一般标明某堂或某书铺，分为经铺、经籍铺、文字铺等多种。刻书范围遍及各行各业，无所不包。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记，临安著名的坊刻有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众安桥南街贾官人宅经书铺、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行在棚南大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沈二郎经坊、猫儿桥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太庙前陆家、钱塘俞宅书塾、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荣六郎家、钱塘王叔边家16家。《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书所记有近20家。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所刻书也不少，如《曲洧旧闻》、《钓矾立谈》、《渑水燕谈录》、《茅亭客话》、《却扫篇》、《续幽怪录》、《箧中集》、《述异记》等重要文献。钱塘王叔边家刻有《汉书》、《后汉书》等。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刻有《寒山拾得诗》等。行在棚南大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猫儿桥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以刻印《金刚经》等佛经为主。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荣六郎家以刻印经史书籍闻名。

　　毕昇这个名字(2)

　　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为陈起、陈续芸父子经营，他们拥有刻工数十人，刻印唐宋名人诗集与笔记小说100余种。刻本均十分工致，故生意兴隆。陈氏父子待人友善，买不起书的人可以赊账。陈氏刻书现今尚有流传。陈起，字宗之，一字芸居，钱塘（今杭州）人。丁申《武林藏书录》载：“钱塘陈宗之起，事母孝，宁宗时乡贡第一人，称陈解元。居睦亲坊，开肆鬻书，自称陈道人。著《芸居乙稿》。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取名人小集数十家选为《江湖集》。”陈起是出版商，又是诗人。郑斯立《赠陈宗之》诗称：“诵其所为诗，刻苦雕肺肝。陶韦淡不俗，郊岛深以艰。君勇欲兼之，日夜吟辛酸。”可见他是一个书卷气很重的好学深思的人。陈起父子与当时的许多高官，以及刘克庄、叶绍翁、赵师秀、许棐、周端臣、吴文英等江湖派诗人交善，刊印他们的诗集。人称南渡后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以传。另外，他们还刊印了大量唐诗。周端臣《挽芸居二首》诗云：“良田书满屋，乐事酒盈觞。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两浙古刊本考》称：“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本也。然则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陈起后因刊诗贾祸，为宋代自北宋“乌台诗案”以来最大的一次诗狱。在中国文学史上，流派的产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以一个书商之力促使一个流派的形成，却是不多见的。

　　由于印刷书籍增多，宋代出现了许多藏书家。早期有江正、李昉、宋缓、王洙等，后来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他们的收藏达到一两万至五六万之多。藏书家获得的善本，往往不是官刻，而是版本来路多、出书效率高的私刻。周密《癸辛杂识》称：“廖群玉诸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草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鉴。”廖群玉的刊书，极有名声，均在临安刻印。

　　印刷术发明后，很快便向国外传播。雕版印刷术外传较早。13世纪高丽已有活字印刷，16世纪末日本也较普及。古登堡的发明比新疆一带的活字印刷文物要迟一个世纪。据其他文献我们可以猜测，中国的印刷术发明后，经由中亚，特别是波斯，在13世纪至14世纪之间传入欧洲。不过古登堡应用于拼音文字，并发明了简单的印刷机。古登堡之印刷术在文艺复兴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艺复兴人文科学精神的发扬，与之分不开。这一点，中国就大为逊色了。古登堡之名字之所以为人重视，是因为其印刷术与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毕昇之名字不过被中国人视为一发明家而已，雕版印刷的发明者更无从查考，可见印刷这一古老技艺在中国的命运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尽管如前所述，印刷术仍被中国人用以印行了许多书，而且数量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