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办画院，招画师采用唐人诗句命题考试。其中有一题“蝴蝶梦中家万里”，夺魁者王道亨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此句出自唐崔涂《春夕》诗：“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诗借梦蝶意象写游子孤眠异乡的空虚、失望：思乡入梦——梦醒益思——子规声里愁益愁。“蝴蝶梦”与“家万里”虚实相应，“蝴蝶梦”与“子规啼”乐悲同构，“子规啼”与“三更月”声色相照，清冷、凄凉、愁惨的气氛令人触目伤怀。王道亨的发挥扩充了原诗的意境，这种意境又正好影射了宋朝的国运，包括徽宗本人的命运。自秦汉以来，中原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的冲突一直不断，汉唐时期中原王朝通过武功与和议十分困难地维持着对峙局面。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开拓向外、宣武播文的方针，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务实的。但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包括徽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在“强内”不足的情况下贸然行动，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真宗在取得澶渊之战胜利的时候，果断地以巨大的利益让渡与辽国签订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是对时势的深刻洞见。继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朝与辽国之间和平相处了119年。后来辽国后院崛起女真部落，叛离其宗主辽国而独立，一年之后建立了号称“金”的国家。徽宗和蔡京、童贯、王黼等认为有机可乘，一相情愿地想要火中取栗，企图与其相互联合，腹背夹击，搞垮辽国。结果是灭了辽国，金国挥兵南下，直取开封，于是有了“靖康之耻”。国破家亡，徽宗本人北掳，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洪皓一样的“宋之苏武”，“蝴蝶梦中家万里”由此成为一种时代的苦痛。

　　撇开“家万里”，“蝴蝶梦”本身也是宋朝的一个隐喻。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更具有梦幻特征。在“文治靖国”的方针支配之下，专制政权的独裁和残忍有所消解，士人大谈建国治国方略，产生了王安石这等具有伟大思想、伟大理想的改革家。当时各种思想得以兼容并蓄而集大成，形成了难以胜数的学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或更多的价值取舍。其时科举制度又十分完善，平民有了更多进入上层社会的机遇。经济形态日益多元化，尤其是商业、手工业的地位空前提高，国民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生业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商人活动的舞台不断扩大，明显形成了商人阶层，农村和城市出现了许多种养、加工专业户，财富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包括皇室在内的婚姻限制日益弛禁。前朝各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得以全面综合并向精深化方向发展。造纸、印刷、纺织、制陶、医疗以及远洋、天文、物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诗词、戏曲、绘画、书法全面趋于精熟，达于极致。除《资治通鉴》、《通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巨著之外，还出现了体例详备、征引赅洽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等地方志著作。另外，还开创性地编纂了规模宏大的《开宝大藏经》、《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神医普救方》、《崇文总目》等丛书、类书和目录学著作。在宋朝体系宏大而且结构复杂的皇权制度和种种鸿篇巨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蝴蝶梦”。

　　崔涂的“蝴蝶梦”意象自也与庄周梦蝶有关。庄周梦蝶还有它本来的一种哲学意义：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人不可能确切区分真实和虚幻，但人与物齐，若能打破生死、物我的界限，则可无往而不快乐。清人张潮于《幽梦影》中言：“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宋朝的君臣百姓在相对自由的自我经营和十分浓郁的文化建构气氛中，确实有点儿忘了自己是“庄周”而甘做“蝴蝶”。自太祖立不杀文臣的规矩后，尽管后来实际上也有过一些文字狱，但从政为官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辈在朝堂上说话办事都比较意气用事，敢于大胆向皇上进谏自己的意见，还常常据理力争。许多人因此一生仕宦浮沉。起而落，贬而起，如同家常。王安石行改革，将个人的安危和利益置之度外，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苏轼一生在患难中度过，但其似乎从来不接受教训，有机会还是照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宋徽宗天赋很高，并不如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那样是个昏君，只是在朝堂上制造了他美妙的画境，用艺术手段做皇帝的事。南宋的大部分皇帝则在过着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宋朝的普通百姓似乎并不比前朝富裕多少，但他们都善于从自己平常的职业中发现创造的乐趣，制造出诸如南宋官窑、画金刺绣这等美丽的作品来。当时的许多文人入不了朝堂，便去做行吟诗人，其中写到万首诗词之多的不在少数。宋朝人将儒、释、道融为一体，不知自己是为儒、是为释、是为道，也不知自己之为“庄周”了。庄周梦蝶原本也极易滑向虚无主义、怀疑主义，但宋朝人好像并未如此，这是难能可贵的。“庄周”梦为“蝴蝶”，是宋朝人的幸事，也是宋朝的幸事。宋朝人在他们的超迈之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拓展了自身的生活意境，更多地求得了人性化生活。当然，“蝴蝶”不再梦为“庄周”，也是宋朝的问题。

　　序言蝴蝶梦里家国(2)

