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证政见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许多人控告市易务违法，神宗屡次诘问中书仍不明真相，便派三司使曾布查实。曾布调查的结果是：提举市易务吕嘉问等人挟官府势力，垄断市场，强迫商人售货物于市易务，官府买足后方可自行交易。市易务的货款大部分流入“大姓”手里，而且长期拖欠不还。市易法条例中只规定“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而实际上这时连水果、芝麻也都成了收购对象，且大都贱买贵卖，以致开封百姓怨谤纷生，“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市易法原本为促进物流、平抑物价、保护一般商贾、抑制兼并而设，这时却走到了它的反面。

　　吕嘉问是枢密使吕公弼家的子弟，他窃得从祖吕公弼批评新法的奏稿送给王安石，取得信任，却使吕公弼外斥，被吕家人号为家贼。吕嘉问仗着与王安石的关系，告曾布挟嫌报复，要求增派吕惠卿参与调查。神宗有疑虑，王安石却袒护他，吕惠卿还是参加了进去。吕惠卿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隐瞒事实。他召监市易务魏继宗及行会商人查问，皆与曾布无异词，便私下诱胁其诬告为曾布所指使。魏继宗不从，反而据实告诉曾布。吕惠卿又遣弟吕温卿密告王安石，要求急治魏继宗。曾布申诉，神宗最后只能说，吕惠卿不免要与你共事，不要争执。其实神宗是个明白人，但此时很无奈。当时变法派正处在反对派的猛烈围攻之中，处境相当困难。神宗虽有动摇，但不愿意废罢新法。王安石正成为矛盾的焦点，自请离位并推荐吕惠卿接任，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决定用支持新法的韩绛和吕惠卿为相。神宗有他的政治大局要考虑。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不久便实施报复，再度调查市易务一案，命与曾布有隙的章惇等人主持其事。曾布后来终于被贬。

　　曾布与吕惠卿都是王安石创行新法的干将。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为检详文字，负责安排新法的具体工作。后来条例司被废除，青苗、免役、农田水利法付司农寺，吕惠卿负责主持其事。吕惠卿因父丧离位，王安石乃推荐曾布接替。保甲、免役、养马法皆颁行于此时。免役法是在广泛征求各地意见后实施的，但刚一公布便遭到诸多责难。御史中丞杨绘断言有五难，监察御史刘挚列举十害，神宗批示令司农寺答复。王安石命张琥驳斥，张琥不从，曾布自告奋勇，据理反驳，驳倒了他们，杨、刘被贬外调，使免役法终于推行下去。

　　《宋史》将曾布列入奸臣传，但从该书所叙史实，特别是其他重要史书的叙述中，均可见出其政见卓著、有气度且品格高尚。《宋史》上记载，司马光为政时，令其改免役法，曾布坚决推辞说，免役法皆出自我手，让我来改义不可为。他因此被免去户部尚书，再度贬出朝廷。曾布对王安石始终是尊敬的，但又有冷静的、中肯的评价。章惇曾对他说起，吕公著等人把王安石说成真人、至人、圣人，后来又诋毁他。受过王安石伤害的曾布还是说，这种诋毁皆过其实，不足道。在受王安石贬斥的20余年以后，他还请哲宗照顾王安石的老妻。

　　反过来，王安石原先十分信任曾布，但因市易务案错怪他有意反对新法，甚至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此后不再相信他，显得有些意气用事。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罢官，神宗想召回曾布，王安石却加以阻拦。其中的原因，有吕惠卿、吕嘉问的离间作用，当然也因为曾布在变法形势恶化的政治关头查究新法不合时宜的毛病，更主要的还在于王安石本人的褊狭。史书上列举的王安石的最大毛病便是狷狭。这种狷狭固然与性格有关，更主要的则来自权势地位。依王安石理想主义的血性以及固执的政见，他处世总是相当主观的；在政治旋涡中他变得敏感、自尊以至于病态，很难长久信任别人。他听不得别人批评新法的意见，任何时候都要证明自己政治主张的正确。如果他能兼容曾布这样人的意见，变###进行得更周全一些、更稳妥一些，成功的因素就会增多。可惜这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