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的小脾气

　　程颐是一代重儒，严毅庄重，很拘泥于礼仪。有一次年幼的皇帝折了根柳枝，他就说，正当春和之时，万物生长，不可坏了天地间的和气。苏轼自由旷达，琴、棋、书、画等无所不玩，不仅戏谑同僚、师长、友人、弟子，还好歌妓，于学问上则儒、佛、道、纵横诸家兼收，散漫得很，自然看不惯程颐。国忌日时，程颐在相国寺主持祈祷仪式，叫吃素时，苏轼便讥讽他：“你不好佛，怎么吃素的？”司马光死的时候，正值朝廷有重大庆典，百官在庆典后想去凭吊，程颐阻拦说：“你们今天既然要哭司马光，就不能在庆典上欢歌。”苏轼忍不住说：“这是那个活见鬼的叔孙通制订的礼仪。”看见程颐主持司马光的丧事毫无闪失，苏轼就说：“你主持丧礼真是熟练啊！”接着又是尖刻的一句：“父亲死而葬时行丧礼。你父亲很健康，怎么也做丧礼？”程颐气得答不上话来。程颐是理学大家，他以“性”为中心命题建立了博大而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他曾说，“性即是理”，即是道德之本原，人“性”常受物欲蒙蔽，“灭私欲则天理明矣”。苏轼挖苦他，并把“性”说成等同于饥来吃饭、渴来饮水、男欢女爱。苏轼的解释自有其道理，但他缺乏程颐那种哲学思维能力，说得不着边际，程颐内心里十分看不起他的这种浅薄。当时苏轼仰仗出身名门，当着礼部员外郎，又得太皇太后宠幸（时因哲宗年幼，她正垂帘秉政），而程颐不过微薄君子，是在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下入朝当崇政殿讲读的，没什么靠山，所以对苏轼忍一口气。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在主持朝廷考试时出策论题，其中点到朝廷如果学习仁宗的忠厚，怕百官不尽职守或玩物丧志，如果效法神宗之励精图治，怕大臣们不识其意，还点到汉朝文帝、宣帝的典故，程门弟子左司谏朱光庭便抓住“辫子”指控苏轼诽谤仁、神二帝，加以弹劾。苏轼叫苦不迭，自辩不清，幸亏同乡、右司谏吕陶出来说话，太皇太后又加以袒护，才算熬过去。但是，由于程颐是洛阳人，苏轼是巴蜀人，此后洛蜀党议的说法便传播开去。

　　在宋代，“朋党”之嫌是非常忌讳的，很容易授人以口实。当时司马光门下的一些官僚十分老辣，结成一伙，被后人叫做朔党，便得观鹬蚌之争的渔翁之利。程、苏争论各方都只有一二名“同伙”，程颐方为朱光庭，苏轼方为苏辙、孔文仲，其余一般史籍上所排列进去的吕陶，其实只对程、苏各作公允的评价，贾易则是借机对苏轼发私怨，与程颐并无干系。但是朔党对他们都作夸大，大加发挥。这时候迂腐的程颐，在讲课时发现皇帝生病未来，又得知太皇太后独自上朝，便不合时宜地对宰相吕公著说这不合规矩，还说皇上生病宰相不知令人寒心云云，激怒了太皇太后。有人发难，朔党乘机群起而攻之，程颐很快被黜出朝廷。由于他在朝中没有势力，元祐年间也未得翻身。剩下的对手是苏轼。苏轼早已是朔党的眼中钉。早先经司马光推荐，苏轼曾有望做宰相，朔党人就上言说，苏轼不过会写写文章，当个翰林学士已经很不错了。国朝宰相赵普、王旦、韩琦，都不是以文称能的。洛蜀党争后，他们逼得苏轼抬不起头来，心理压力很大，在朝中活得疲惫不堪，所以被迫数次上章乞求外放，曾知杭、颍、扬、定诸州，求得暂时的耳根清静。更糟的是，洛蜀怨恨一直为程、苏的后学和子孙继承下去。直至南宋，理学家朱熹还对苏轼骂不绝口，甚至诬言北宋末奸宦梁师成为其遗腹子。明代程敏政著《苏氏梼杌》，称要复洛蜀九世之仇。《宋史》上评价说“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是一痛心语。明代张溥曾经很诚恳地告诫人们，程、苏两贤本无什么罪责可指，只为了只言片语而成嫌隙，同室而操戈，最终两败俱伤，让小人一并击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说，熙宁间王安石新法之争出于公，元祐之争则出于私，元祐君子之过大。

　　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曾说：性格决定命运。我写作此文的时候想到，学问、思想本来与人之性格属两码事，可是事实上有某种性格之人一旦沾上学问、思想，非但这种性格会成为学术品格，学问、思想也极易带有某种性格特征，极易变成偏好和意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于人生事，成也天性，败也天性，成也学问，败也学问。怎么来对待学问，值得我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