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官学

　　宋代的官是比较好做的。进用的机会多，官位爵誉满天，皇帝也不轻易宰杀大臣。但是官多患也多，相互的猜疑便少不了。口舌多了，皇帝往往搞不清孰是孰非，迁了贬，贬了迁，仕宦往往一生浮沉。所以宋代的官也不好做。卖弄机巧可以时或得逞，堂堂正正做官相当难。

　　吕蒙正初入朝时，有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能当参知政事？”吕蒙正装着没听见就走过去了。同僚不平，要去查究，吕蒙正急忙制止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便终身不能忘了。不如不知道为好。”当时的人都十分钦佩他的宽宏大量。吕蒙正既知人善任，又直言敢谏，却不对私怨耿耿于怀、睚眦必报，以致三起三落、三度为相，宠辱不惊。

　　太宗罢了吕蒙正让吕端做宰相，有人说，吕端这个人很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在大事情上一点儿不糊涂。”说吕端糊涂，是说他不计较别人暗算，不知争权弄权。有个叫李惟清的，职位从知枢密院事降到御史中丞，怀疑是因为吕端压制他，借机中伤。吕端一笑了之，不以为意。说吕端糊涂还可能指他太过谦让。这谦让不是官场的通行规则。寇准自左谏议大夫升参知政事，吕端请求官居寇准之下，结果太宗封他当右谏议大夫，后来提拔他当宰相。吕端顾虑居相位列寇准之上，寇准会不服，就请求让副相（参知政事）与宰相按日轮流值班掌印，一同登政事堂办公。太宗同意了这个建议。后来宫中传出皇帝的命令：“从今以后有关中书省公务必须经过吕端审核斟酌后，才能奏给皇帝。”吕端更加谦让而不独断专行。

　　吕蒙正、吕端在处理自己与朝臣的关系时，采取的是淡化自己对别人的好恶意气的办法，模糊私怨，从而消解矛盾。而王曾的办法则是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模糊起来。王曾提拔任用人，从不让人知道。范仲淹曾对他说：“正大光明地选拔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德高望重，唯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啊！”王曾说：“宰相老是想把恩德归于自己，那么又让谁来承担怨恨呢？”范仲淹对他这番议论深表赞赏。

　　糊涂做官而使私怨模糊起来可能比较容易做到，而恰恰这几位都是想做些大事的人物。这样，他们的处世哲学实行起来便大有难处。西夏的李继迁侵扰宋朝的西境，保安军报告说擒获了李继迁的母亲。太宗想杀了她，招枢密使寇准来商议。寇准告退后，经过相府，吕端猜测太宗与他商议的是大事，就谨慎地对他说：“是皇上关照你不讲给我听吗？”寇准说没有。吕端说：“如果是边境日常事务，不必让我知道；如果关系到军国大事，我这个当宰相的不能不知道啊！”宋代削了宰相的权，太宗时枢密使已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军事问题由皇帝与枢密使议，宰相不得与闻。所以吕端向寇准问这个问题是越权的。幸好吕端做得谦恭，而寇准又是个明白人。寇准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吕端问怎么处理，寇准说：“打算将李母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此惩戒凶残叛逆的李继迁。”吕端说：“这么做无疑是失策的，希望你暂缓行事，我要重新奏明皇上。”吕端进宫对皇上说：“从前项羽捉到太公，想要烹杀他，刘邦说：‘请分给我一杯羹。’做大事的人尚不顾他的父母，何况李继迁这样的叛逆者呢？皇上今日杀了李母，明日就能逮住李继迁吗？倘使不能这样，白白结下仇怨，只能更加坚定他的叛逆决心罢了。”太宗问该怎么办，吕端说：“依我的看法，应当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派人好好地赡养起来，以此招李继迁来归顺。即使他不会立即投降，终究可以牵制住他的心，他母亲是死是活掌握在我们手中啊！”大宗拍大腿叫好，说：“如果不是你提醒，几乎误了大事。”当即采纳了吕端的计策。李继迁的母亲后来因病死在延州，李继迁不久也死了，他的儿子终于归顺投诚。这得力于吕端。

　　在事关礼仪脸面和沟通某种私人关系上，为官者的处世哲学更有为难之处。真宗乾兴年间(1022年)，王曾由副相封会灵观使，曹利用由枢密使封景灵宫使，当时重使号，而宫使重于观使，曹利用排名在王曾之上。不久王曾升昭文馆大学士、玉清昭应宫使。去皇上那儿告谢的时候，看门的不知应如何排名禀报，正不知所措时，王曾高声喊：“只管奏明宰相王曾等告谢。”曹利用怏怏不平，皇帝为抚慰他，仍下诏规定排名按原来的顺序。后来曹利用在被贬的路上自杀，太后大怒，王曾却为曹利用说话。可见王曾看人看事一直是客观的，当年排名的那一喊，性情上的东西多。再说吕蒙正。朝中有位官员收藏着一面古镜，自称这镜子能照200里，打算献给吕蒙正以求交好。吕蒙正笑道：“我的脸不过菜碟大小，哪里用得上照200里的镜子呢？”吕蒙正说得诙谐婉转，有本色，为人称道，却也得罪了人。

　　在宋代这么个官场里，要顾及自家面子、人家面子，还有皇上的面子，再加上政治理想、道德修养、个人性情等等，做人是很累的。到后来大多数人都是顾此失彼。有心计一点儿的，或钻营升高官，或能协调好某种关系干点有益的事，但多数人只能过得糊涂一些。这官学是一笔糊涂账，很难理清楚。有意识地淡化人际间的恩怨，让某些微妙关系变得模糊一些，也算得是这糊涂官学里的精明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