　　以蝴蝶比宋朝，在我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以大历史来观，中国古代社会至于宋朝达于顶峰或极限，其整个国家体系、经济模式、文化思想全面走向圆熟，进入到如同蝴蝶羽化一样的蜕变期。我曾深入研究过中国书法，总的感觉是：中国书法在魏晋时进入由旧书体向新书体转变的时期，艺术创造的可能性被极大拓展，因而也把中国书法推向艺术高峰。书法自唐代而及宋走向精熟，基本在技巧方面打圈子，创造性的一面被消解。宋朝而后连在技巧上打圈子的余地也没有了，所以基本可以评估为末流。中国古代社会自宋朝以后也是如此，蜕变为“蝴蝶”后要进入死亡期，须重建新结构，但中国封建社会死亡期太长久。由于固有的农业社会根基太深，尽管有王安石等改革家的努力，其仍没有较早地向工业社会转进。元明清几代所能作的努力也就十分有限了。宋朝人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社会仍是“蝴蝶梦中家万里”。

　　900年前的现代化问题

　　公元1068年即宋神宗熙宁元年，被封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应召入京。宋神宗问他治国最要紧的是什么，王安石回答说选人之道为先。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当效法尧、舜，怎么以唐太宗来比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后来的效仿者不能洞明，以为高不可及。又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相助，魏徵、诸葛亮何足道。第二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实施变法。王夫之在《宋论》里斥其大言震主，大言无实，是志小而图大。此为有明一代人的意气。不过这个“大”字倒让我想出些许道理。

　　其实王安石是带着切实的经验入朝的。他的自信来自从27岁起在浙东的一个小县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当县令的四年吏治经历。鄞县海滨有田，民以抵押向豪右贷款。王安石以官钱低息贷之，秋收还贷，即所谓青苗法。鄞人感恩戴德，在东钱湖畔为之立祠。王安石秉朝政，即以青苗法推而广之，推诸全国、推诸工商。此为以大易小。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分析，早先诸国疆域为后之一省或数州县大小，像鄞县一样，改革起来可以控制；近代欧洲诸国大者不过中国的一二省，小者为一二县，情况差不多，所以施新法能有成效。若施之大国，则为各种因素干扰，可能会弊大于利。古来治大国或用专制，或放任，利于武夫做舞台，利于无能之徒藏身薮，最不利于刚毅密察之大政治家。王安石志大、言大，但以泱泱中华之大易州县之小而为新治，殊非易事。

　　以国之大小论政治成败总还是比较表面的，略备一说吧。我想王安石法托尧、舜，是立政治上的高屋建瓴之势。中国历代几乎都用严密的集权体制成功地进行政治控制，但这一统治是相当费力和危险的，因为经济结构相当涣散。王安石的着眼点是找到经济的牛耳来领政治优势。这才是王安石真正的“大”之所在。让人惊叹不已的是，他找到的牛耳竟是现代经济之命脉的金融资本。

　　当时的王公大臣是很难理解这东西的。司马光对王安石说，善理财嘛，不过会聚敛罢了。王安石回答：“我有个办法不加赋税而国用足。”司马光不相信：“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有个定数，不在民则在官。如果设法夺民，害处比加赋税还大。”在此八年以前，王安石曾给当朝的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即言：“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法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这个“意”仁宗听起来还很玄。神宗聪明一点儿，听懂了。青苗法已经改变了古已有之的民间借贷的性质，近于今日原来意义上的农业银行之功能。由青苗法再衍化出来的市易法，既有汉代控制物价的专卖法功能，又发展了近于今日原来意义上的工商银行之功能。此法是以资本经营刺激资本增值。当时曾竭力反对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程颢等人，在很久以后才懂得其中的奥妙。据考证，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金融资本经营理论的，以致甚至有人想据此断定当时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事发生在900多年前。

　　王安石的见解当然也是有局限的。他所倡办的是“官办银行”。官吏或不懂业务不善其事，或借以营私；法律制度不健全，难以制约官方，也不可能有公平而牢固的契约关系。所以实施新法注定要失败。当过三朝宰相、时被贬为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上疏说：所立的条例规定还二分息，但有的地方官僚擅自放贷取息，借钱一千，要还一千三百，与初衷相违。而且借贷要担保，贫户必须富户担保，一旦还不出便逃散而去，富户也受其连累，成了贫户。不惟王安石，直至近世，各国经过几百年的尝试，仍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梁启超在考察王安石变法及欧洲诸国的实践后提出，各国中央银行以集股而成，而政府施之以严格监督，其他大小银行委诸民办，才是合理模式。这个经验让我想到现实问题。

　　我在政府机关工作有年，参与过地方宏观经济决策讨论。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即现在中国的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多元化，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在按市场自由贸易原则运行，但总会因为资本和资源配置的问题而大起大落。这是不是有金融这个牛耳仍为官所执的原因？政府调控的范围是否应该尽快缩小到市场失灵的那一块儿以内，才会较快地使资源配置最优化？王安石的问题仍是今日中国之要害问题。以现代“大”金融观易“小”农经济思想，仍待时日。